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的聯盟論文

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邏輯建構的批判與反思表明，資本主義社會存在許多問題，它必將被超越。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生產方式下，資本不斷對僱傭勞動進行剝削與壓迫，同時也給自然環境、生態環境帶來極大的掠奪和破壞，帶來嚴重的生態危機。在這一基本的理論背景下，美國著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從對馬克思主義生態文明思想的全新闡釋出發，思考資本主義生態問題。他明確反對萊斯（William Leiss）式的“控制自然”理論，而倡導生態正義價值理念，並在此理念下尋求解決生態危機的合理路徑，從而建構了一種新的政治哲學思維框架，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生態正義理論。審視福斯特的生態正義理論，發現其合理內核與理論缺陷，對於更好地看待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貢獻，更好地堅持和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髮展，更全面地認識當前資本主義生態問題的實質，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

一、以生態學歷史唯物主義為方法論前提

福斯特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思考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他認為，隨着唯物主義哲學與自然科學的不斷進步，馬克思在很早之前就“開始譴責對自然的侵犯行為”，但由於學界對馬克思生態理論研究的膚淺和零碎，因而並沒有系統而深刻地把握馬克思生態理論的實質。福斯特認為，他要做的工作就是批判之前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探究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本質。在開始這樣的工作之前，福斯特首先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一次清理。由於深受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盧卡奇等人思想的影響，福斯特長期以來，都將馬克思主義黑格爾主義化了，這妨礙了他從根本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內含的生態哲學觀點。“我多年所學習的馬克思主義，成了我探索生態唯物主義的障礙。我的哲學基礎一直是黑格爾和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實證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挑戰，這種挑戰最早見之於在20世紀20年代盧卡奇、柯爾施和葛蘭西的著作中，之後一直延伸至法蘭克福學派和新‘左派”。這種將馬克思主義黑格爾主義化的後果，就是從根本上認定馬克思主義理論“否認了辯證的思維方式運用到自然的可能性”。福斯特認為，從根本上看，馬克思的世界觀來源於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是一種系統的、富含深刻生態思想的世界觀。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等把馬克思主義黑格爾主義化，從根本上脱離馬克思唯物主義哲學與辯證法的思維方式，因而無法領會馬克思主義內含的豐富的生態思想，找不到正確認識人與自然關係的途徑，丟失了馬克思的生態思想的核心內容，自然也就不具有現實性與實質性意義。面對那些曲解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學者，以及那些指責馬克思是普羅米修斯主義者，即強調人對自然的支配和佔有的觀點的人，福斯特明確指出：“若期待用舊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來在科學中取得神祕巨大的進步，這是無聊的空想。我們若是不願意老兜圈子而僅有極微小可鄙的進步，我們就必須從基礎上重新開始。”副福斯特認為，自己的使命就是“重新構造馬克思的生態理論”。無疑，這是在他提出自己的生態正義理論之前的一個清理思想地基的必要工作。

福斯特認為，由於抽象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唯心主義看不到馬克思創立的唯物主義歷史觀是一種“實踐的唯物主義”，這種“強大的歷史唯物主義”一直對自然保持高度關注，一直將自然一物理的內容視為物質存在的重要構成，並強調人與自然之間共同進化的物質變換關係。他直接援引馬克思的話，證明人與自然的關係是相互聯繫、不可分割的辯證關係：“馬克思實際上對如何調整我們與自然界的關係，對環境進程如何與社會發展和社會關係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見解。”顯然，在福斯特看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其實也就是生態學歷史唯物主義，因為它堅持從歷史變革、制度變化與社會發展的宏觀視角看待和認識生態問題。我們看到，這是福斯特生態正義理論建構的方法論前提。傳統的經濟學迷信市場的作用，把自然資源作為商品納入市場體系，但是，資本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是一種短視行為，它不是按照符合生態原則的方式組織生產，而是把自然視為迎合市場需要的公共產品，忽視人與自然的和諧，帶來人與自然的對立與衝突，並造成人們價值觀的混亂，拜金主義的盛行。在福斯特看來，傳統經濟學狹隘的視野顯然是無視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後果。福斯特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生態理論根本不需要“綠色化”。馬克思主義既批判了人與自然的異化，同時又對如何超越這種異化提供了科學的思考路徑，因此，它本身就是豐富的、科學的和完整的理論。那些生態社會主義學家“不能充分認識馬克思貢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這樣一種與日俱增的傾向：它把對生態價值以及生態形式的理解建立在與科學和唯物主義根本對立的基礎之上”。在福斯特看來，生態問題絕不僅僅是一個價值問題。如果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關係這一客觀事實被忽視了，那麼馬克思思想中的生態價值思想也就不能被挖掘出來。

