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理論的發展和主要課題論文

一：序言

6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認為經濟成長會帶動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在這一觀念下,城市方面的很多問題被認為是經濟成長中不可避免的次要現象。然而,進入80年代以後,隨着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減緩或停滯,失業加劇,許多城市的市區開始蕭條而郊區繼續擴張,由此產生了新的社會性衝突和社會緊張關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城市社會學者、城市地理學者開始廣泛地研究城市問題,並試圖從政治、經濟的社會總體脈絡的角度,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和城市問題的特徵進行新的闡述。本文着重介紹70年代末以來在英、美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研究及其理論動向,並對上述的城市理論問題進行簡略的評述。

二、城市理論的一般特點

理論的作用是系統地論述抽象概念之間的關係,幫助人們理解特定現象,進而預測將來可能要出現的種種情況,因此,推動理論研究的發展也就成了學術研究的目的。一個學術領域的發展只有在通過經驗的探索和以邏輯化、系統化的理論及形式傳播時才被肯定,城市理論也不例外。城市研究方面的不同理論,雖然有時在很多方面論述的內容相近,但是由於它們的理論假説不同,所以對同一對象説明的方法就不同,其理論觀點也就不容易統一。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的城市研究理論中有一些爭議點,其中代表性的問題是:是價值中立(valueneutral)還是價值介入(valuerelevance)。馬克思·韋伯(MaxWeber)的價值中立觀被介紹到社會科學之後,學者們在價值中立和價值介脛間不斷進行爭?城市研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在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生態學研究和與之相反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間的爭論。生態學的研究是把城市看作自然現象中的一個形態,採取價值中立的立場;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則從為了社會平等的價值介入的立場對城市進行分析。價值中立的立場大致上是把產生城市社會現象的最終原因歸結到個人行為,也就是個人主義;而價值介入的立場同結構主義的立場一樣,把社會問題的產生原因歸結到社會結構方面。在社會科學中,個人與結構之間的關係如同哲學上主觀與客觀的關係,有着無休止的爭論。所以,越是這種本質性的問題,越需要結合具體現象或者實踐來研究其邏輯關係。為了論述的邏輯性,理論往往只採取一方面的立場,而不是兩者之間合理的結合,理論爭論的特點是它並不具有實際性或實踐性,而是圍繞形式或者高度抽象化的概念來進行的。因此,如果只注重理論的表面邏輯形式,研究就失去了意義,我們在理論研究工作中必須突破這種理論侷限性。

三、西方城市理論的發展和分化

(一)第一流派

1.生態學的研究

生態學的研究方法是本世紀20年代在美國的芝加哥學派的人類生態學研究中形成的。芝加哥學派結合競爭、選擇、遷移、支配等生態學的原理,在城市研究中發展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其空間觀點以伯吉斯的同心圓城市模式和土地經濟學家霍伊特提出的扇形模式為代表。60年代生態學研究的主題轉為社會地域分析。社會地域分析理論的核心是以城市地域在原有的某種層次上能夠進行分類的可能性為基礎,從而創立了自己的方法論。其後由於電腦的普及以及因子分析這一統計方法的應用,用歸納法來説明城市結構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隨着以多種生態學的方法研究城市結構理論的出現,傳統的理論也就慢慢地不再為人們所重視了。總第75期城市問題1997年第1期70年代初,這類生態學的研究逐漸降温,因為這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城市模型只靠技術和統計的一般化的分析無法深入認識城市發展的整個機制。

