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讀後感

《北京摺疊》講述了日漸擁擠的未來北京，晝夜之間三個世界交替摺疊，輪流蘇醒。人們被階級與出身分隔其間，在同一個舞台上演出無窮循環的城市戲劇。下面一起來走進這部作品。

雨果獎獲獎作品《北京摺疊》讀後感

近兩年，科幻似乎突然在中國開啟了“暴走”模式。2015年，劉慈欣的小説《三體》獲得科幻界的諾貝爾獎——“雨果獎”，其引發的熱議尚未退卻，本月中旬，又傳來了另一部科幻小説《北京摺疊》再獲該獎的消息。

不過，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與《三體》受到熱捧、立刻立項被翻拍成電影不同，《北京摺疊》在中國輿論圈中引發的震動似乎小得多。半個月來，除了幾個自説自話的自媒體微信號寫了點讀後感式小文章外，主流媒體對該作獲獎似乎很不感冒——只有《環球時報》上週發表了一篇評論，大意是説《北京摺疊》所揭露的問題不是中國獨有的，而是個世界性難題。導致《北京摺疊》與《三體》冰火兩重天的原因何在?

與長篇三部曲《三體》不同，《北京摺疊》只是一部半個下午就能讀完的中篇小説。在小説中，中國的首都北京用“摺疊”的方式被分成了三層空間:頂層統治者、中層精英和底層勞工。主人公老刀生活在第三空間，與5000萬人擠在一起，他是個垃圾處理工，生活中充斥着骯髒與黴氣;第二空間是一羣受過良好教育的白領精英，一共2500萬人在緊張高效地生活着;擁有同樣面積的`第一空間人口最少，這裏生活着權貴和富豪階層，他們制定城市規則和法律法規，人口只有500萬人。

《北京摺疊》並不是一本真正的科幻小説，小説中的很多科幻“硬傷”讓真正的科幻迷們吐槽不已——三個空間摺疊在一起能高效利用城市空間?22世紀開會還用打印紙?一個城市要5000萬垃圾工幹什麼?種種跡象表明，貴為清華物理學博士的作者郝景芳在幻想未來科技方面下的功夫遠不及在娘子關水電站當技術員的劉慈欣多。

按科幻小説內部的分類規則，《北京摺疊》屬於“軟科幻”，與《三體》式的硬科幻探討未來人類的命運不同，“軟科幻”關注的其實是現實中人類的境遇。在讀《北京摺疊》前不久，我剛剛在北京生活了半年時間，回想當時的所見所聞，感覺作者寫這篇小説確實不需要太多想象力，她只需要把現實中的北京換一種方式搬到小説中就行了——如果你去過回龍觀，你會發現小説中掙扎在污穢混亂的第三空間中的底層市民並非不可想象;如果你逛過望京、五道口、中關村，你會覺得第二空間中白領們那種壓力山大的生活不過是這裏的一個投影;如果你有幸在二環內的那些大院、高檔會所前駐足，你也會感覺到作者對第一空間宛如天堂般的描寫所言非虛。

相信很多人在讀完小説之後都會自問一句:“我到底生活在哪一級空間?”他們都淡忘了所謂“三級空間”只不過是小説中的一個設定。名為科幻，寫的卻是現實，在科幻的透鏡下被折射後的眾生態反而比真實更加真實。這正是作者的筆力所在。

《北京摺疊》所追問的問題是可怕的，在它所描寫的社會中，絕大多數的人剛一出生就已經輸了。“我奮鬥了二十多年，只為了和你坐在一起喝一杯咖啡。”這是曾感動許多出身底層的鳳凰男、鳳凰女的勵志名言。可能是為了反諷這句話，小説中確實給主人公老刀安排了一個跟第一空間的闊太太一起吃飯的機會。在飯桌上，闊太太為了封老刀的口，輕鬆地甩出十張一萬元的鈔票，而老刀這輩子還從來沒有見過一萬元面額的紙幣，闊太太勸他，收下吧，那隻不過是她一個星期的薪水，而且每天只上半天班，人家工作的動力只是閒不住，“老公掙的錢足夠多了。”

試問，這麼大的差距，你怎麼追?

對比一下《三體》和《北京摺疊》所觸動的受眾對象會發現很有意思，在《三體》走紅後，除了真正的科幻宅，最推崇其中理論的其實是中國商界的精英們，他們欽服於《三體》中所展現的“零道德宇宙”，並號稱要把小説中的“黑暗森林”理論應用在實際中。而《北京摺疊》所道出的卻是中下層民眾的焦慮感，他們正在被那些滿腦子“黑暗森林”的精英們所拋棄。年輕人從農村追到城市，從小城來到大城，卻發現依然追不上這個世界的腳步。長此以往，未來很可能如英國《金融時報》所描述的那樣:分處於不同階層的人們，將來雖然身處同一個城市，卻熟視無睹地擦肩而過。

誠然，社會撕裂、階層固化這些問題並非中國獨有，“是個全球性問題”，但這種辯解並不能消除當代中國人解決這一問題的責任。

相比《三體》，對於當下的中國來説，《北京摺疊》式的小説顯得更為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