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旱-壓倒王安石新法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以農業立國的中國封建社會，雨被看作影響農業生產最主要的自然因素。然而，熙寧七年的雨，卻不僅僅是自然的，它更是社會的。這是宰相王安石變法的第六個年頭，然而就因為雨的因素，他被迫罷相，其新法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敗。

熙寧七年是個大旱之年。與此同時，這一年也是宋朝歷史上的多事之秋。由於乾旱被視為有意識的人間主宰者“天”所發出一種信號，被賦予了許多自然以外的意義，因此，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時空背景，或許會發現這一年所有重大事件的發生都與乾旱有關。　　熙寧七年是個大旱之年。與此同時，這一年也是宋朝歷史上的多事之秋。由於乾旱被視為有意識的人間主宰者“天”所發出一種信號，被賦予了許多自然以外的意義，因此，當我們把目光投向更廣闊的時空背景，或許會發現這一年所有重大事件的發生都與乾旱有關。

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的雨，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只是少了許多。從頭一年的秋冬開始，有些地方就連續多日沒有出現有效的降雨。轉眼新年到來了，人們盼望新的一年時來運轉，上天能降下久違的甘霖，滋潤乾枯的大地。但是希望卻如同竹籃打水，旱情越來越嚴重。中國北方的春天，向來就有“春雨貴如油”的説法，而熙寧七年的春天，雨水似乎更加吝嗇。

秋冬以來所累積的旱情，正在向更嚴重、範圍更廣大的方向蔓延。六月，大風裹挾着沙塵席捲京師，風沙過後，席子上落滿的塵土厚達一寸以上。夏秋季節本是北方雨水相對集中的季節，但受災地區的持續乾旱尚未得到復甦，九月又遭遇了新一輪的旱情。

乾旱的發生不僅使人畜的飲水變得困難，受害最直接的還要數地裏的莊稼。持續的乾旱使得原本要藉助秋雨來播種的冬小麥無法下播，勉強播下的麥子因為墒情不足，影響發芽，發芽的麥苗因乾旱變得枯焦。黍、粟、麻、豆等春種秋熟作物，也因雨水稀少而來不及播種，沒了指望。京畿所在的開封府也發生了中等程度的旱災，受害面積達到百分之五十。

更為嚴重的是，旱災還併發了嚴重的蝗災。蝗蟲所到之處，就連草根也被噬食一空。因此，旱災尚未到達最嚴重的狀況之前，由旱、蝗所引發的饑荒提前到來。更有甚者，雨不見下降，糧價卻要上漲。官府的各項税收和攤派也未見減免，中等富裕程度以下的人家，都出現了糧食短缺、朝不保夕的狀況，十人之中就有九人擔心餓死，只得以樹皮草根充飢。越來越多的饑民開始逃荒要飯，自尋生路，形成了流民潮。

流民一路進發，途中經過京師開封等地，開封城裏的居民每天都能看到大批流民湧入京城。當時把饑民逃荒要飯稱之為“逐熟”，所謂逐熟，就是指災民趕往豐熟地區流亡乞食。但逐熟在熙寧七年並不是一件尋常的事，由於受旱的面積太大，一些逐熟災民乞食的路途遙遠，其中的老弱病殘尚未到達目的地，便因飢餓倒斃在路旁。

熙寧七年，乾旱當前，人們求雨若渴，祈雨成為人們的首要任務。祈雨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一有災害性天氣，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祈禱。這是由來已久的做法，在中國，其源淵可以上溯到商周時代。宋人的祈禱行為是非常普遍的，從皇帝到各級官員，乃至普通百姓都免不了。祈雨反映了人們對於天人關係的一種看法，即認為雨是天人相感的產物。　　熙寧七年，乾旱當前，人們求雨若渴，祈雨成為人們的首要任務。祈雨是世界各民族中所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一有災害性天氣，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祈禱。這是由來已久的做法，在中國，其源淵可以上溯到商周時代。宋人的祈禱行為是非常普遍的，從皇帝到各級官員，乃至普通百姓都免不了。祈雨反映了人們對於天人關係的一種看法，即認為雨是天人相感的產物。

變法動了誰的“蛋糕”?