正是馬克思在社會歷史領域內與唯心主義的鬥爭，才使他獲得了關於“物質存在的自然一物理方面”的客觀內容。從這個角度説，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又是一種“理性的唯物主義”，不僅能夠從根本上有效地解決當前的生態問題，而且又能夠將經濟的發展與生態危機的控制有效地結合起來。福斯特認為，在馬克思那裏，唯物主義不僅是“實踐的”和“歷史的”，而且也具有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特性。生態社會主義者的問題在於“拒絕了實在論和唯物主義，而把人類社會看作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人類社會關係的總和”。而這從根本上帶來這樣一個可怕的後果，就是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思想理解成為一種抽象的、脱離現實的概念。殊不知，在馬克思那裏，唯物主義從來都是與自然科學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如果看不到這一點，那就會犯形而上學的錯誤，就看不到馬克思的唯物主義中內含的關於生態保護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科學認識。馬克思主義一旦被這些錯誤的觀點主導，其中的生態思想的光輝也就沒有了。

福斯特認為，綠色理論中激進的生態主義者將生態問題的根源歸結於科學革命的觀點是錯誤的。“今天人們常常作這樣的設想，要想成為‘生態主義者’，就意味着應以一種高度精神化和唯心主義的方式來對待自然，應當放棄據説是被科學和啟蒙運動業已證明了的那種對待自然的工具性的、還原性的敵對態度。從而作為一名環境主義者就意味着與‘人類中心主義’決裂，培育對自然內在價值的精神意識，甚至如有可能應當將自然置於人類之上”。因此，生態社會主義者才會將當前人類面臨的各種生態危機歸結於技術本身，並指責現代性的危機就是科學技術的危機。馬克思主義雖然發源於啟蒙思想，但是，它是一種唯物主義哲學，與生態社會主義是截然不同的。

當然，我們需要看到，福斯特的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並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他自我設想與構造的生態學的歷史唯物主義，堅持物質存在的自然內容，堅持從馬克思的生產力、生產關係、歷史變革、制度變化等範疇出發思考問題，並且把生態理論融入這些範疇，以認識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問題。這樣一種符合生態學需要的歷史唯物主義，使得福斯特能夠站在一種很高的視野和平台上看待生態問題，而不是一般地就自然談論自然，這是需要肯定的。但是，他的這種理論努力不能從根本上把握生態問題的實質，認識不到資本主義社會生態問題產生的最終動因是什麼，看不到生態危機與經濟危機之間的關係，在客觀上極易將生態矛盾擴大化，進而認為資本主義的本質問題就是生態危機。這種方法論沒有從根本上把握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矛盾與規律的精髓。在馬克思那裏，歷史與實踐不是兩個等同的概念，實踐也不直接等同於籠統的社會行動。在《資本論》等著作中，馬克思從未抽象地談論實踐或者行動，實踐或者行動總是在和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概念緊密聯繫在一起被談論的。馬克思堅決反對將勞動過程一般形式化，他指出：“勞動過程，就我們在上面把它描述為它的簡單的、抽象的要素來説，是製造使用價值的有目的的活動，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對自然物的佔有，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恆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説，它為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因此，我們不必來敍述一個勞動者與其他勞動者的關係。一邊是人及其勞動，另一邊是自然及其物質，這就夠了。”顯然，馬克思是從社會內在矛盾的角度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而福斯特則直接將馬克思的實踐指認為一般形式上的、脱離了現實與具體內容的“社會實踐”或社會行動，他眼中的勞動和實踐都是沒有歷史辯證法內涵的。

