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貧困山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分析論文

論文摘要：選取貴州貧困山區望謨縣為調研對象，以05-07年的跟蹤數據分析貴州貧困山區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及特點，顯示其外出風險較高，對城市適應能力較差，但同時外出的結構在優化。通過分析，認為要合理有效轉移貴州貧困山區勞動力首先要各方營造一個低風險轉移的環境，其次外出勞動者要有意識根據自身及所處區域特點調整個體行為。

論文關鍵詞：勞動力轉移,貧困山區,貴州

勞動力轉移實質上是資源優化配置的一種市場表現。其積極意義已經不再僅僅是實現農民增收致富的權宜之計，更多的是促進信息、知識、技術、資金的城鄉互動，提高農業勞動效率，改善農村人力資本的狀況（張錦鵬，2009）。“走出去”這就對於欠發達山區、擁有72.3%的龐大農業人口的貴州來説意義顯得尤其重要。本文試圖通過對貴州省望謨縣農村住户的跟蹤調查資料分析，來客觀的認清貴州山區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及特點，以期能為研究貴州勞動力轉移問題提供微薄的參考。

一．貴州省望謨縣基本情況及調查數據説明

望謨縣位於貴州省南部邊緣，是典型的“貧困”“多民族”“山區”。望謨縣直屬貴州省31個貧困縣之一，也是全國331個貧困縣之一；全縣土地3004平方公里，可經營面積為437.46萬畝，是一個“九分半山半分田”的典型山區；縣裏聚居着布依、苗、回、壯、回、漢等15個民族，其中布依族佔65%，苗族佔12.5%，漢族佔21.74%。望謨縣是一個自然經濟王國，農户的主要經濟作物是以自然資源為主的農產品，對氣候、自然環境依附性較大。基於以上的區域特點，選擇望謨作為貧困山區調查對象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數據來源於貴州省社會經濟調查總隊，選取望謨縣5個村50户進行2005——2007年的住户跟蹤調查。

二．貴州貧困山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分析

貴州貧困山區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狀及發展趨勢我們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

（一）貴州貧困山區外出勞動力基本特徵

將外出勞動力的個體做分析，能瞭解其構成、文化層次、規模等基本情況。數據結果顯示基本特徵是外出人員性別男性化、轉移年輕化、家庭主勞動力轉移化、文化程度較低化。

1.從外出的人員數來看，05年在50户的村户調查中有21個勞動力外出，06年為23人，07年為28人，增長了30%。在有限的調查户數裏，兩年增長了三分之一的外出人數，説明外出的人羣在增加。

2.從性別構成來看，男勞動力人數在三年內分別是18、20、26人次，分別佔總外出人員的85.6%、86.9%、92.8%。從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在外出勞動力中以男性為主，且男性外出人員的增長幅度大於總的外出人員增長數。

3.從外出勞動力與户主的關係中，户主與子女兩類是外出的主要類型，在05與06年外出的人員全部由這兩類關係構成，07年新增加了兄弟姐妹關係佔的比重僅為7.1%。從人員的構成來看，外出的基本是家庭裏的主要勞動力。

4.從年齡結構方面來看，16歲到50歲都有外出的人員，三年平均外出人員的年紀結構比重分別是：16-20階段佔12.28%，21-25歲階段佔24.03%、26—30歲範圍佔18.50%、31-35歲比例為9.39%、36-40歲為20.34%、41-45歲為14.27%。但更多的集中在21-25與36-40歲兩個階段，這與外出勞動力與户主關係的結論是相一致的。

5．從受教育程度來看，80%以上集中在小學和初中程度，而初中程度佔52%，是外出人員的主要受教育水平。其次是高中水平（8.57%）不識字或很少（8.45%）以及中專（4.77%）。可以看出，貴州山區外出人員的受教育程度還是很有限的，這在一定程度也決定了外出人員就業的環境及收益水平。

（二）貴州貧困山區勞動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

勞動力外出的基本形式及方向能揭示貴州勞動力外出的流向問題，也能從中看出外出勞動力的競爭力程度。數據分析顯示如下的現狀：

1.勞動力的外出方式中，三年內所有的轉移勞動力全部靠親戚朋友介紹外出。從這個數據我們可以看到，貴州山區人際網絡關係決定了村民外出就業的強度，一方面説明政府及其他組織的作用沒有發揮出來，另一方面也説明貧困山區少數民族村民對外界的信任度很低。