乾旱本是自然的事情，但古人並不這麼看。

孔子在編寫《春秋》的時候，對於日食、彗星的出現，山崩、地震、水旱等嚴重的災害，都要加以記錄。他認為自然界的這些異常和人類社會的政治事變具有必然的聯繫。孔子的孫子子思在《中庸》中總結了這一思想，説“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顯而易見，這是把天與人關聯在一起的思想。

漢代思想家董仲舒首先對這種天人觀作了完整的表述，他認為“天”出於對人君的仁愛，會以災異譴告的形式對國家政治的過失提出警告。在這種思想支配之下，當水、旱、蝗乃至地震等重大的自然災害發生之時，統治階級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有過錯。

因此，熙寧七年這場嚴重的旱災最終演化為對人事的檢討。

而當時最大的人事，莫過於王安石變法。

宋王朝自太祖皇帝開國，歷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朝，至神宗皇帝即位，已經百餘年了，當初為糾正殘唐五代時藩鎮割據之弊，制定的“興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國策，歷經數朝而不改，其弊端日漸顯露，而宋初因為救人才緊缺之急，大量開科取士的做法沿用下來，造成了龐大的官僚隊伍，到慶曆年間，已“十倍於國初”，達到了一萬多人，導致宂官、宂費激增。同時，因連年對西夏用兵，加上澶淵之盟後每年要給遼國的歲幣等，浩大的軍費開支使財政不堪重負，至英宗治平二年(1605年)，帝國財政終於出現了赤字。同時，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土地兼併又迫使農民轉職軍旅，使得軍隊人數激增，軍費開支越來越多，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北宋帝國陷入了惡性循環。

宋神宗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國無比危難的時刻，走到了歷史的前台。

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後在地方為官。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於土地兼併。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但他的改革主張並沒有得到宋仁宗的重視，直到宋神宗即位。熙寧初年，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新法，史稱“熙寧變法”，也叫“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從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了土地兼併。

宋朝把官僚豪紳大地主階層作為它統治的最可靠基礎，在其建立之初所制定的政策法令中，就賦予這個階層以種種特權，使其對土地可以肆意兼併。大量的土地被這樣一些人家所佔有，社會上喪失土地、破產失業的人越來越多，而政府在賦税徵收和徭役徵發等方面，也都受到極為嚴重的影響。

這種奉行已久的政策，究竟是要繼續下去呢，還是要加以調整和變革?這是牽涉到地主階級內部各階層之間財產和權力再分配的問題，也是以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和以司馬光、韓琦、富弼等人為首的保守派進行鬥爭的一個重要焦點。保守派利用習慣勢力，頑固地、不顧一切地要把官僚豪紳大地主階層的既得權勢維護下去;而王安石卻着眼於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和前途，要“摧豪強”、“抑兼併”，制止土地兼併惡性發展，藉以保證封建統治獲得一個比較穩定發展的局勢。

在各項新法之中，“摧豪強”、“抑兼併”，最典型、最有效的莫過於青苗法。

青苗法的出籠基於這樣一個背景：北宋政權建立後，曾效仿前代的方法，陸續在諸路州縣城設置“常平倉”——即政府的一種糧倉。常平倉起什麼作用呢?凡遇五穀豐收之年，政府提高收購價，從農民手中購入糧食;災荒之年，政府以比市價稍低的價格賣出糧食以利災民。但規定是規定，事情可並不認真這樣辦。有的地方將常平倉移作私營，有的地方官與大户人家勾結，利用買入和賣出糧食的機會謀取私利，甚至北宋政府也曾挪借各地常平倉的本錢以助軍費。因此，到北宋中期，各地的常平倉其實已有名無實，它所應具有的調劑糧價和救濟災荒的作用，已經完全消失了。