二、以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的聯盟為基本路徑

福斯特批判生態社會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維，堅持馬克思主義正義理論，認為生態問題從根本上説就是一個正義問題，環境問題從來都是與經濟問題和政治問題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自然環境的惡劣與生態環境的破壞，對於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生存來説是一種極大的不正義，而人與自然的和諧則是符合人類需求的正義。人與自然之間、各種生物之間的關係問題從根本上説就是一種新的政治哲學，而這種政治哲學終究無法避開正義問題的糾纏。這是福斯特生態正義理論的一個基本指認。

福斯特不但批判傳統的經濟學，而且批判以技術的改進來建構生態正義的路徑，因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技術是服從於資本邏輯的，“將可持續發展僅侷限於我們是否能在現有生產框架內開發出更高效的技術是毫無意義的，這就好像把我們整個生產體制連同非理性、浪費和剝削進行了‘升級’而已……能解決問題的不是技術，而是社會經濟制度本身”。因此，新技術的採用意味着對自然資源更大規模的掠奪與破壞。

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利潤為首要目標的，資本在不斷積累中，實現不斷地擴張，而這種生產方式嚴重依賴能源和技術，生態環境的破壞是不可避免的。在資本不斷增值的過程中，“短期行為”往往導致長期和總體性的環境規劃的缺乏，導致不可持續地利用自然資源，破壞環境。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了它必然非理性地對待自然，必然超越生態所能承受的極限，並最終導致生態危機的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變革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實施新的生態戰略，才能實現生態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因此，在福斯特看來，有效的生態變革策略是“紅綠聯盟”，即走紅與綠相結合的革命道路，如此才能化解人與自然的矛盾，才能建構符合人類生存需要的生態正義。福斯特承襲了馬爾庫塞提出的解決生態問題的基本路徑，即將保護環境與社會主義革命結合起來。福斯特認為，生態問題的出現是同社會現實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因此，生態正義的建構必須訴諸生態革命與社會革命的聯盟。一種行之有效的社會革命必須是將環境運動與社會運動緊密結合的革命，並在此基礎上形成“社會正義的生態學”。顯然，福斯特的理論策略承襲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通過人類的社會變革實現生態正義。

福斯特認為，要消除生態危機，保護自然環境，建構符合人與自然關係原則的正義理論，首要的問題是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係，擺正人與自然的地位。傳統的生物平等主義的主張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人與自然在現實中不平等是一個客觀現實。福斯特指出：“馬克思完全確認，任何一種未來社會的穩定必將有賴於構建一種與自然界的全新的、更為均衡的合理的關係。”也就是説，不能盲目地把人與自然的平等視為生態正義的前提，不能單純地就自然而論自然，應當在生態學歷史唯物主義的視野下，將社會正義問題納入考慮的範圍，選擇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的聯盟。解決生態危機的正確的思路是，把生態的正義與社會的正義問題結合起來進行思考，並從社會正義的視角出發研究生態正義。那些呼籲所有物種平等、一味倡導自然具有內在價值的理想化的思路不是不正確的，也是不可靠的。顯然，與以往的“深生態學”的正義理念不同，福斯特是將生態正義置於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視野中予以觀察的，而不是將生態正義理論極端化。基於這一基本視野，福斯特指出，在馬克思那裏，正義的實現是以一定的社會制度背景為支撐的，而資本主義社會是不正義的，它不可能解決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一系列不公正問題，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呼喚社會公正與人道主義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資本邏輯的本性是剝削，這種剝削不可避免地要帶來生態環境的破壞。因此，資本主義制度不會解決諸多不正義問題，也不會帶來生態正義的美好願景。馬克思眼中的新社會是一個包含着人與自然、人與人關係和諧相處的社會，是超越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社會，也是能夠增進人與自然合理關係的社會。

