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盛宣懷的兩重面孔

名人故事：盛宣懷的兩重面孔1

鐵板模樣的“官督商辦”

1872年12月函諮總理衙門時，李鴻章概括了“官督商辦”的準則：“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而聽候商董等自立條議，悦服眾商。”即企業不為政府所有，所有權屬於股份企業，“官督商辦”後來成為1870年代洋務派創辦民用工業的主要模式，輪船招商局、湖北礦務局、開平礦務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都採取了這一方式。

李鴻章首倡的中國近代工業化“官督商辦”模式，最初來自盛宣懷的構想。

當時，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員們一心想發展中國近代工業企業，卻苦於清廷國庫不足，因而想調動、吸納民間資金來實現富強大計。另一方面，在缺乏商業傳統和制度保障的社會裏，通商口岸的商人們卻寧願把資金投向外國商行。

曾在招商局做過會辦的鄭觀應在他的《救時揭要》中指出：1871年到1872年，上海長江輪船多至十七八隻，計其本已在一二百萬，“皆華商之資，附洋行而貿易者十居其九。”鄭觀應説，中國商人其實不願意“以資附洋”，但外國人似乎比中國官吏更值得信任，“夫商之不願者，畏官之威，與畏官之無信而已。”

1872年，“每欲有所陳説”的盛宣懷向李鴻章遞交了一份如何組建運營輪船公司的《輪船章程》。在這份後來被視作中國一個集商資商辦的章程裏，盛宣懷試圖打通官商之間彼此隔閡、“久不聯絡”的局面。

盛宣懷認為，中國自辦輪運業能否成功，關鍵在於國家是否“重商情”，以及如何為商人設身處地打算。他共擬定了六條章程，涉及輪船的組織、管理、經費、船隻、如何應對洋商的競爭，以及政府給予怎樣的優惠扶植政策。譬如，為了保證能和洋行競爭，政府給予漕運的業務扶植；政府不能隨意侵佔公司利益，“官場來往搭客、搭貨亦照例收取水腳”等等。

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企業不為政府所有，所有權歸合股組織。這使得調動大量商人資本成為可能。

這份周密、漂亮的《章程》完全不像出自一個初涉商場的年輕小官僚之手。可惜沒有得到政府派來的舊式商人、浙江海運委員朱其昂的認可。朱堅持領官項、設官局，他後來領官款20萬串後在上海辦“輪船招商公局”，只靠運漕糧為營生。幾個月後，“公局”就陷入停滯狀態。

在朱的“官辦”思路下，招股也很不順利。到1873年4月，只收到一名商人一萬兩現款的股金。上海商界兩位和官場有着千絲萬縷關係的人物——“紅頂”商人胡雪巖和茶商李振玉都婉言拒絕入股。

“官辦”失敗後，李鴻章又回到盛宣懷最初提出的“商辦”思路。這次，他委任了有着豐富經驗的買辦商人唐廷樞為總辦，徐潤為會辦。唐、徐二人皆任洋行買辦達十年之久。憑藉他們在華洋商界、輪船航運方面擁有的廣泛人脈資源，50萬兩的股本很順利地就招齊。

當時，代表商人股東的總辦唐、徐二人主管攬載、招股等輪運，代表官方的朱其昂主管漕運。盛宣懷則被李鴻章任命為兼管漕運和攬載事宜，既代表官，又代表商，成為聯絡、調和官商的關鍵人物。終其一生，他都在“官”與“商”的兩重角色之間徘徊。

雖然未能如願坐上招商局的頭把交椅，之後又奉李鴻章之命到湖北勘礦，盛宣懷在招商局的經營和發展中還是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尤以以小吃大、收購美國昌旗輪船公司這一令國人揚眉吐氣的一戰為重要一筆。

當時，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壟斷了中國沿海和長江內河的貨運，旗昌是其中歷史久、實力強的一家。隨着輪船招商局的加入，洋行的壟斷被打破。為打壓招商局，洋商們一度把水腳（水路運輸費用）壓至一半。惡戰三年下來，幾無利潤可言，旗昌更是出現了嚴重的虧損。旗昌新老闆上任後，有把旗下輪運業資產出售的念頭。

