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愛思想對我國道德建設的作用論文

摘要“：兼愛”思想是墨家的核心觀點，它的提出是為維護當時社會地位低下的平民階層的利益，與維護統治階層利益的儒家“仁愛”思想有很大的不同。在當代，宣傳“兼愛”思想有利於解決當前的道德危機問題，提高公民的道德修養，是我國進行道德建設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墨子；兼愛；仁愛;道德建設

墨家作為百家爭鳴的春秋時期不可忽略的思想學派，其主要思想在今天依然有着深遠的影響力。儒、墨、道對於“愛”這個話題都有着自己的見解，而墨家的“兼愛”可謂是其中論述最深入、最系統的一家。“兼愛”思想在“尚賢“”尚同”“明鬼”等十項思想主張中佔據最核心的地位，墨子試圖通過“兼愛”來構建一個和諧統一的世界。

一、“兼愛”思想的提出

“兼愛”是墨家道德思想的核心觀點，它的提出與當時的社會現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周朝初期統治階級建立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等級制度，自天子以下，層層分封，形成了一個金字塔形的政治結構。除了統治階級內部的人員，外人無法參與到國家的決策中來。至春秋末期，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關係的變化，使得宗法制發生了劇烈的動盪。一方面，諸侯經過多年的積累軍事實力大大增強，血緣無力再維持政治體系的穩固，諸侯國與周王室分庭抗禮，時有犯上作亂之行。舊的統治秩序面臨崩潰，宗法政治關係瀕臨解體。戰亂頻發，且規模越來越大，小生產者由於經濟基礎薄弱，地位低微，更是處於艱難的困境。平民百姓沒有庇護，過着食不果腹、寢不安席的生活。墨子觀察社會現象，認為民不聊生、政治混亂的首要原因就是人們只知“自愛”而不知“兼愛”。因為天下之人都不相愛，所以才會發生恃強凌弱、仗勢欺人、坑蒙拐騙的事，臣子犯上，諸侯竊國的起因也在於此。墨子找到社會弊病的源頭之後，發現“國與國之相攻,家與家之相篡,人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等等醜惡現象,都是“天下之人皆不相愛”的緣故。墨子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分析社會動亂的根源，將君臣、父子、諸大夫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歸結為“不相愛”，指出解決問題的方案就是“兼愛”。“兼愛”有兩個基本內涵：一是愛人若愛己，二是愛別人，才能得到別人的愛。具體來説，就是要“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也就不會有不慈不孝、不忠不義的事情發生。

