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在當代西方世界的沒落　從北約空襲南斯拉夫談起

洪濤

    今年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對南斯拉夫進行了大規模空襲，

這一事件令人震驚。在即將進入21世紀的今天，物質文明的發展水平

之高自然勿庸説，就精神文明來看，據説西方主要國家已進入夜不閉

户、路不拾遺的“太平盛世”，人們小心翼翼地不去侵犯他人的利益，

甚至孩子們在公共汽車上也如在音樂廳裏一樣安靜，因為害怕打擾他

人。正是在這樣的對西方高度文明的認識下，北約在科索沃問題上的

所作所為令人震驚。西方的行動再現了巴黎和會上的那一幕，再現了

八國聯軍侵華的那一幕，人們突然再次失去了安全感。

    當然，這種“震驚”或許是出於我們的無知吧。一方面出於傳統

的情理政治的中國人對國際關係中那冷酷無情的一面缺乏“西方學術

性”的認識，另一方面種種對西方世界的“以為”或許是出於“以為

者”的主觀心理傾向，這就好像17、18世紀的歐洲人把當時的清帝國

視為世界上最理性的社會一樣。幸好，這種種無知在北約對南斯拉夫

的空襲中被炸得粉碎。今天，我們可以對西方世界有更清醒的認識了，

這就是，作為一個文化的西方正在沒落之中。

    種種新奇的後現代話語幾乎讓我們忘記了馬克思的教誨：西方社

會在本質上是一個“資本”統治的社會。這個基本判斷在19世紀有效，

在20世紀有效，在21世紀依然有效。尼采與韋伯都曾強調過“資本”

統治的社會的反文化傾向，尼采在批判穆勒的功利主義政治學時指出，

資本主義的所謂“道德”，即使按照康德的標準。也是一種非道德，

因為這種“道德”是建立在所謂“互惠性”的基礎之上的，它一方面

是自我的貪慾，另一方面是對他者的恐懼，這是一種“民免而無恥”

    的政治，這種政治一旦進入國際政治領域，就立刻演變為一種無

恥的強權政治。

    “民免面無恥”的現象在任何社會中都普遍存汪，但只有近代西

方才將其理論化、知識化，算作真理。原因很簡單。

    在主觀上。個人的欲求被當作絕對在先的東西，在客觀上，“資

本”為自身塑造起一個“客觀的”、“實在的”規律世界。

    因此，凡是不甘願把“個體”看作一個“欲求者”的。在主觀上

都被看作是潛在的專制者。客觀上是逆時的、反科學的。

    西方的文化是在向意識形態轉變的過程中逐漸沒落的，這種文化

的意識形態化乃是近代特有的現象，是資本主義興起的產物。資本主

義社會內在的反文化性在於，人類的文化活動，亦即人的活動是以自

身目的為基礎的，而“資本”實現自身的活動卻建立在一個基本的

“利用模式”之上，“資本”將一切物都異化為它的手段。

    一百多年來，西方國家對內與對外的政治行為在本質上並無差別，

都是出於“資本”意志。在歐洲爆發的兩場世界大戰使20世紀成為有

史以來人殺人最多的一個世紀，但西方國家沒有從這些血腥的屠殺中

汲取教訓，反而妄圖以物的極權來取代人的極權。其實，正是物的極

權才導致了死亡本能的泛濫。

    認識20世紀政治的關鍵在於把握住那個隱身於個人合理自利之表

象後面的“資本”，它以個人的貪慾為面目，以對技術的瘋狂運用為

手段。這是現代世界的“權力意志”。在資本主義時代，政治學的核

心問題--民主與專制，不是個人統治還是少數人統治或是多數人統

治這種亞里士多德式的，不是主張人權與不主張人權的分歧，而是資

本（或現象上看，技術）統治還是人的統治，是慾望統治還是精神文

化的統治。馬克思、尼采、海德格爾都從不同的角度揭示過這一問題。

    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的基本問題》中指出：“就形而上的方面

來看，俄國（指蘇聯）與美國二者其實是相同的，即相同的

    發了狂一般的運作技術……如果有一天

    技術和經濟開發征服了地球上最後一個角落；如果任何一個地方

發生的任何一個事件在任何時間內部會迅即為世人所知；如果人們能

夠同時‘體驗’法國國王的被刺和東京交響音樂會的情景；作為歷史

的時間已經從所有民族的所有此在那裏消失並且僅僅作為迅即性、瞬

間性和同時性而在；如果拳擊手被奉為民族英雄；如果成千上萬人的

羣眾集會成為一種盛曲，那麼，就像閻王高踞於小鬼之上一樣，“此

刻，”大地在精神上的淪落己前進得如此之遠，以致於各民族已處於

喪失其最後的精神力量的危險之中。“

    遺憾的是，具有偉大文化傳統的德

    國，這三位哲人的祖國，似乎沒有逃脱喪失其最後的精神力量的

結局。作為美國的同盟者，德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第一次再度成為

了一個侵略者。這個“第一次”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二戰時的現代

政治極權主義，到今天其內部矛盾己然化解，以美國為代表的當代西

方國家開始一致對外，開始消滅其他文化。其實在“其他”之外已沒

有了文化，當代西方文化中的“文化”兩字只具有空洞的符號指稱的

形式意義。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末尾有一段著名的評論，

指出“資本”