1876年年底，徐潤獲知消息後親自跑到湖北武穴，找正在勘礦的盛宣懷商量。盛宣懷認為籌款不難，擔心的是吃下以後“船多貨少、洋商爭衡”的問題。聽完徐、唐的解説後，他特地從湖北趕回和有關人員商談此事。

據其子盛同頤回憶，盛宣懷先找李鴻章商議，並提出籌款方案：由清政府飭令鹽商搭購招商局股份792000兩，並通飭各藩司、海關道勸諭富商們認股。當時華北持續大旱，饑荒蔓延數省，賑災是頭等大事。李鴻章以“費巨難籌”拒絕了盛宣懷的計劃。

盛宣懷不是一個輕易會讓機會溜掉的人。他跑到南京，面見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楨。沈先拒絕。經過盛一番“此局關係國防大計、江海利源”的陳説，這位極為關心海防的封疆大吏終被説服。最後，沈葆楨同意從他的藩庫裏籌銀50萬兩，再由他和李鴻章會同奏請朝廷，由江蘇、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撥款，把共計100萬兩的官款存入招商局的賬户作為貸款。

待到以220萬兩銀子吃下旗昌後，原本只有11艘輪船、資本額僅有75萬兩的輪船招商局擁有了29艘輪船，成為中國水域上最重要的一家航運公司。這一年冬天，太古、怡和兩家外資巨頭不得不和招商局簽訂了第一次“齊價合同”。

憑藉官的身份和人脈，盛宣懷為招商局籌集到鉅額政府貸款。之後數年，招商局因為揹負巨大的債務包袱，又遭遇洋行的削價競爭，經營面臨壓力。盛宣懷又通過李鴻章，為招商局爭取到5年內緩繳官款利息等特殊待遇。

在招商局創辦的頭十年裏，官方予以漕運和貸款方面的扶植，商人們進行精明有效的經營、管理。在官商協力下，歷經洋商發動的價格惡戰、雲南馬嘉理事件引發的股東抽資風潮等等艱難，招商局成功實現“分洋商利權”的目的。

隨後幾年，中國內河航運費用穩步下降。這對整個中國商界、貨物流動都是利好。在政府扶植、商本商辦的理念下，招商局的創辦和經營，實現了商人、國家、社會多方共贏的局面。

到1880年，已有歷練的盛宣懷很順利地辦了另一家重要的洋務企業——中國電報局。一年後，待津滬陸線竣工，他奏請改“官本官辦”為“官督商辦”。理由是“非官為維持，無以創始，若非商為經營，無以持久”，“商受其利而官操其心，實為顛撲不破之道。”

盛宣懷始終認為，要使企業長久經營下去，必須要由將盈利視為身家性命的商人來投資，按商業原則經營，政府不得干涉。但創業之初，須有政府的保護和扶植。當時，架電線有破壞風水之説，來自官民的阻力非常大，拔電杆、斷電線的事常有發生。打着“官為督理”的旗號，就可以讓沿線地方官員一體照料保護。

在“厚利商民”的思想指導下，原本定為為軍事服務的電報業很快地發展起來，電報商線縱橫數萬裏，設局百數十處，均屬商款商辦。

與輪船招商局一樣，電報局也要和洋商英國大東公司、丹麥大北公司爭奪利權。在李鴻章的支持下，盛宣懷和兩家洋商進行交涉、談判，最後得以拆除兩家公司設立在岸上的陸線，而且不準其將海線牽引上岸。

這個機敏練達、雄心勃勃的年輕官員，正迅速成長為中國第一代官僚資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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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生第一知己

晚清著名詩人、名臣陳寶箴長子、陳寅恪之父陳三立曾評説：盛宣懷“最受知李文忠公（李鴻章諡號）”。而盛宣懷也將李鴻章“引為畢生第一知己”。

這位近代史上備受爭議的晚清第一權臣，在甲午戰敗後自嘲為大清這一間破屋的“裱糊匠”，被《劍橋中國晚清史》的主編、學者劉廣京稱為“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和領導人”。自1860年代，在上海見識洋人的堅船利炮和先進技術後，李鴻章開始推行洋務，接連創辦江南製造局等三家近代軍工企業。