二、“兼愛”與“仁愛”的異同

在先秦諸多思想流派中,墨家能夠獨樹一幟,成為與儒家並稱的“顯學”,兩者基於“愛”建立起了各自的哲學體系，是有其共通之處的。春秋戰國時期，產生了許多思想流派，各家學説爭奇鬥豔，呈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與道家的“無為不爭”，法家的“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不同，儒家和墨家不約而同地將治理國家、調節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希望寄託在了“愛”上；在探尋人的本體依託和庇佑懲處方面又將人的道德理想與上天聯繫起來。“仁愛”與“兼愛”都是由“愛”而產生的美好品質。《論語里仁》中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思是忠恕貫穿了孔子的思想體系，而忠恕指的就是“仁”，所以説“仁”就是孔子倫理思想的核心。《論語》記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忠和恕分別是愛人的兩個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仁”。孔子之後，孟子更是將政治與“仁”聯繫在了一起，把“仁”的道德本性貫徹到治國方略中，更好地實現仁之愛人的本質。墨子的《兼愛》三篇，希望君主以兼愛施政，民眾以兼愛相處，構建一個沒有戰爭和欺騙的太平盛世。孔子説“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墨子説“視人若己”，無論是“仁愛”還是“兼愛”，儒家和墨家都將愛作為為人處事的原則，試圖通過將心比心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達到人際關係的和諧。“仁愛”和“兼愛”都將天作為佐證愛的依據，來證明愛的合理性、正當性。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和墨家將天視為宇宙間的最高存在和絕對權威。孔子認為上天主宰人的命運，安排人的貴賤和壽命，人們無法反抗也不能洞察天機，只能敬畏上天，那麼以“仁愛”為道德原則修身治國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而墨子一邊斷言天志，認為上天存在意識，會對人的行為進行獎懲，一邊又倡導非命，認為人的命運與自身行為有關，順命就會有回報，所以遵循“兼愛”也就是順應天命的法則。愛和天彰顯了儒家和墨家的理論特色，突出了兩者的共通點，但作為各自獨立的理論體系，他們對於愛的理解上還有不同之處。首先，對推崇愛的初衷不同。孔子所説的“仁愛”以“仁”為核心的道德理想，是一種可以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愛。儒家是為仁而仁，不含其他目的，只是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是一種精神追求，具有道德完美主義者的傾向。墨子提倡“兼愛”則是出於現實的功利主義，這種功利並不是我們今天所認為的利己的物質慾望，而是一種大愛。墨子反對孔子將利和義完全對立起來的主張，在他看來，所謂仁義就是為公眾謀取利益，只有首先維護了公利，人的私利才能得到實現，利人就是愛人的目的和內容。利義合一，就是將人們的物質利益和精神追求結合起來，代表了當時平民百姓的利益。所以他推崇“兼愛”，在“兼相愛”的實施過程中，達到“交相利”，使人們利益均沾，社會和諧。其次，對推崇愛的對象不同。儒家強調“愛有等差”，當這種愛從道德觀念轉化為道德行為時，必須是尊卑有別的，這種愛是由己及人、層層推進的愛，最終會達到一種“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狀態。孔子所説的愛首先從家庭關係出發，在由近及遠，將心比心達到最終愛他人、愛天下。墨子的“兼愛”要求“兼愛天下之人”，並且在施行愛時要“兼以易別”，這種愛從一開始就是無差別的愛。沒有君臣、父子、貴賤的差異，即使是盜賊也都會被一視同仁地對待，達到這種境界就可以排除親疏、尊卑之見，平等地兼愛世人。再次，對推崇愛的目的不同。孔子認為“仁愛”是追求道德完善的最高追求，仁不僅僅是人之為人的本質，還是辨明小人和君子的標準。仁愛之人要以天下為己任，所以孔子周遊列國，將仁的道德理想傳達給每個人。而墨子認為“兼愛”只是達到“交相利”的一種手段，“兼愛”不是無私的奉獻，它的目的在於得到他人的愛，而為了得到別人的愛，首先就要去愛他人。所以“兼愛”也可以説是一種獲利手段，它不會對人的本質造成影響，人們可以自願選擇為或不為，最終只會導致結果的不同，即“兼愛”他人會富貴飽暖，反之，則會受到上天的懲罰。也可以説，“兼愛”是人與上天的交換，人們迫於上天的威力而不得不實行“兼愛”，正如墨子所説，“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上天希望人們相愛相利，人民希望能得到美好的生活，所以順從上天兼愛世人，會賜予人們美好的生活，而反抗上天就會遭到天的懲罰。最後，推崇愛的約束方式不同。孔子和墨子都從上天得到了愛的合理依託，但兩者對於愛人的約束方式卻各不相同。孔子認為人的命運是上天註定的，作為人的道德理想的“仁”也是人生來就有的，所以孔子説“天生德於予”。儒家認為仁是人先天具有的東西，所以“仁愛”會以自律準則的形式存在於人的心中，不需要外界的約束。墨子認為天是宇宙中的最高存在，但他並不認為人的命運是上天規定好的，人可以用強力來戰勝天命，這在他的“非命”理論中也有所體現。“兼愛”只是上天想要人們去做的，而並不是人本身所願意的，人們選擇“兼愛”只是害怕上天的懲罰，或者説是討好上天的一種手段。所以“兼愛”受到天的外在約束，而不是人的內在本能。這也就導致了儒家和墨家對於愛的貫徹方法的不同。儒家企圖通過統治者的禮樂教化感染人民自覺推行“仁愛”，希望統治者首先施行仁政，以典範作用感化人民，所以“仁愛”始終屬於道德範疇，不具有法律效力。墨子的“兼愛”更像是一種法律條文：這是上天的命令，如果不去做就會遭到懲罰，所以只要統治者提倡，老百姓一定也會願意。