2.在外出地區及類型項目中，東部地區是轉移的主要輸入地05年佔76.2%，06、07兩年佔100%；西部地區在05年佔23.8%的比重，其他年份沒有轉移於此；至於中部及其他地區一直沒有勞動力的流往。可以看出，貴州勞動力仍然聚集在發達地區，追逐最高的勞動力報酬。

在外出地區類型中，93.93%的勞動力外出到地區級城市，6.73%集中在縣級市，4.76%流動在省會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在07年所有的勞動力都集中在了地區級城市，這説明農户的轉移還是具有一定的保守性，只是選擇略高出流出地一級的城市轉移。

3.外出就業結構中，轉移勞動力全部從事的是非農產業就業，其中又以第二產業為主要工作部門，二產業中製造業與建築業是其從事的兩個重點行業，三年來平均分別所佔的比重為55.1%、43.3%。而第三產業中僅有4.76%的外出人員從事，集中在交通運輸倉儲業。

4．從外出務工的時間來看，貴州勞動力在外從業滯留時間仍然較短。1-3個月的佔21.59%、3-6個月的佔52.87%、6個月以上的比例為25.55%。可以看到，貴州勞動力轉移的方式仍然是候鳥式的，及平時在外務工，農忙時則回到農村。在以上的現狀分析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出貴州山區貧困勞動力轉移呈現出以下的特點：

（一）貴州貧困山區勞動力外出就業風險高

貴州貧困山區勞動力外出風險高首先表現在外出方式自發、盲目、不均衡性，外出保障力度很低。從實現外出的方式來看，依靠個人社會資本自發實現的流動一直是主要的方式，而政府及中介結構發揮作用甚微。這種自發、盲目、不均衡的流動會帶來許多的問題，同時自身的利益保障度也很低，一旦外出務工遇到欺詐等廠商惡意行為，不成體系的農民工不具有與廠商談判的足夠資本，其利益的受損在所難免。其次，外出人員大多為青壯年勞動力，相對機會成本較高。大量主要勞動力外出，滯留在家鄉土地上的多為年邁的老人、幼小的孩子，在調查中我們發現年過80歲的老人仍然在土地上辛勤的為生存而耕種，對於貴州貧困山區來説“386199”問題就更加的凸出。最後貴州外出勞動力在外從事的大多是簡單的重複工種，低附加值的從業導致勞動力的競爭力很差。一旦面臨國內市場、國際經濟環境變動時，外出勞動力就會立刻成為“失業”一族，此時在回到家鄉土地上工作時已經變成了“不具有經驗的非熟練”農民了。

（二）貴州貧困山區外出勞動力對城市體系的適應能力較低但略有增強的趨勢

貧困山區農村外出勞動力對陌生城市體系的適應是需要一段磨合過程的`，由於特有的民族風俗習慣以及長期固定的生活方式較其他的外出人員適應城市能力更弱。具體體現在外出務工的時間、地點以及人數上面。從外出務工的就業時間來看六個月以上的只佔22.5%，説明勞動力的外出僅僅是一個短期行為，外出人員沒有尋找到一個合適的長期工種或者不具較好的城市工作轉化的能力。從就業的地點來看，一般外出就業地點離輸出地越遠對勞動力適應城市能力要求越高，而數據上我們可以看到，山區貧困勞動力的就業地方大多還是選擇地區級城市，對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選擇還是有一些的保守。從外出人數上來看，三年內外出人數增加了30%，是一個比較可喜的數據，説明山區貧困農民已經開始逐步“走出去”且步伐加快，我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走出去的能力也會越來越強。

（三）貴州貧困山區勞動力外出結構在優化

從外出的人員年齡結構來看已經呈現出多元化，所佔的比重也逐漸呈現均衡化。年紀結構的優化對後期返鄉創業、增加農户收入等農村發展都有積極的作用。從外出文化程度上也能看出結構的逐步優化，在整體農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況下，外出人員主要集中在初中，且外出總體程度隨時序的增加而提高，受教育結構的優化是外出務工人員競爭力加強的一個主要構成。從外出的就業行業我們也可以看到，最初外出務工基本都從事第二產業的低附加值行業，而現在從事第三產業的人數在增加，工種在多樣化，這些都是外出人員擇業的優化調整，是外出資源調整的一個可喜轉變。