在這種情況下，王安石推出了青苗法，規定在青黃不接時，以“青苗錢”的形式貸款給農民，農民收成後以錢或糧加利息歸還政府。青苗法的實質是：以政府行為取代私人放高利貸，以金融手段穩定糧價，阻止大地主趁火打劫進行土地兼併。這等於斷了大户人家的財路，因此青苗法成了被保守派攻擊次數最多、攻擊人數最多、攻擊程度最猛烈的對象。甚至在青苗法創立三十多年後，亦即王安石去世多年之後，蘇軾之弟蘇轍在其《詩病五事》中仍咬牙切齒地寫道，“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小丈夫也……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可見青苗法“劫富濟貧”，觸之之痛，以及保守派對王安石恨之之深。

變法壓力巨大，然而王安石頂住了，因為他有他自己的精神支柱。

王安石變法是歷史上最有爭議的事件之一，其失敗的原因也眾説紛紜。歷史學家在作相關解讀時，着眼於人際關係，把王安石變法及其失敗，看作是統治階級內部所謂變法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然而如果着眼於天人關係，那麼導致王安石變法走向失敗的最後一根稻草，卻恰恰是熙寧七年的雨。　　王安石變法是歷史上最有爭議的事件之一，其失敗的原因也眾説紛紜。歷史學家在作相關解讀時，着眼於人際關係，把王安石變法及其失敗，看作是統治階級內部所謂變法派和保守派之間的鬥爭。然而如果着眼於天人關係，那麼導致王安石變法走向失敗的最後一根稻草，卻恰恰是熙寧七年的雨。

王安石的精神支柱

王安石的精神支柱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和“流俗之言不足恤”。

作為王安石變法精神支柱的“三不足”原則，在王安石入參大政之後不久，司馬光、範鎮、陳薦等人便借一次考試的機會，在試題中全面加以揭露。當宋神宗看到這份試題之後，大為駭怪，説朝廷上絕對無人作此主張，並批示另出試題。等到宋神宗見到王安石時，問王安石“聞有三不足之説否?”王安石雖答以“不聞”，但緊接着就詳細闡明“祖宗不足法”和“流俗之言不足恤”的道理，説這兩點是完全正確。但對“天變不足畏”一事，他卻不敢坦率地予以承認，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王安石心裏清楚，宋神宗是相信天人感應的。天變即喻示人變。所以他只能委婉地對皇帝説道：“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唯恐傷民，此即是畏天變。”他不敢談及堯時曾有九年的洪水，商湯時曾有七年的大旱，都足以證明天變與行政無關的道理。當然，這只是權宜之計，王安石明白，一定要逐漸讓宋神宗接受其“天變不足畏”的觀點。後來，他又利用其他機會向宋神宗解説，希望使宋神宗明白自然現象的變異與政治全不相干。

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王安石的這一意圖，在宋神宗那裏並未收到任何效果。恰恰相反，宋神宗反而站在保守派一邊，和他們一起大唱反調了。熙寧七年三月中下旬的一天，當翰林學士韓維在延和殿朝見時，宋神宗説，“久不雨，朕夙夜焦勞，奈何?”韓維奏對，説僅僅“舉行故事(按舊例行事，舉行祈雨等活動)，不足以應天變”，然後，他又説青苗法害民，應予廢除等等——針對這些問題，他力勸宋神宗下詔責己，廣求直言。宋神宗採納了韓維的諫言，頒降了直言詔書。而這道詔書，既是宋神宗第一次完全站在保守派立場上向王安石的新政進行全面的指責，更是直接向着王安石所標舉的.“天變不足畏”的觀點公開挑戰。

當王安石讀到這道詔書之後，其所受的打擊之深重可以想見。然而王安石隱忍着這一傷痛，當又一次見到宋神宗時，他仍努力向宋神宗勸説道：“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陛下即位以來，累年豐稔，今旱(han，乾枯)雖逢，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但此時的皇帝，仍不為所動，説：“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正為人事有所未修也。”大旱面前，兩人都提到人事，不過王安石更着眼於未來，他希望通過變法，克服天災所帶來的不利情況。而宋神宗則試圖從已經發生的人事上去檢討天災所發生的原因。

