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事：徐崢囧境求生的艱難之路

2012年賀歲檔，徐崢的導演處女作《人再囧途之泰囧》上映後口碑與人氣一路飆升，最終近13億的票房成績令徐崢這位導演“新人”一鳴驚人；此後他又憑藉該片奪得亞洲電影大獎“亞洲最高票房”獎，進一步奠定了其國內極具票房號召力電影導演的地位。今天小編就來分享名人故事：徐崢囧境求生的艱難之路,希望讀者喜歡。

名人故事：徐崢囧境求生的艱難之路

“從昨天起《港囧》在網上盜版出現有規模有組織的投放，到現在已經猖獗得不行了……很多貼吧給的鏈接還有網盤都能直接看……便捷到手機端可以隨便點開看全片。義正辭嚴的話不想多説了，這是行業的災難，請朋友圈高手賜教處理方式，私信我，謝謝!”

9月27日上午，徐崢在朋友圈發了這條消息。這天是中秋節，也是他的新片《港囧》正式公映的第三天。當日，影片票房2.25億，三天累計票房6.8億，這也是內地第一部連續三日票房過2億的電影。公映一天之後盜版就在網絡氾濫，這個速度令人始料未及，把原本就壓力巨大的徐崢推到了和自己在電影裏一樣無奈的尷尬囧境裏。

三週前，我在上海見到了剛剛從常州錄完《蒙面歌王》的他。就在那一天，電影《捉妖記》票房達到23.97億，打破《速度與激情7》創下的24.27億內地影史最高票房紀錄已經毫無懸念。這是徐崢樂見的結果。在此之前兩年半的時間裏，位居國產片票房榜首的是他的上部作品《泰囧》。只有本人最瞭解這部突然登頂的導演處女作帶來的壓力。在《捉妖記》打破自己紀錄的當天，他專門發了一條微博道賀。博文配圖的海報是他在《港囧》裏的經典造型，在他的光頭之上，頭戴加冕王冠的胡巴喜笑顏開。

匆匆趕回上海，是因為當天他要參加東方衞視《今晚80後脱口秀》的錄製。在節目組的休息室裏，沒有人打擾的間隙，他一直在埋頭看手機。停下後，他把剛收到的一些數據發給隨行的團隊成員，一個新的動向是在某些電影網站上已經出現了刷差評的水軍，他提醒大家注意：他們(水軍)是誰，我們不必管，但我們要想想，接下來怎麼辦。

徐崢身上的黑色圓領衫上有一個大大的囧字，一會要戴的也是囧字形狀的眼鏡，還有應景推出的港囧月餅。這些都是宣傳衍生品，他花了很多心思。欄目製片人和節目組的朋友走進來寒暄，瞭解他和《港囧》的近況。徐崢説：我從來沒有做過這麼難宣傳的電影。

在錄製現場，他告訴觀眾：“説一句心裏話，確實很有壓力。當別人問起時，我們一定會給出很多官方回答，什麼不在乎票房啊，希望做更好的電影啊，但即便這樣説，依然會感受到票房上的壓力。觀眾都看過《泰囧》，他們希望《港囧》也有一個這樣的票房數字，他是帶着這樣的一種期許來看我們這個電影，所以那一份期待，會變成我們的一個壓力。”

我們的第一次專訪就在他的酒店房間。“票房紀錄打破之後，我也蠻高興，別人可以不再叫我票房冠軍導演之類的。”徐崢手機播放的是《刺客聶隱娘》的片尾曲，他關掉音樂對我説，“什麼票房冠軍導演，這只是一個虛名。好像你被這個名稱所左右，它就代表了你的某一種價值，但這一定不是你的全部價值。”

“未完成的心願的魔咒”

《泰囧》之後，公司的郵箱被天南海北飛來的各種帶囧的項目轟炸了很長一段時間。徐崢在新片的故事方向上十分謹慎，讓他找到感覺的是村上春樹的短篇小説《再襲麪包店》。

一對新婚夫婦夜裏餓醒，吃完家裏所有的食物後，還是餓得不行。“我從來沒有這麼飢餓過。”妻子説。

“我曾經搶劫過麪包店。”男人告訴她，多年前，他和一位好哥們搶劫過一家麪包店，不是為錢，僅僅只是為了麪包。出乎他們的意料，店老闆沒有任何反抗。作為交換，他邀請兩位年輕人一起聽瓦格納的音樂。聽完之後，二人拿着麪包離開。

