白居易背後的故事

大唐帝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不到300年的歷史，崛起了詩的羣峯，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是其中之一。

白居易認為，為文或歌詩，之於朝廷，旨在“補察時政”、“泄導人情”；之於社會，旨在“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並寫下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千古名句。語雖簡短，卻是白居易的文學宗旨與創作總綱。文中的“時”與“事”，與今之“時事”相去不遠。“為時而著”，強調創作要順應時代，與時俱進；“為事而作”，強調創作要因事而發，裨補世事。文學創作囿於“時”而基於“事”，文學作品應於“時”而及於“事”。作為“社會意識”的“詩”、“文”反作用於作為“社會存在”的“時”、“事”，“詩”、“文”為“時”、“事”而創作，也就順理成章了。

白居易的“時”與“事”，似乎隱含了統治者及其行為的文學客體地位。文學能否發揮作用，完全取決於統治者是否允許創作，能否傾聽民聲。白居易以上古帝王作譬喻，説明文學與政治之關係，“‘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舜)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桀)荒矣。”只有在“為時而著”、“為事而作”能夠保證的情況下，“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的上下關係才會形成，通過“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才能“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

文人當然是文學的主體，白居易卻表示了深深的憂慮。他認為，文人中存在兩大傾向，一是阿諛逢迎、諛時媚世。在當時，“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美者多睹其虛辭(《策林》)”，“郊廟登歌贊君美，樂府豔詞悦君意。若求興諭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采詩官》)”。一些御用文人，睜着眼睛説瞎話，昧着良心唱讚歌，歌功頌德，粉飾太平，“救失之道”遁跡，“諂成之風”大熾。他擔心，如此下去，統治者不見弊端叢生，只道歌舞昇平，不聞啼飢號寒，只知琴瑟鐘磬，必然導致施政失誤，國運衰微。這種虛美媚世、取悦邀寵之作，“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疑將來。”二是沉溺風月、逍遙山水。白居易認為，大約從謝靈運、陶淵明開始，文學的鋒芒已銷蝕殆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園。”至於謝朓的“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鮑照的“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文學造詣華麗上乘，然而，“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這樣的作品，於世道人生何益？他甚至對作為本朝早期大家的李杜，也深感缺憾。李白之作，雖然“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然則“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而杜甫之作“可傳者千餘首”，而像“三吏”及“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作品，“不過三四十首”。在專制政體下，由於創作空間逼仄，創作風險高懸，一些文人雅士“避席畏聞文字獄”，只好退隱山林，避居鄉間，對於國難民瘼置若罔聞，整日吟風弄月、卿卿我我，或在古籍中淘生活，或在瑣碎中覓生機，醉心於銅臭女色，止步於搜奇獵怪，滿足於追名逐利，誠可謂“著書只為稻粱謀”了。

白居易賦予文學以強烈的使命感，他認為，作為文學介入、干預社會之手段，“文士褒貶”執掌着“懲勸善惡”之柄，“詩人美刺”秉持着“補察得失”之功。因此，文人不應逃避現實，自廢武功。白居易筆下的“褒貶”、“美刺”，近於當代的“歌德”與“缺德”之爭。他並不認為“褒”與“貶”、“美”與“刺”是對立的。“褒”、“美”屬於“揚清”、“鼎新”的範疇，而“貶”、“刺”屬於“激濁”、“革故”的範疇，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他痛心於“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在文學實踐中，他積極推動新樂府運動，大量創作直指時事政治、世道人心的諷喻詩。白居易的50篇新樂府詩作，如果以美刺兩類粗分，屬於“美”者有8篇，屬於“刺”者有30篇，介於二者之間的也帶有勸誡、警策、辨析等內容。比如，其中的《賣炭翁》、《驪宮高》批評的是皇室；《黑潭龍》、《官牛》撻伐的是官吏；《杜陵叟》、《繚綾》披露的則是民瘼。他的作品的確力行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宗旨。

白居易自嘲，“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他明知寫風花雪月可保身，書諛詞諂語能升官，卻不屑為之，終因寫詩受到誣陷，並被削職罷官。《與元九書》，就是被貶江州時所寫。晚年的白居易變“聰明”了，他放棄了“兼濟天下”，只求“獨善其身”，仕途是順利了，但在創作上卻失去了早期的鋭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