2.新城市經濟學的研究

新城市經濟學是在新古典經濟學脈絡上產生的空間研究方法,其模型一般都將城市地域假設成集中生產(綜合消費品)的單一中心的同心圓均質地域,進而住宅的需要僅僅與個別地點的規模和立地有關,而與外部效應和公共部門的政策無關,並且它們各自的活動被反映到市場競爭過程中地租的空間分配上。這種以均質地域假設為基礎的新城市經濟學的模型被用於長期均衡的土地使用決策中。例如,在居住地立地選擇模型中,個別家庭的行動目標是其效用最大化,這時的效用同住宅空間面積、距中心商務區的距離、綜合消費品的消費等因素存在函數關係,成比例預算受到限制。由於要獲得最大效用,所以離中心地越遠居住密度就越小。由於新城市經濟學的標準模型有很大的侷限性,因此,70年代及其以後進行的許多研究取消了很多假設,擴張了模型。例如,增加了若干中心地、多種運輸手段、公害等外部效應、公共財產等約束條件進行研究。在居住地模型上包括了收入變量、住宅選擇的多樣性、環境質量、居住地上的人種差別等因素。這些約束條件的增加,與行為主義及其以後的新馬克思主義、新韋伯主義、人文主義者對新城市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批評和其自身對問題認識的不斷深入是同時進行的。行為主義者之後的人文主義者批評了新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把個人縮小為在抽象市場環境中運作的單純、合理的意向決定單位,並對非人文化問題也給予了批評。新馬克思主義者對以新城市經濟學的研究為基礎的新古典主義在意識形態上進行了攻擊。他們認為新城市經濟學派在其研究模型中是以“城市是消費者選擇的反場閉庖恍楣溝募偕櫛基?進而主張城市經濟學的研究應轉為更有效地促進市場運行、矯正外部效應、限定國家正當干預行為上;他們還批評這些模型把注意力集中到消費者支配和市場過程中,從根本上掩蓋了階級和財產關係等。

3.行為主義的研究

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種類很多,很難給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行為主義是在批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生態學的模型及一般的計量模型對人類行為的分析過於簡單化之後產生的。行為主義在模型的建立上,努力引入環境心理學、人類學、組織形態理論等領域裏的實在論(realism)。他們對客觀環境和個人或者集團所決定的形象進行基本劃分,研究的中心從宏觀轉移到對個人和小團體的微觀研究,但這種研究不是以結果的集合形成模型,而是隻強調過程。例如,有些學者在研究有關場所效用、對傢俱的需求和期待、居住環境壓力等意願決定過程的問題上,試圖建立起看來似乎單純的消費者的購買形態,實際上與大商場的形象有着複雜關係的模型。70年代後期,行為主義的研究方法在各方面都受到了攻擊,它對個人行為的過分強調、認定和對行為關係過於簡單化的理解都成了批評的對象。新馬克思主義者和新韋伯主義者批評了行為主義過分忽視由社會結構所決定的限制性因素和所產生的選擇、而過分強調個人選擇能力的傾向。

(二)第二流派

1.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要求在維持和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同時,還要對資本積累及積累過程中加劇資本主義自身矛盾的因素進行控制,並減緩經濟危機的破壞性。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就是以此來理解城市化的。60年代以來,西方很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認為隨着經濟的增長,生活水平也將持續提高。在這樣的氛圍中,少數學者努力重新發現或重新定義貧困問題,而城市問題只被認為是一種伴隨經濟增長而行的不可避免的次要現象。到了80年代,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進入了緩慢發展或停滯的狀態,失業現象劇增已危害社會。許多城市內部的衰退極為嚴重,人口和產業逐步向郊外擴散。隨後又出現了政治緊張和社會分裂的新現象,其極端表現就是發生在英國的城市騷亂。由此城市社會學、城市地理學等方面的學者試圖以更廣泛、更新穎的方法去研究城市問題。到目前為止,作為城市研究主流的傳統理論,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維護資本積累理論的框架中,把城市從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中分開來,重點對其進行表象分析,因此這些研究方法存在侷限性。它們以舉着價值中立的科學旗幟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為基礎,與其説是解決本質問題,不如説是維護現象的一個臨時擋箭牌。一些認識到這一侷限性的歐美學者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概念來説明城市問題。但是,理論基礎不同的研究者在把馬克思主義的概念應用於城市問題的分析時,存在着一定的差異,由此出現各種名稱不同的理論,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新馬克思主義和新韋伯主義之間在理論上的對立,他們的研究被稱為新馬克思主義、從屬(依附)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等。從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來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在生產方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空間形式的結合,在消費方面是產品和服務的集體消費單位。因而包括資本主義城市空間結構在內的資本主義的全部發展形態,只能由其生產和消費模式的發展規律所支配。因此,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問題是在經濟、政治上有着資本利害關係的城市矛盾現象的一種結果。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大致可分為以下四種類型(姜大基,1977):

第一,以英國的新韋伯主義傳統,格拉斯(Glass)、雷克斯(Rex)、費爾(Phal)等學者把資源分配過程看作住宅等級化的過程之後,逐漸引用了馬克思主義的概念。

第二,在法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中,部分接受了美國的經驗主義方法論,把研究重點放在城市羣體消費結構上,其代表學者是麥紐爾·卡斯特斯(ells)。