三．優化貴州貧困山區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幾點啟示

根據貧困山區勞動力轉移及區域特點，結合國外勞動力轉移的成功經驗，提出幾點啟示以供參考。

（一）營造貴州貧困山區勞動力低風險轉移的有利環境

貴州貧困山區勞動力由於地理、風俗習慣等因素對外界有較強的戒備性，對城市的適應能力較弱，如何有效的轉移勞動力同時又避免產生相應的“農村病”，多方營造一個信任度高的“低風險”轉移環境是非常有必要的。

1．國家營造勞動力轉移的穩定製度環境

制度的變遷對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英國1846年的《貧民遷移法》頒佈、二戰後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專門的勞動力動員計劃實施、印度政府的大力發展農村工業吸納勞動力的政策都積極有效的推動了農村勞動力的有效轉移。我國對勞動力轉移問題，經歷了國家“限制—有條件開放流通”到現在的國家有序引導的過程，但是專門成文的制度並沒有，只是在“三農”政策中有所提及。國家制度的強制性能有效保障外出勞動力的合法權益，能給外出勞動力強有力的指導，特別是對於貴州貧困山區的弱勢勞動力，國家的制度保障顯得更加的必要。因此，國家應建立一套具有前瞻性、協調性和穩定性的勞動力轉移制度，如破除城鄉户籍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設立外出勞動力的維權制度等。

2．以市場為主導各級政府及其他機構創造完善的服務環境

資源的市場自由調配是獲取最大效用的前提，因此農村勞動力轉移應堅持以市場為主導方向。政府與其他社會機構定位於完善勞動力轉移市場服務，提供市場經濟所需的必要保障。如政府對勞動力轉移市場有效信息的篩選、提供與及時傳遞；為提高轉移的有效性，政府所進行的必要技術培訓與就業前景指導；政府有意識的引導“精英”勞動力的外出和返鄉創業行為，為後續勞動力的外出起示範作用，擴大其良性效用；政府根據主要輸入地就業政策調整相應的輸出地的勞動力政策，設立區域勞動力外出維權機構，保障區域外出勞動力的合法權益等。其他機構的服務體系主要為滯留在土地上的勞動力提供便利的勞作環境，以解決外出勞動力的後顧之憂，也能有效減少“農村病”的產生。如保險公司對農田災害的承保；農協對農業生產資料的統一透明購買、田間管理服務、農業技術指導、農機具的租用修理、農產品銷售渠道的供給等。

（二）根據區域特點調整勞動力自身行為

農民在勞動力轉移中是一個主體行為，因此加強自身的勞動競爭力是萬事之本。加強自身競爭力，提高勞動力對城市適應力，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首先在政府的幫助下，多渠道獲取外出的各種相關信息，選擇與自身能力、專長相吻合的外出就業工種與外出地；知曉自己外出的合法權益範圍，懂得用現有的法律制度來保障自己的利益，做一個對自己負責的外出勞動力。其次，加強外出勞動力自身與外界的溝通能力。多數學者將眾多的社會弊端歸結到勞動力的低素質上，實際農民缺乏的不是素質而是與外界有效溝通的能力。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農民（李昌平，2009），但是因為他們缺乏與外界溝通的技巧，外出農民被市場一刀切的誤認為只能從事簡單的加工工種，其結果導致就業的低端化，對外出勞動力的潛力沒有機會釋放出來，競爭力也很難得以提高。因為缺乏溝通的資本，外出勞動力不具有與資方談判的能力，就使得他們處於“社會邊緣”“弱勢”羣體。只有加強自身的溝通協調能力，擁有平等的溝通平台和機會才能釋放出自身的才幹，獲取比工資更具有吸引力的尊嚴感，也能示範的帶動更多的勞動力外出，從候鳥式的遷移轉變為長期遷移，從個人遷移變成家庭遷移，達到勞動力轉移的最終目的。最後，根據貴州貧困山區的特點，貴州貧困山區農民應該遵循“兼業化——非農化”的過程，發展第二種兼業户即從事農業外勞動為主，農業為輔，並以非農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兼業農户是貴州貧困山區農民現階段的可選之策。貴州山區擁有獨特的自然資源與豐富多樣化的植被與生物資源，在發展農村非農經濟的同時要發揮其優勢而非以犧牲自然資源為代價。可以大力研究區域特色農產品的開發，對其進行深加工及品牌的推廣，同時推動特色區域旅遊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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