三、“兼愛”思想對道德建設的影響

儒家思想強調的“民本”觀念，並不是真的將人民利益作為社會根基，而是將人民當作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工具。與儒家相比，墨家更注重維護人民的個人利益，也注重保護人民參與政治生活的基本訴求。“仁愛”思想要求人民自願履行義務，這在人民還要依靠法律來制約違法行為的現在而言並不適用，人們並不能在當代就完成義務由他律向自律的轉化過程，所以“仁愛”在目前看來還是一種崇高的理想。“兼愛”從功利的角度向人們灌輸一種我愛別人，就能得到別人的愛，反而更加能適應當今社會道德建設的需要。當今社會道德缺失問題愈加嚴重，近期就有報道稱女孩幫助陌生人反被騙的案例。騙子身強體健，卻不事生產，沒有一點愛人之心，利用他人的愛心而謀取私利。我國已經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這並不代表公民的幸福感和道德感也隨之大幅度提升，不公現象影響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首先，從精神層面而言，道德信仰的缺失，使人們普遍缺乏社會責任心和公德心，對他人所面臨的困境是一種事不關己的冷漠態度，放棄了其所應當承擔的道德責任。其次，從物質層面而言，經濟的高速發展導致一些人受到逐利思想的腐蝕，以往的利義觀念失衡，善良逐漸被丟棄。從受教育的程度上看，學校所開設的道德教育課程跟不上社會的發展，青少年從思想上就無法重視道德的作用。宣揚“兼愛”思想能夠解決上述道德危機。首先，“兼愛”為道德信仰注入活力，宣傳“兼愛”有利於創造和諧的社會氛圍。道德信仰必須要理論化、普世化，才能經歷得起歷史的考驗，古往今來，人們並不是沒有道德信仰，而是在書本與現實中迷失了道德信仰的本真。其實道德信仰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兼愛”思想的'提出距今已有兩千多年，但它的核心思想並沒有過時，我們能將現在的價值觀融入其中，使它成為一種與時俱進的思想。“兼愛”思想告訴我們，愛是信仰的基石，無差別的兼愛社會是百姓永恆的追求。貫徹“兼愛”思想，我們才能推己及人，勇於承擔道德責任，不做道德上的旁觀者。其次，將“兼相愛，交相利”的義利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結合，有助於我們正確對待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物質利益關係，維護良好的人際關係。倫理學的基本問題就是討論道德和利益的關係問題，道德在本質上並不能超越利益而存在，合理的利益也能促進道德的發展。“兼愛”中所提倡的“利”就是合理的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物質利益的權衡是調節個人道德行為規範的引導力，人們不可避免地關心其切身權益，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利益必須要符合與之相匹配的社會利益。只有集體的利益得到了保證，個人的利益才能最大化的實現。所以愛沒有等級差別，只有保障了大多數人的幸福，社會才能長治久安。最後，道德具有感化作用，讓孩子從小接受“兼愛”道德教育，提高公民的道德修養，能夠擴大道德的受眾範圍。加強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是我國進行道德建設的有效途徑。道德教育不是僵化的，不是從書本上分析就能得出結論，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感悟道德的重要性。墨家重視道德教育的感化作用，主張“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注重實踐，要求“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在墨子看來，一個人的道德並不在於他懂得多少道德的理論，而在於他能否自覺按照道德要求行事，有道德的人不僅要明白道德的含義，更要在行動中對善惡進行取捨，做出有實際效果的道德行為。中國的道德教育應該改革傳統道德教育的內容和方式，將“兼愛”這種傳統道德進行現代轉化，用言傳身教的方式來提高青少年的道德修養，進而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責任感。墨家思想在當時很難實現，然而其中的閃光點經過歷史沉澱後，早已融入了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兼愛”道德理念，是平民階層道德實踐理論化的具體體現，實現全人類的“兼相愛”現在的確不可能，但學習“兼愛”思想，將其納入我們的道德建設中，有利於解決道德危機，促進社會和諧。

參考文獻：

[1]黃勃.論墨子的“兼愛”[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4）.

[2]李燕.墨子的“兼愛”理想與現代道德建設[J].池州學院學報，2009（4）.

[3]韓傑英“.兼愛”對當下道德危機的教化啟示[J].思政教育，2013（16）.

[4]趙保佑“.兼愛”：構建現代和諧社會的倫理基礎[J].中州學刊，2006（2）.

[5]魏義霞“.兼以易別”———儒家仁愛與墨家兼愛比較[J].江淮論壇，2012（2）.

[6]劉清平.論墨家兼愛觀的正當內涵及其現代意義[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3）.

[7]李冬梅.墨子“兼愛”倫理觀研究[J].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