第三,對60年代由於資源獲取而形成的城市內部的階級鬥爭和矛盾關係進行研究,以美國激進經驗主義學者D·哈維(ey)、布勞納(Blauner)和高登(Gordon)等為代表。

第四,瓦勒斯坦(Wallerstein)和福蘭克(Frank)的世界經濟體系論及其從屬理論(theTheoryofDepen-dence)的研究方式。最近,查斯·頓()、肯特爾(Kentor)和羅伯特(Roberts)等學者在經濟體制論的觀點上試圖分析在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過程中由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滲透而引起的各種問題。

在此,本文想要考察研究以最廣泛、最能概括學術傳統的新馬克思主義和新韋伯主義的研究方法為基礎的一些理論的背景和動向。(1)新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從70年代後期到現在,在整個社會科學領域中,以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進行的研究大為增加,其原因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歷了越來越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之後,社會科學家們逐漸重視能夠概括資本主義危機的既有學術理論。馬克思主義注重研究在歷史變化過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在城市地理學研究上,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城市是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空間上相統一相結合的一種模式,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規律支配資本主義城市的形態及發展。在這方面,麥紐爾·卡斯特斯和戴維·哈維的貢獻最令人矚目,他們提出了關於資本主義城市化的一般理論。

1麥紐爾·卡斯特斯(ManuelCastells)

麥紐爾·卡斯特斯的著作大體上接近屬於碸慫賈饕逖派的法國結構主義學派。在《城市問題?“TheUrbanQuestion”,1972;英譯版,1977)一書中他提出了社會體系分析的精闢框架,他將社會體系劃分為綜合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體系和以間接方式最終決定整個結構的經濟層次。他又闡明瞭這些層次和各層內部之間的相互矛盾和相互影響將會形成空間結構的理論。卡斯特斯的這種空間結構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它表明意識層次將表現於象徵空間,政治層次將表現於地方政府對城市行政管理的制度性空間。

對卡斯特斯來説最重要的概念,就是羣體消費(collectiveconsumption)和由統治階級進行的國家干預。他認為,國家干預是要消除或緩和為創造永久性的消費結構而進行的資本家的活動以及在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他以這種觀點理解和把握城市這一共同體的構成和發展,即城市是集體消費單位,而國家提供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集體消費的經費和服務,並逐漸涉及日常性、家庭性勞動力的再生產。但是,城市體系和制約它的資本主義體系一樣,表現出城市危機並陷入自我矛盾。他還認為,城市規劃和國家解64城市問題1997年第1期決體制上的矛盾而採取的干預手段同社會科學的理論之間存在某些關係。卡斯特斯的早期著作由於過分抽象,因而受到了來自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的批判,他也接受了那些對自己早期著作進行批判的觀點,因而在後期著作中改變了一些重要理論,試圖對階級、政治及城市矛盾間的相互關係進行更加冷靜、綜合的分析。在卡斯特斯後期著作《城市和人民》(“TheCityandGrassroots”,1983)中,他把焦點放在城市的社會性移動上,並把它定義為,為了改變歷史形成的城市形態和功能以及內在的社會理解和價值而進行的有意識的集體行動。卡斯特斯還對馬克思主義過去的觀點進行了批判。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這些觀點把諸多理論縮小了,僅僅將它們説成是城市和空間基礎上的理論表現。在案例研究中,他想澄清大範圍的社會結構和矛盾、其目標的本質、成功及失敗的決定因素、對城市意義和城市形態的影響等關係。簡言之,自從卡斯特斯用“結構和社會再生產”理論代替“社會矛盾和變化”理論之後,該理論就成為他著作中主要的論點。

2戴維·哈維(DavidHarvey)

哈維在同一基礎上沿着與卡斯特斯不同的路徑進行研究。他在1973年出版的《社會正義和城市》(“ScoialJusticeandtheCity”),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一個過渡性的著作,書中前一部分的自由主義形式化只是達到後一部分社會主義形式化的一種過程。他較少受到屬於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形式主義的影響,而是熱衷於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再構造。哈維把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和級差地租理論分別應用於歷史上城市功能變化和城市土地利用模型的分析上。1977年他以“相互關聯的資本循環”為基礎,簡要地提出了資本主義城市體系分析中的一般框架(圖2)。資本或剩餘價值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在第一次生產循環如果有剩餘價值,資金將會流入第二次循環。在第二次循環中,資本用作固定資本或消費基金,這些都表現在建造實體性城市環境中。最後資本又會進入第三次循環,用於科學技術、教育、醫療等社會的支出。進入第三次循環中的資本將取決於國家干預。哈維通過這一分析框架,探討了城市危機的動力機制和開發及再開發的循環過程。後來,哈維自己也提到在《社會正義和城市》一書中所提出的公式存在實驗性和不正確的問題,但他的著作與卡斯特斯的相比,則具有一貫性。哈維在其鉅著《對資本的限制》(“TheLimitstoCapital”,1982)中對馬克思《資本論》進行了概括性的再解釋和再構造,更深刻地表現了《社會正義和城市》後半部分的主題。