出任直隸總督後，李鴻章的視野越發弘闊。在1872年的一份奏摺裏，他提出了中國處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説法。考察西方強國的發展現狀，他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於“患貧”，得出“必先富而後能強”的認識，把洋務運動的重心轉向了“求富”——創辦民用型近代企業，和西方列強爭奪利權。

為了實現“自強求富”大計，李鴻章在督直的25年間鋪開了一張由幕僚、同年、同僚組成的網絡：同樣具有開明思想的各省督撫如沈葆楨、張之洞、劉坤一、丁日昌等人，是他推行洋務運動的聯盟者，而盛宣懷就是李氏洋務事業中得力的執行人——人稱“合肥相國之左右臂膀”。

對李鴻章，盛宣懷每每以“恩師”、“傅相”相稱呼；若是私底下發牢騷，則稱之為“合肥”。他曾對李表明心跡：除努力辦好輪船、電報之外，“竭我生之精力，必當助我中堂辦成鐵礦、銀行、郵政、織布數事，百年之後，或可以姓名附列於中堂傳策之後，吾願足矣。中堂得無笑我言大而夸乎？職道每念督撫姓名得傳後世者幾人哉？遑論其下。是故做官不及做事多矣。”

這一腔表白如今都已成為歷史事實——談到近代史，繞不開李鴻章，談及李鴻章極具爭議的一生、他的功過成敗，繞不開盛宣懷。在中國近代史上，兩人均以“行做大事”和譽毀參半而留名於史籍。

李鴻章對盛宣懷一直進行悉心栽培和磨礪，交給他創辦一系列近代工商業企業的機會，也為他打通官場升遷的途徑。在李鴻章的提攜下，盛宣懷“行大事”兼“做高官”，十餘年間從一個小小的幕僚一路晉升至天津海關道的要職。

這種恩師對門生的關照是全方位的。1875年，盛宣懷獨當一面在湖北辦煤鐵礦。在李鴻章寫給他的指導信函中，還附有這麼一筆留言：“聞金陵豪將花賭頗盛，而執事亦跌宕其中，毋亦少年積習歟！”——全然一副長輩諄諄教誨之姿：告誡他莫再犯年少荒唐時的老毛病了！

在盛宣懷的事業生涯中，他和張之洞、沈葆楨、劉坤一等一干晚清重臣都保持着密切往來。招商局買下旗昌洋行的船隻，就是盛宣懷從沈葆楨那裏借來的銀子。他也接辦了張之洞失敗的漢陽鐵廠。義和團運動中，他聯合幾位大吏，導演了一出抗旨的“東南互保”大戲。

張之洞對盛宣懷的幹才與見識極為欣賞，從不吝惜溢美之詞。漢陽鐵廠初建時，他曾有意由盛宣懷出面任經理。在致李鴻章的信中，他也大加讚譽：“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務者，惟津海關盛道為最。”

1886年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時，曾邀盛宣懷南下辦洋務。盛則向李鴻章表示，“誰肯以醜惡無益之幹求，商諸愛憎無常之大吏”，以示不應張之招而一心追隨李鴻章的忠心。

在隨侍李鴻章的三十多年裏，兩人也有摩擦。1870年代，盛宣懷奉李鴻章命到湖北開礦，失敗。李鴻章責令盛宣懷自己賠上虧空，前後共計十萬串錢。盛對此事耿耿於懷十餘年。

1896年，當張之洞、王文韶聯合推薦盛宣懷督辦中國鐵路總公司。他回想往年所受之“虧待”，向好友發牢騷，説自己“事合肥（李鴻章）三十年，從不爭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進。同患難而不能效指臂之力”。

然而，這些小小的齟齬，並不能真正動搖兩人間的同盟關係。盛宣懷也説，兩人“親之至”，所以“責之嚴”。1901年，李鴻章決定同意和俄羅斯籤條約，盛宣懷竭力阻撓，甚至以語言衝撞，説李“庇俄”，有如“另有波折”則不能“搪塞”之言。

辦洋務實業，是千年未有之事。自始至終，李鴻章都遭遇了頑固守舊派的阻撓、同僚們的妒忌、“清議派”的攻擊。身為李氏洋務事業的主持人，盛宣懷則是這些政治對手攻擊李鴻章的一個要穴。