建構生態正義首先需要一場道德革命，以改正以往對待自然環境的不道德行為。傳統的生產方式導致社會權力結構的不道德，長期以來將自然當作商品買賣，忽視自然的內在價值，因此，建立一種符合人與自然關係、符合生態價值與文化價值的生態道德十分必要。個體的道德修養當然重要，但還需要在制度上加以保障，以保證個體道德修養的落實。福斯特認為：“事物的正確與否主要看其是否有助於保持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這場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改正以往對待自然問題的不道德行為，堅持文化與生態的多樣性存在。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僅有道德革命是不夠的。生態問題的解決，生態正義的建構，需要通過變革社會制度來實現。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資本主義的擴張邏輯。在資本主義社會，獲得利潤、不斷實現資本積累是生產的最高目標，對技術的推崇與非理性的生產方式帶來的必然後果就是自然本身的內在價值被忽視、環境的破壞與生態危機的出現。因此，生態正義的建構最為關鍵的事情就是實行自然生態觀的革命，並變革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福斯特之所以持有這樣的觀點，是因為他看到了，美國西北太平洋地區的環境主義者僅僅從環保角度出發而進行的保護原始森林鬥爭失敗的事實。這一環保運動因忽視了工人的生計問題，製造了林業工人與環境主義者之問的矛盾與對立，無果而終。這次環保運動的教訓使得福斯特確信，要想建構生態正義，必須使環境運動與社會運動結盟，通過鬥爭的方式獲取環境正義和社會正義的實現。但是，這只是福斯特提出的一個粗略的方案，至於如何開展這樣的“鬥爭”，選擇什麼樣的鬥爭方式，福斯特卻沒有具體展開來説明。

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福斯特有推動環境正義與社會正義結盟的想法，但他並沒有為這種新社會運動提供科學合理的證明。如果僅僅從人與自然的關係、人對環境的不正義的角度認識資本主義制度，而放棄對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正義、經濟正義的批判與思考，那麼就不能從根本上把握資本主義生態問題的本質。

三、生態正義建構的主體尋求

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當下社會的核心體制，“這種體制的顯著特徵猶如一種巨型的松鼠籠子。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其中的腳踏輪上的一部分，既不可能也不願意從中脱離……他們僅僅需要有一份維持生計的工作而已……成為環境之主要敵人者不是個人滿足他們自身內在慾望的行為，而是我們每個人都依附其上的這種像踏輪磨坊一樣的生產方式”。環境正義與社會正義的實現依賴一定的階級力量，環境正義與社會正義的結盟是由這一革命主體完成的。在此，福斯特對那些主張超越階級鬥爭的環保主義者進行了批評，認為這是不現實的。福斯特認為，環境問題的出現與人們的消費習慣、生活方式有關，更與不同階級、不同派別的意識形態有關，因此，階級鬥爭的角度仍然是當前尋求生態正義的革命主體的正確思路。他指出，當代社會歷史依然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由階級鬥爭構成”的觀點依然沒有過時，無產階級在生態正義建構上的主體地位依然非常重要。無產階級在激進的生態社會主義變革中肩負着重要的使命，要實現未來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的強大力量不容忽視。在這個問題上，福斯特與奧康納有一致的看法。

奧康納也認為，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問題之所以是一個階級問題，是因為階級鬥爭是環境、生態等運動中一個明顯的因素，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思想與精華之處就是對於階級鬥爭的堅持。在福斯特看來，生態中心主義者倡導的那種與無政府主義混雜在一起、帶有明顯後現代主義色彩的綠色運動，不過是一種沒有現實根基的烏托邦。他指出：“忽視階級和其他社會不公而獨立開展的生態運動，充其量也只能成功地轉移環境問題，而與此同時，資本主義制度以其無限度地將人類生產型能源、土地、定型地環境和地球本身建立的生態予以商品化的傾向，進一步加強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主要權力關係。所以，這樣的全球運動對構建人類與自然可持續關係的總體綠色目標毫無意義，甚至會產生相反的效果：由於現存社會力量的分裂，給環境事業造成更多的反對力量。”即是説，不深入探究資本主義制度及其主要權力關係，生態正義就無從談起。只有進行強有力的社會變革與鬥爭，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行動”和“物質實踐”的概念，在福斯特這裏就是指通過社會變革，建構理想的生態社會主義。