3布萊恩·羅伯特(BrianRoberts)

羅伯特在其《農民的城市》(“CitiesofPeas-ants”,1978)中,根據從屬理論的觀點,並結合國家體系和世界經濟體系,對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問題進行了分析説明。他的理論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羅伯特的經濟概念不是以單一的地區或國家為單位,而是指世界經濟體系。世界經濟體系的特點是相互依存,具體地説是城市間的相互關聯。一個城市不但要受地區和國家的制約,還要受到世界的生產、消費體系的制約。

第二,一個社會在從以農業為主轉換成以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演變過程中,農村人口會大量湧入大城市,在此過程中發展壯大的大城市成為世界體系的連結點,並不斷強化自身的城市功能。這時出現的最嚴重的問題是國家之間的不均衡發展。他引入福蘭克(Frank)和阿明(Amin)的新殖民主義概念,把中心地帶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外圍地帶的落後國家的經濟關係看成支配從屬關係(subordimaterelationship),並在落後國家從屬發展的過程中理解城市發展。

第三,落後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從屬發展形成了獨特的城市及地域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獨特的城市結構在經濟方面採取了傳統集市經濟(bazaareconomy)和企業經濟(firmeconomy)的二重經濟形態(dualeconomy),這與最近常説的非正式部門(informalsector)與正式部門(formalsector)的經濟關係是一致的。這種經濟上的不平等結構導致階級矛盾,並又按照辨證法的法則形成新的生產方式和階級間的利害關係。新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受到了其競爭對手新韋伯主義和人文主義者的廣泛批評。例如,人文主義者批評新馬克思義者把個人意願所決定的主體行為看成是被社會結構所決定的單純行為,只是在自己的人生和目的上假設了一個抽象的宏觀結構(macrostruture)。新韋伯主義的觀點雖然與人文主義的觀點有根本的區別,但也對新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類似的批評。

(2)新韋伯主義的研究

新韋伯主義的學術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相對立,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階級、國家理論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觀點。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經濟和生產資料的佔有狀況即生產關係,不像馬克思所説的那樣重要,或在社會階級的決定上起着很大的作用。韋伯認為,階級結構如同生產中的所有關係,在消費領域中也通過與市場的交換關係來實現。韋伯觀點的重點是制度分析,即研究在先進工業國中官僚作用的逐漸增多的事實和支配階級對國家的相對自律性等問題。新韋伯主義對城市發展的研究起始於60年代,雷克斯(Rex)和摩爾(Moore)對英國伯明翰市內稀缺的住宅資源進行了研究。這個研究結合了伯吉斯的理論和韋伯的“住宅等級”理論,把住宅等級定義為各種集團住宅接近時的差別結構。保羅(Paul)繼承了這些觀點,從與城市稀缺資源接近的社會空間限制要素的角度,闡明瞭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論。通過多種規則和程序,來限制城市經營者與稀缺資源接近的.“守門”作用,開始受到了人們的矚目。他的著作促進了對房地產管理人、地主、建築協會、財政機構等民間要素的作用的研究,尤其是對消除貧民區、政策分配和遷移政策、改善補貼政策、試營住宅的銷售等問題的研究;提供了許多住宅體系內運作過程的資料,並強調了供給上的限制因素,對修改按個人意識決定的新古典模型和行為主義模型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這種對城市經營者的研究方法由於本身的缺點而逐漸受到攻擊。反對者批評這個理論未能明確地説明城市經營者範疇內的對象及內容,以及對他們的規律性起限制作用的一些因素的本質。面對這些批評,保羅等人在補充自己理論的同時,考慮把對“城市經營”的思考歸結到一貫的、廣泛的理論模式中,重新定義了經營者在公共部門和私有部門間發揮中間功能作用的觀點。最近幾年,新韋伯主義對城市體系進行了更廣泛、更有雄心的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桑德斯(Saunders)在《社會理論和城市問題》(“SocialTheoryandtheUrbanQuestion”,1986)中建立的關於城市矛盾、政治和政策建議的研究分析框架。他分析了不同地區的社會消費和社會的支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多元國家的結構和組合國家的結構。他的“雙重國家”(dualstate)概念的核心是城市的社會決定和對全社會消費的決定,前者指影響資本家利潤的基礎設施的與中央及地方政府間的組合主義的政策決定有關,後者則指社會福利費的支出和城市發展水平等與地方政府競爭性的政治鬥爭有關。桑德斯認為,在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水平的社會消費項目周圍形成的政治集團化的基礎不是階級,而是靠退休金生活者、老齡層、公共交通利用者等消費集團,並提出這些消費集團的矛盾逐漸成為社會分裂的主要因素的理論。對階級、政治及城市發展變化的展望最終引致城市經營主義對理論的再認識,此後對城市經營者功能的研究轉向聯合政治和競爭政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政策及消費政策等問題。他們在特定問題上的這些實驗性的研究使新韋伯主義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新馬克思主義者不同意新韋伯主義提出的關於階級和國家的概念,認為它們沒有從根本上聯繫到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深層的資本積累的動力機制和危機,也沒有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構性、限制性因素進行深層分析,因此它們有對某時可能發生的一些問題隨機應變的傾向。