在當時，“天變不足畏”絕對是“少數人的真理”，王安石對這一點應該是心知肚明。

王安石入朝執政之初，當他剛剛開始制定變法的計劃時，保守派的官僚士大夫們，就全都拿“天變”來恐嚇宋神宗，意圖以此來阻撓變法的進行。帶頭的是御史中丞呂誨，他在熙寧二年六月上書就説“天災屢見”，都是因為王安石。但呂誨的謀劃並未得逞，於是又來了宰相富弼。熙寧二年十月，富弼罷相，當他即將離開朝廷時，對宋神宗説，當權的王安石“所進用者多小人”，以致天降責罰，很多地方“地動、災異”，所以“宜且安靜”，也就是不要再搞什麼變法了。熙寧三年正月和三月，翰林學士範鎮和御史程顥也分別以天災説事兒，攻擊王安石變法。這些上書，語意誇張，彷彿不把變法停止，就要出現天塌地陷的大劫了。

對於這些攻擊，王安石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天變不足畏”的觀點闡明，一次次使政敵們的謀劃破滅。然而，宋神宗對於“天變不足畏”的觀點一直不同意，王安石一次次的解釋雖然暫時制止了保守派的喧鬧，但仍未能使宋神宗的思想有所改變。

這為保守派的最終勝利埋下了伏筆。

熙寧七年的大旱終於給保守派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

圖為農業生產中的田漏，其計量方法和雨量器完全相通。宋朝已經利用容器中的水位變化來計算時間，田漏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然而，雖然上報雨量的需求催生了雨量器，但雨量器這種科學的方法在中國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對雨水的解釋演變成了為政治鬥爭服務的手段。　　圖為農業生產中的田漏，其計量方法和雨量器完全相通。宋朝已經利用容器中的水位變化來計算時間，田漏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然而，雖然上報雨量的需求催生了雨量器，但雨量器這種科學的方法在中國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因為對雨水的解釋演變成了為政治鬥爭服務的手段。

報雨量的問題

在“靠天吃飯”的農業社會，人們最盼望的就是風調雨順。古人往往根據雨水的大小來預測年成的好壞，即所謂“佔雨”，如唐代韓鄂在《四時纂要》中就提到：“凡甲申風雨，五穀大貴，小雨小貴，大雨大貴。”

對雨水的重視，促進了雨水上報制度的形成。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奏報雨澤是自秦漢以來就已形成的一個慣例。州縣一級的官員必須定期地向朝廷上報當地的降水及農業生產情況。

宋代雨量上報制度更趨完善。包括雨是幾時幾刻下的，入土幾尺幾寸，都要記錄上報，甚至上報雨量的時限也有規定。

熙寧七年的旱情牽動着每個人的神經，深居簡出的神宗皇帝以自己的方式密切關注着天氣變化，一有雨水發生，便會叫人到宮中的一塊地上，用鋤頭挖地，看看雨水滲入土中的深度。這年九月的一天，因為連日陰雨，皇帝高興地告訴他的輔臣説：“朕宮中令人掘地及一尺五寸，土猶滋潤，如此必可耕耨。”顯而易見，他把雨水的入土深度當作雨量的標準，這種雨量標準也是當時所通行的一種標準。在民間和文人筆下也有“一犁雨”的説法，如蘇軾就有詩云：“昨夜南山雲，雨到一犁外”。宋人類似的詩句還有：“柔桑蔽野麥初齊，布穀催耕雨一犁”。“東阜好雨一犁足，麥半黃時秧半青”等等。“一犁雨”即指雨水入土的深度，具體説來，“雨以入土深淺為量，不及寸謂之一鋤雨;寸以上謂之一犁雨;雨過此謂之雙犁雨。”雨水入土深度概念的採用，表明人們注重雨水的實際效果。

