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文學在現代的意義論文

近日讀到一篇文章，分析綜藝節目“我是歌手”火爆的原因，文中引入這樣一個概念：社交貨幣。這是一個來自新興的社會媒體經濟學的理論，大意就是我們以某個話題、現象、概念作為談資，通過與他人進行交流探討，在對信息的分享與談論中，實現彼此的瞭解和自我形象的凸顯塑造。顯然，“我是歌手”熱播的幾個月裏，它在公眾媒體和大眾人羣中，正是充當着超級社交貨幣的角色一一比如，對李健的喜歡與否已經生生把筆者的閨蜜圈分作兩個陣營，文藝女與非文藝女就此實現了一次相互識別和區分。

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文學、作家和作品，就是通行於時代、社會、公眾的“超級社交貨幣”。人們在閲讀、討論文學作品和主題人物的過程當中，輸出和交換着自己關於世界的看法與論調，確認和塑造着自己的價值取向，甚至由此養成自己的情感方式和話語方式，凸顯着自我的獨特性。那是文學輝煌燦爛的時代，至少貌似是。

而今天，從博客到微博和微信，新媒體和自媒體，網絡文學和超文體鏈接，這些文本形式和傳播方式正在替代文學而成為某種意義上的社交硬通貨。文學，我們通常所謂純文學意義上的作家作品和現象話題，越來越淡出公眾目光之所及，越來越邊緣，自説自話、自娛自樂。於是，很多作家與批評家開始憂心忡忡滿面愁容地發問：新媒體時代，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在哪裏?

儘管，筆者承認自己嚴重依賴微信，隨時刷屏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習慣;儘管，筆者承認自己也會津津有味地追看《甄媚傳》和小白文，但筆者真的不認為純文學有那麼岌岌可危和日落西山。網絡文學的鋪天蓋地與目不暇接也好，移動終端輕閲讀的流行盛行也好，包括微博控、微信控，筆者傾向於把它理解為精神產品從生產、傳播和接受評價體系越來越細分的結果，而大工業生產和現代社會，本身就包含着層次種類細密的分工。純文學不再成為公眾的社交貨幣，人們轉身從新媒體上去尋找和接受更多類型的資訊與觀念、講述與闡釋，不同的精神產品和文化形式，對應不同的需求和人羣，這不過是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1980年似乎是文學最興盛發達的年代，至少貌似輝煌燦爛。所以今天有太多的作家批評家在悲傷地緬懷那個年代，烯噓文學的中心位置一去不復返。還有很多人會因為網絡文學的流行而去感慨當下人們閲讀水平的下降甚至墮落。筆者倒覺得，文學地位的這些變化恰恰有力地證明了時代的進步和成熟，更真實地呈現出大眾在精神產品和文化需求上的真正主體性一一他們更明確更自覺地提出了多層次的精神產品需求，而不再是精英居高臨下地給出什麼他們就追捧接受什麼。無論各種站上的各種超長篇網文，還是幾乎每個人手機上都在操弄的140個字與秒刷刷的朋友圈，更提供給每個人一種播報、描繪、表達和闡述外在世界和與自我的權利與權力。閲讀與寫作，似乎從未如此自在和自由，從未如此充滿選擇性與可能性。

當然，傳統意義上的作家就必然和必須面對這樣一個嚴峻問題：文學將以怎樣的合理性與説服力在這個多媒體融合的時代安放自己?文學如果在這個網行天下微力無邊的時代還有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必要，那麼它一定要在圍觀熱鬧、點評八卦、演繹傳奇之外提供更有價值的獨特東西。那究竟是什麼呢?在我看來，它至少得包含着對世界個體化的打量思慮，以及對人和人心的體恤和理解，它和瀰漫在現實經驗中、網絡狂歡裏、通俗小説中那些外在簡單的是非評定和價值判斷構成一種對峙和撕扯，它對各種想當然和理所應當構成一種打破和挑戰。

新媒體時代對更年青一代寫作者影響尤甚，但未必是直接和顯而易見的。這種影響或者説改變，不是讀者羣的此消彼長，更不是有你沒我的.替代壓力，而是通過影響寫作者自身來實現的。時代的大趨勢大氛圍，資訊傳播分享的新方式，日常經驗和個人體驗的新媒體化，這些都會參與塑造着一個寫作者的審美趣味、思考力，以及表述習慣話語方式等等，這些潛移默化的變化一定會反映在一個人的寫作中。新的時代必然養成新的作家和作品，無須焦慮、躲閃，更不必呼喚期待，它註定要發生的。而文學，當它充當公眾社交貨幣角色的時候，當它處於時代焦點和社會中心的時候，就不可避免地被各種訴求、立場、企圖心捆綁束縛，被不可承受之重擠壓得變形而喪失初心。而安於邊緣，文學才有可能獲得更多的自在自得自由，從而重申自我立場、回到文學本身。

所以，文學，在這個時代，幸與不幸、生機勃勃與垂頭喪氣、機會與挑戰，同在。最好的時代，或最壞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