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三字經》的歷史價值

我小時候，《三字經》、《神童詩》之類是被批判的對象。其實，如果不批判，小孩子當時也接觸不到，被批判了，反而有了接觸的機會。當然，也因為批判才沒有認真讀它，比方説《三字經》，背誦了一半就沒了興趣，《神童詩》也就記得開頭幾句：“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在那時的思想指導下，反正是個壞東西，花那麼多精力幹嘛?那個年代，很多東西都在“供批判參考”的背景下，成為知識和觀念來源的一部分。如今不一樣了。

錢文忠先生在中央電視台的“百家講壇”講過不少內容，《三字經》是其中之一。近日，錢文忠講《三字經》的文字內容經較多補正後，以《錢説三字經》的書名重新出版，出版商希望我對此書談點看法。其實，我對該書本身沒什麼看法，也説不出什麼。逐字逐句地解釋《三字經》，此類事情我以前就説過，這在中國歷史上是蒙學，也就是小孩子該學的內容。到了現在，變為成年人的學習對象，真不知道該高興還是悲哀。然而，《三字經》為何在中國歷史上出現?為何延續使用了那麼多年?後來又為何被批判?現在又為何受到重視?我們現在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三字經》等古代蒙學讀物?這一系列問題倒是值得一説。

《三字經》出現於南宋時期，《神童詩》早一點，出現於北宋時期。就蒙學讀物來説，還有更早的，例如《千字文》。我認為，《千字文》雖然最初的動議是梁武帝想給皇子們讀書用的，但事實上，它並不符合蒙學讀物的要求，它偏重於識字。內容方面對於兒童顯得深奧，不容易記，也不容易理解，兒童讀《千字文》大概沒多少興趣，只有死記硬背的痛苦。當然，如果把它當成學書法的材料則另説。《神童詩》及《三字經》先後在北宋和南宋出現，有它必然的歷史背景。

孔子提出“有教無類”的主張，從理念上説，可以看成是普及教育的先驅，但普及教育成為政府推動的政策和制度，則始於宋朝。從北宋起，鄉間私塾、書院，政府縣學、府學、太學等教育機構的設置，形成了完整的教育系統，普及教育達到空前的歷史高度，絕對領先於世界。這是造成蒙學讀物開始出現和大量使用的重要原因。因此，不管是《神童詩》還是《三字經》，最突出的一點就是重視教育，告訴每個孩子讀書學習的重要性，這也是中國人至今重視教育的優良習慣和傳統依然根深蒂固的原因。毫不誇張地説，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重視的教育的，中國也是最早實行普及教育的。這也是導致《神童詩》、《三字經》之類的蒙學讀物歷時幾百年被人接受和使用的原因。相比而言，《千字文》更適合歐洲那樣只有貴族才能受教育的傳統，而《神童詩》和《三字經》則貫徹了孔子“有教無類”的平民化教育傳統。

重視教育是一回事，以什麼內容來教育是另一回事。對於後一個問題的不同答案，造成了後人對《三字經》的不同看法及反覆，一直到今天。中國的普及教育從宋朝開始，也是有原因的。科舉制度從隋朝開始建立，形象一點説，科舉就是選拔，就是收穫。但是，如果沒有播種，收穫就不會多。唐朝雖然也實行科舉制度，但唐朝的問題之一是，科舉的來源不夠廣泛，知識和教育被世家大族把持的現象較為嚴重。武則天想破除這一現象，但因沒有具體播種的措施，結果也不夠成功。因此，到了宋朝，為了廣泛地選拔優秀的社會管理人才，教育普及就變得非常必要，這也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結果。所以《神童詩》、《三字經》之類的蒙學讀物才會在宋朝以後大行其道。如果沒有廣泛的普及教育，也就不會有大眾化的蒙學讀物。

要説《三字經》的內容，先講《三字經》中的一個故事。“孟母三遷”的故事很早就有了，因為《三字經》中有“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的描述而更加廣為人知。但是，孟子那時候真的是“不學”嗎?孟母三遷的故事告訴我們，孟子始終在不斷地學習，不管是學喪葬、學叫賣，還是學屠宰，其實少年孟軻都是在學，而且非常好學。如果每個母親都像仉氏那樣不讓孩子學習那些內容，那些職業該由誰來做呢?因此，《三字經》中孟母三遷的故事涉及到這一蒙學讀物的本質：讀書的目的。如果我們理解了廣泛的科舉制度導致普及教育的需要，那麼，《三字經》中孟母三遷的故事很明顯地指向了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讀書做官。《三字經》在孟母三遷故事後面緊接着説：“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究其歷史我們看到，竇燕山五個孩子“名俱揚”，都是指考上了科舉，所謂“五子登科”，其中沒有一個是現代工程師、實業家、發明家之類。事實上，《神童詩》中“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也是這個意思，“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鮮明地表達了讀書做官的理念。這是中國古代教育的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