然而，雖然皇帝本人在皇宮裏可以令人掘地獲知雨量大小，但是對於各地的雨量，他卻很難得到真實的彙報。

在當時，上報雨量是由地方官員負責，而非由專門的機構執行，這為弄虛作假提供了方便。當時上報的情況往往是瞞報虛報，“諸州縣奏雨，往往止欲解陛下之焦勞，一寸則雲三寸，三寸則雲一尺，多不以其實，不可不察也”。那麼官員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若以天人感應的觀點來看，這事就好理解了。雨量大小就是官員政績的體現，更重要的是皇帝對此深信不疑，因此下不下雨，下多少雨，直接影響着官員的升降。遇到大旱，為了減輕自己的罪過，地方官員就把災害的程度説得儘可能小些，以此來表明自己對於本地區的治理是不錯的。比如同是在熙寧七年，京東、膠西、淮浙等地的旱災還併發了嚴重的蝗災，有人卻説“蝗不為災”，是“為民除草”。

本來在大災之年，如果地方官能據實上報嚴重的災害情況，那麼農民的賦税負擔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減免，甚至可以得到政府的救助，但地方官對災情的虛報瞞報，乃至報喜不報憂，不僅僅欺騙了皇帝，更害苦了百姓。

皇帝受到了地方官的矇蔽，這讓保守派抓住了契機。因為他們想到，揭露這種現象，向皇帝如實報告災害的嚴重，甚至誇大其詞，將使得王安石的“罪過”更大。

一幅《流民圖》打倒了當朝宰相王安石——這聽上去有些不可思議。事實上，上自先秦，下至晚近，逃荒一直是農民的一種常規的求生手段，圖中的景象並不見得是人間地獄。但對於身處深宮大院的皇帝而言，這是觸目驚心的。鄭俠所繪《流民圖》早已失傳，圖為明代畫家周臣的《流民圖》。

關鍵人物，是一個小人物：鄭俠。

鄭俠，字介夫，福州福清人。曾隨父官居江寧，閉户苦學，治平四年(1067年)中進士，出任光州司法參軍，期間多次上書王安石，痛陳新法弊端，讓他這位先前的恩師王安石很不爽。後來，鄭俠被調入京城開封，監守安上門。

正是熙寧六、七年間旱魃肆虐、流民潮起之時，監守安上門的鄭俠每天都能看到流民，老幼扶攜，瘦弱愁苦，身無完衣。鄭俠把自己看到的民生困苦，於當年三月畫成著名的《流民圖》，並擬就奏疏，假稱“急密件”，騎馬送達“銀台司”(專為皇帝收奏摺和案件的部門)，直接送到皇帝手上。

鄭俠在奏疏中寫道：“臣伏睹去年大蝗，秋冬亢旱，迄今不雨，麥苗焦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種，旬日以來，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鄭俠説他的《流民圖》中所描繪的場面，只是他在安上門上親眼所見，“百不及一”，外面的實情比他所看到的更為嚴重。

旱災已然成形，如何讓老天爺下下雨來才是消災的關鍵。鄭俠提出“當今之勢猶可救，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召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祉。”進而，鄭俠更以性命做保證，“若按我説的去做，十日之內不下雨，就把我殺了。”鄭俠似乎是一名好官了。但是在一系列的上書之後，他的最後上書才叫一兩千斤：“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

此前，朝廷也收到各式各樣的災情報告，但沒有想到災情是如此之嚴重。原本以為誠意足以致雨的神宗皇帝在例行避正殿、減常膳的同時，也派人四處祈雨、多方賑濟，並要求各地將久拖未決的刑事案件疾速結絕、實施大赦等等舉措。然而所有的努力都付諸東流。老天沒有下雨，乾旱還在蔓延。