兩人都勇於任事。在種種非議中，有勇往直前的魄力與決心，以及為達目的有時不惜採用有違儒家正統倫理的手段。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開始失勢。此時，盛宣懷開始大發跡，進入中樞機構。接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之職的王文韶對他也讚賞、提攜有加。但盛宣懷和身處廣東一隅的李鴻章保持着頻繁的電報、書信往來，互通消息、聯絡商議要事。他始終被視作李鴻章集團的核心成員，是李在中央的“眼線”。

1900年，年近八旬、重病纏身的'李鴻章再次被清廷召用，北上“全權”處理義和團運動引發的政治危機。停留上海時，他和盛宣懷密談兩日，以“和局定，我必死”那樣只有極親厚的靈魂知己間才能相托告的心腹話。

名人故事：盛宣懷的兩重面孔3

盛宣懷的兩重面孔

常州大馬元巷18號前門，一株粉色晚櫻爛漫綻放，映得身後一棟磚紅色老別墅如水墨畫一般美妙。正是江南暮春時分，踏進掛着“盛宣懷故居”牌子的大門口，裏頭是十來户人家雜居的大雜院。

這裏是盛家老宅。道光二十四年，在安吉做縣令的盛隆做了一個夢。他夢見家中宅院裏的一顆老杏樹發花如錦。這一年，盛家果然喜事連連：春天，盛隆次子盛康高中進士；秋末，盛康迎來自己第一個兒子。因為之前得到的夢中吉兆，盛隆給新添的孫子取字“杏蓀”。

盛家是常州官宦世家。到盛康這一代，受常州學風影響，注重“經世致用”之學。他打得一手好算盤，曾做過糧道、鹽道的官職，編有《皇朝經世文續編》一書。對從小聰穎過人的長子盛宣懷，他常常勉勵其從事“有用之學”。

1860年，太平天國攻佔江南地區。17歲的盛宣懷跟着祖父盛隆取道海路，又途經浙江、安徽、江西，輾轉半年投奔在湖北為胡林翼辦糧草的父親盛康。此後，他在湖北居住五六年。

湖北處天京上游，扼東西南北之咽喉，此時正是湘軍屯兵和太平天國對決的戰略要地。在湘軍首領胡林翼和其繼任者嚴樹森治下，湖北以“軍務吏治，嚴明整飭，冠於各行省”。少年盛宣懷耳濡目染，事事研求，“慨然以匡時濟世自期，生平事功，基於此矣。”

此時，李鴻章也來到湖北，在曾國藩幕中輔佐辦營務，和盛康成為同僚。他對長於理財和辦理軍需的盛康頗為欣賞，曾手書“蕭何關中，劉晏河北”以相應和。待平定太平天國後，他以“才具優長”向清廷推薦盛康。盛康因此步步高昇。這段“雅故”也為長子未來的機緣埋下了一處伏筆。

因為接連有功於平定太平天國和捻軍之亂，李鴻章成為炙手可熱的朝中重臣。1870年，他奉旨赴陝西防剿回民起義。因為幕下急需人才，追隨李鴻章多年的無錫人士楊宗濂就把老友之子盛宣懷舉薦給他。

在人才濟濟的李府門下，這個25歲的年輕人很快展露了自己的機敏、才識和勤勉。據《行述》記載，他常常為公務騎馬奔走於陝西、山西的山川中，盛夏炎暑，日行百里而不知辛苦。

盛宣懷逐漸得到了李鴻章的賞識，先擔任類似機要祕書的職位，後會辦甘陝後路糧台和淮軍後路營務處工作。這讓他常常因採辦軍需物品，往來於天津和上海等通商口岸，得以見識西方資本主義刺激下出現的種種新事物。

1870年7月，在甘、陝平亂的李鴻章接到朝廷急令，命他率淮軍至天津，接替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成功調解教案後，李鴻章取代他的老師成為直隸總督，後又兼北洋大臣。這標誌着李鴻章進入中央權力的核心，參與晚清內政外交的重大決策。在之後25年間，雖仍受制於滿清權貴，但李鴻章無疑是清廷實際的丞相和第一權臣。

這也給25歲的盛宣懷提供了一個走上歷史舞台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