福斯特認為，具體的社會變革策略是革命，即主要由社會下層民眾參與的`社會運動。生活在社會下層的人們之所以能夠成為革命的階級主體，是因為他們不僅飽受生態危機的困擾，而且深受各種社會不公正問題的折磨。因此，環境鬥爭的背後有更加複雜的問題。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在當前並沒有過時，因此，在環境正義運動與生態正義理論的建構中，革命運動的擔當者也即無產階級的主體作用的發揮具有重要的意義。顯而易見，福斯特比那些主張僅僅依靠提高人的意識建構環境正義的環保主義者更進步。然而，遺憾的是，福斯特雖然指出瞭解決生態問題的革命主體的重要性，卻沒有進一步説明，這一新的革命主體應當採取何種革命策略，應當如何付諸行動。

四、結語

福斯特通過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修正、重構與改造，闡釋了馬克思唯物主義的自然觀、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等生態學基本問題，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思考生態危機的解決辦法，堅持通過具體的社會實踐實現社會變革，並以此建構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正義理論，從根本上深化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生態危機的理論。福斯特拒絕像一些環保主義者和綠色運動主義者那樣，僅僅在理論上主張自然具有內在價值，並從抽象的層面對生態危機進行抽象批判，而不能從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反思解決問題的辦法。他也拒絕將生態問題簡化為一種基本的價值判斷，而堅決主張生態問題絕不是孤立的，生態問題與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有密切的關係。因此，為應對生態危機，應該實實在在地行動起來，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組織，對其進行宣傳，並提出未來生態學社會主義的基本走向。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與其他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福斯特也未能提出具體有效地推動綠色革命、實現社會變革的方案。他雖然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解為實踐唯物主義，但是卻未能真正理解“實踐”一詞在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地位。福斯特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精髓定位在生態學層面，認為馬克思關於勞動、關於人與自然的矛盾的理論都是基於生態學角度的，僅僅靠一些零散的鬥爭是不能真正實現綠色革命的。這表明，福斯特所提出的不過是一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激進的、不確定的、外在性的鬥爭策略，一種遠離社會現實的、具有浪漫主義傾向的烏托邦幻想。因為在馬克思那裏，人與自然的矛盾的實質是很清楚的：“只有資本才創造出資本階級社會，並創造出社會成員對大自然和社會聯繫本身的普遍佔有……只有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才不過是人的對象，不過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認為是自為的力量；而對自然界的獨立規律的理論認識本身不過表現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為消費品，還是作為生產資料）服從於人的需要。”人與自然的矛盾的根源在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這是馬克思對於人與自然的矛盾的本質認識。還需要指出的是，福斯特眼中的人與自然的統一隻是抽象的生態學領域的統一，而不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過程中的歷史的統一。儘管福斯特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異化的生產方式，但是，這種批判是經驗現象層面的，是把涉及這種生產方式的各種經驗層面的異化現象組合起來進行的思考，而不是從私有制的社會歷史進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的視角進入的，因而也就看不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自身所具有的革命的、批判的意義。由於現實歷史過程的思維方式的缺失，福斯特無法深入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實質。我們認為，生態危機的解決，生態正義的建構，僅僅依靠生態運動或僅僅通過政治議程、政治責任，是不能實現的。理論的不徹底性與實踐的模糊性使得建構生態正義的設想只能停留在幻想層面上，也就是説，“不是把人與人之間的分工與協作當成一種客觀歷史性的結果，而是當成一種主觀建構性的產物，具體地説，不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理解無產階級的產生，而是從建構共識或趨向一種合法性的角度來解釋階級或集團意識的出現。儘管我們的意圖不是要因此而回歸到從單純的技術必然性的角度來解釋階級或集團意識的產生，但十分明顯的是，上述這種思路顯然割裂了文化與歷史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繫，走向了文化的單面線索”。雖然福斯特提出一種新的關於生態正義的建構路徑，但是由於脱離社會現實，這一路徑最終只能作為一種“新社會運動”難以落實，歸於流產。它不是經典馬克思主義語境中的科學社會主義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