而鄭俠的濃墨重筆，勝過詩人的音律神韻，沖決了禁城紅牆，把一羣血淚交加的流民生活圖景送進了皇帝的寢宮，那一張張飢餓變形的面孔，使宋神宗驚駭萬分，不由大罵王安石誤國。慈聖、宣仁二太后看過《流民圖》，也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

於是，宋神宗在度過一個不眠之夜後，下詔暫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項新法。

有人説，鄭俠不過是一個小官，他敢於又繪圖又上疏，指名道姓彈劾宰相，很可能是受到了保守派的唆使。把逃荒的農民繪成《流民圖》是富於巧思的，圖片宣傳總是比文字宣傳來得有力。

事實上，不管鄭俠是否受到唆使，對保守派來説，要扳倒王安石，這是最好的機會。因為他們已經看透了，無論宋神宗如何支持王安石，但在天人感應的觀念上，兩人是有着根本分歧的。王安石的精神支柱是“天變不足畏”，而宋神宗的心理底線則是“天變足畏”。只是看“天變”到什麼程度。而《流民圖》所展現的“天變”的程度已經超過了皇帝的承受範圍。

我們現在來看一個時間表：三月中，鄭俠上書。三月底，皇帝下詔，要求廣開言論，討論朝政闕失。這也是祖宗之法。真宗鹹平二年(999年)閏三月，因為大旱，也曾下詔讓大臣直言極諫。對許多有政治企圖的人來説，朝廷開放言論是一個歷史機遇，因為他可以利用這個機遇發表對時政的看法，指出朝政的過失，同時也對政治上的對手展開攻擊。

四月十八日，司馬光提交《應詔言朝政闕失狀》，極言災害的嚴重性，並將其歸咎於朝政闕失，而首當其責的是王安石及其所倡導的新法。司馬光一共列舉了新法的六大罪狀，指出只要將利少害多的新法廢除，則“上下感悦，和氣燻蒸，雨必沾洽矣”。司馬光的上奏，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皇帝早下決心廢除新法，罷免宰相。

於是，就在司馬光上書的第二天，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罷去宰相之位，帶着多病的妻子和“以病告假”的兒子離開京都汴梁，前往江寧府出任太守。

離開京都之時，他寫了一首絕句：“六年湖海老侵尋，千里歸來一寸心。回望國門搔短髮，九天宮闕五雲深。”雖然王安石忠君報國之心溢於言表，但是一場天災最終使他失去了相位。“熙寧變法”就此結束了王安石時代。

在崇信“天人感應”的時代，雨絕不僅僅是自然界的現象，説它改變了歷史也毫不為過。王安石的遭遇既非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即便是在有宋一代，王安石的遭遇也非絕無僅有。晴雨被看作是天命，治理國家依天命而行，甚至個人的命運也被所謂天命所左右，以水旱去職的官員並不在少數。如此看來，導致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並不是保守派的反對，而是天公不作美。套用西楚霸王的話來説，“此天之亡我，非戰之不利也。”當然，王安石變法本身就是歷史上最有爭議的事件之一，對於王安石的第一次罷相而言，熙寧七年的雨也許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已。

熙寧七年的乾旱已由氣象史家和歷史地理學家通過科學的方法得以重構和證實。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上來看，熙寧七年都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份，旱情之嚴重、受旱面積之廣都令人後人感歎。　　熙寧七年的乾旱已由氣象史家和歷史地理學家通過科學的方法得以重構和證實。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上來看，熙寧七年都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年份，旱情之嚴重、受旱面積之廣都令人後人感歎。

事有湊巧，也不知是上天為王安石感到惋惜，還是應驗了鄭俠、司馬光等人的請求，據説宣佈罷免王安石宰相的當天，京城的上空果然降下了一陣不大不小的雨，當然，這場雨並沒有能真正緩解當年的旱情。

嗚呼!熙寧七年，果然是雨點小，而雷聲大。雨水未能滋潤社會穩定的根基，而缺雨引發的雷鳴般的爭議卻把王安石從宰相的位子震了下來，甚至也震動了大宋王朝的百年基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