2.人文主義的研究

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來源於卡爾·索亞(CarlSauer)和文化地理學的巴克利(Buckly)學派、法國地誌學派、帕克(Park)等學派對自然地區的調查和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派。近來人文主義研究方法又主要結合“意識哲學”理想主義、現象學和存在主義而得到發展。人文主義者對第一流派中行為主義理論結構的實證主義研究進行了一致的批評。實證主義者不但在自然科學,而且在社會科學中也主張科學方法的明確性。相反,人文主義者則主張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間有本質的區別。由於社會科學的主題具有主觀意識,因此社會科學的視角必須是對形態和行為的理解。人文主義者認為行為主義的不少成果,只是實現人文主義研究的中間階段。人文主義的研究把焦點放在人們體驗周圍環境、解釋這些問題的方式上。其研究對象不是對行為規律性的抽象模型的統計,而是分析其意識的差別,並研究社會中將會遇到的各種實際問題的對策。人文主義的方法論是“參與的方法論”,研究者儘量以非參與性的姿態來理解並解釋個人和集體對自己環境的主觀認識。這要求研究者的廣泛參與和考察,有時還需要與研究對象發展關係,這就提出了實地考察的重要性。人文主義也受到一些批評。部分研究者認為,人文主義研究者因其主觀性方法論的侷限,過分重視一些特殊的、不起眼的問題,而排斥或忽視社會形態和社會結構的制約,重視個人或小集團的經驗,而且人文主義者缺乏理解物質力量的價值創造方式的社會性的一般理論。人文主義者也對自己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見解,這使問題變得越來越複雜了。理想主義、現象學和存在主義間出現了緊張關係,在理論上也造成不小的分歧。

四、結論

西方主導城市研究的城市地理學和城市社會學很久以來都是從經濟學(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和芝加哥學派的社會學理論中選擇並採用一部分方法論。但近來它與社會科學主流相結合的研究十分活躍,其中特別是新馬克思主義和新韋伯主義給城市研究者開放了更廣泛的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門户。因此,城市研究者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學者之間進行了大量概念上的交流,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核心爭論問題更加迅速地被城市研究所吸收。在這種過程中,城市社會學、城市地理學等城市研究領域和社會科學其他各領域之間的界限逐漸減少。城市理論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現象是存在許多有爭議的觀點,如新韋伯主義和新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國家理論,雖然它們有不同的哲學基礎和有本質區別的研究方法,但它們很可能被人為地結合在一起。並且,由於各種研究方法對共同問題的集中研究,又使它們之間得以相互補充。今後的城市研究,對貫穿不同理論基礎的核心問題的關心,將會取得更大的進展。目前人們最關心的就是“結構”(structure)和“作用因子”(agency)的關係問題。許多研究者避免像結構決定主義和單純的自由意志論的極端論調,力求尋找一種新的研究方法。這些問題不僅在行為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新韋伯主義之間,也在它們內部出現了一些爭論,人文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對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者的批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