    的進一步發展不僅將扼殺其文化母體，而且當它在西方世界佔主

導地位之後，則要求消滅一切文化傳統，“物質產品對人類的生存就

開始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這力量不斷增長，且不屈不撓”。

在資本獲得最高發展的地方--美國，“財富的追求已被剝奪了其原

有的宗教和倫理涵義，而趨於和純粹的世俗情慾相關聯”。從此，人

們將在一個鐵籠裏生活，“因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無道理地，這樣

來評説這個文化的發展的最後階段：”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

肝；這個廢物幻想着它自己已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韋伯的預言冷酷無情，但不失誠實，而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

説則不免虛偽，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的衝突，不是文明與文明的衝

突，而是資本力量與文明的衝突，是資本吞噬文明和文明求生的掙扎。

西方的“資本”利用它強大的物質力量、宣傳力量擴張自身，一方面

用物質的誘惑，另一方面用現代娛樂、傳媒和現代社會科學論證來激

發人的種種慾望，以圖達到消滅文化的目的。

    從實質上來説，西方與非西方的衝突，不是文化自身的差異造成

的，而是文化的野蠻主義對文化的扼殺。從20世紀的種種政治和文化

現象中，難道沒有鮮明地表現出這一點嗎？我們可以看到，當資本的

主要威脅--社會主義理念因其在現實中的種種自我困難而上大削弱

自己的時候，也就是在兩方文化內部對資本力量構成威脅的文化力量

大大削弱後，資本就將其目標轉向了今天在世的其他三種主要文化形

式：儒家文化、伊斯蘭教文化和東正教文化。

    1914年，在戰火紛飛的歐洲，一位默默無聞的中學教師斯賓格勒

在燭光下寫着他的《西方的.沒落》一書。斯賓格勒指出，當文化成為

一種喪失靈魂的徒具形式的東西之後，在政治上表現為愷撒主義的興

起。愷撒主義的前提是文化的徹底殭屍化，這就是今天西方世界要做

的事情。在未來的世界中，沒有一個人能夠成為愷撒，這正是現代社

會下極權主義的形式，端坐於王位之上的將是“資本”，資本的統治

以技術合理性和貪慾的合理性為其左右手。這種技術和貪慾的至上將

瓦解所有文化。

    至於西方文化自身已經不再是資本進攻的目標。就其自身而言，

西方理論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權力的工具。如果説，現代性的普遍主

義還是對“文化”抱一種信以為真的態度，因而對西方文化自身具有

強烈的自信（這正是文化的必要條件），那麼，後現代主義則完全成

為了資本操縱其他文化的一種手段。這種後現代主義試圖通過承認使

文化地方化、局部化、相對化，使各種文化下降為次於資本力量的一

種點綴。今天存在着普遍主義的東西，不過不是文化，而是慾望；存

在着唯權力主義的東西，但不是知識，而是資本。後現代性先是默認，

繼而服務於資本和技術的統治。因此，在今天，後現代之反基礎主義，

乃是反文化主義，因為文化是與資本相對抗的唯一力量。這種反文化

主義，正是表現在對非西方文化的攻擊，表現在西方意識形態專家的

所謂的“文明衝突”的論調當中。

    西方國家這次對南斯拉夫的襲擊，是以人權來質疑主權的絕對觀

唸的。且不説，人權與國家主權是現代政治兩個共生共存的立足點，

即使單就這兩個概念看，質疑國家主權的那些理由，正是可以用來質

疑人權的絕對性。

    在一百年前，西方國家以堅船利炮侵入中國的時候，其理由是國

家主權，今天，當非西方國家建立起對主權的信仰的時候，西方國家

又祭起廠人權的旗幟。

    這種變換的原因無他，全然出於“資本”

    的邏輯。正是“資本”對文化理念“自由”、“權利”的概念的

濫用，使得這些來自於遠古的文化力量不斷喪失。熟悉中國現代史的

都知道，正是由於巴黎和會西方國家合夥出賣正義，使西方式“自由”

概念在現代中國幾乎名譽掃地。今大北約各國聯手襲擊南斯拉夫，所

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在今天的西方，一個韋怕所説的鐵籠已經建立起來了，它可能比

韋伯當初想像的要強大得多，它依靠美元、戰斧式任導彈和以美元作

支撐的消費主義文化來建立自己的強權。美國正在成為“資本”這一

現代暴君身邊的寵臣，其國家戰略就要能夠借用資本的力量為所欲為。

    或許有人間，何以從科索沃事件中對西方文化的整體作如此推斷，

這樣做是否過於武斷？答曰：可以從政治現象聯想到文化，以對西方

民主制度一貫所有的認識，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西方政治家之所為正

是民意的體現。在專制主義國家，其所作所為不過體現了一個人或少

數人的意志，那麼，在民主國度內，政治家的行為當然應出自於國民

意志，正如托克維爾所説，民主不僅是一種權利，而且是一種責任和

義務。今天西方國家的政制精英的質素狂瀉，難道不正反映出其民族

精神的普遍狀況嗎？

    今日的西方，偉大的政治傳統已逝。這已不再是誕生了拜倫、考

德威兒這樣一些偉大的自由主義戰士的西方。民主政治需要道德為其

本，政治自由的目的是正義，沒有道德的民主和沒有政治的自由，必

將導致政治的無恥化。因此，資本主義與正義的政治勢成冰炭水火，

引位整使資本主義的發展破壞了道德與正義之跟基  --文化。（作

者系復旦大學國政系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