接下來的幾天裏，兩個年輕人被一種奇怪的心理困住了：我們到底應不應該和店老闆這樣“交換”?儘管這種交換讓一切變得合法，但是搶劫的願望沒有實現。“不，不應該交換!應該拿刀威脅他，然後搶走麪包!”兩個年輕人的心裏都這麼想，後來他們彼此再也沒有聯繫。

“我們一直覺得，我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而且這個錯誤莫名其妙地在我們的生活中留下了一道非常黑暗的陰影……毫無疑問，我們被詛咒了!”男人對妻子説。

“不僅是你，我也覺得被詛咒了!”妻子覺得，這就是莫名而又強大的飢餓感的源頭所在，要破解這個詛咒，只能去實施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搶劫。於是，夫妻二人開着車，拿着準備好的槍和麪具去搶劫麪包店。

“為什麼會寫這個小説呢?”村上春樹也問過自己。“上帝也罷，約翰·列儂也罷，統統都死了。細細想來，寫這篇作品就在列儂遭到刺殺後不久。對了，空氣就是這般魯莽、迫切，到了讓人想去襲擊麪包店的程度。”

徐崢在這個故事裏找到的靈感，用編劇束煥的話説，就是“未完成的心願的魔咒”。“很多人都會對這個故事有共鳴，它並不在於説我們也有搶劫麪包店的念頭，而是每個人的生命裏都有那麼一些説不清道不明的鈎子，鈎着自己。”束煥解釋。

“心理學家借用村上的小説為例講過，實際上每個人的人生都有很多記憶的碎片，總有你未完成的事情，它們大部分來自你的原生家庭，來自父母。比如説媽媽潛在對你的保護，是否意味着對婚姻的某一種反抗;或者你第一次接觸女生的樣子，影響到你一生和異性的交往。”徐崢覺得這些生命體驗都可以進入“囧”系列中來，“囧是一個網絡詞彙，説多了其實已經審美疲勞。但我覺得現在所有人都在一個囧境裏。你要拍電影，得從一個囧境開始。”《港囧》的故事，就始於一個大學時代綿延至今未完成的吻。

徐崢在片中的角色名叫徐來，他和油畫系同班同學楊伊(杜鵑飾演)是一對學生戀人。兩人只要試圖接吻，總是有各種狀況發生。後來楊伊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交換生，二人分手。他和管理系同學蔡波(趙薇飾演)結婚，進入岳父的內衣公司擔任設計師。多年後，徐來和岳父全家赴港旅遊，恰好人在香港的楊伊舉辦畫展。二人相約見面，徐來為了去完成學生時代的心願，踏上了未知的囧途。

徐來的角色原型，部分來自徐崢在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的同班同學。那位天性活潑的同學因為家庭變故，大一沒有結束就隨家人去了日本。他喜歡服裝設計，在日本一邊讀語言學校一邊自修服裝設計。回國參加同學聚會時，他都是最潮的那一個。畢業後找不到工作，為了維持生計他進了一個內衣廠擔任設計，如今已是國內一家內衣品牌的首席設計師，娶了一位日本太太，還有兩個可愛的女兒。

“我們的電影其實也是從一個囧境出發。”徐崢説，“徐來就像被施了一個魔咒，他所謂‘一吻’的這個動作始終沒有完成，當然我們是象徵意義，不可能親個嘴兒都親不成。真實的含義，是暗示他的初戀其實沒有完成，包括他的性經驗，所以在他的心裏留了一絲碎片，他就一定要去完成。我覺得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到最後你發現，你必須對生命充滿敬意，因為有些事情你就是完不成，從一開始就不在一個軌跡上。”

徐崢一直説，《港囧》其實混合了兩部電影的容量。在“未完成的心願的魔咒”之外，對家庭的認知是片中另一大主題。取代王寶強的是演員包貝爾，他的角色是徐來的小舅子，一位一心想要做導演的文藝青年。他發現了姐夫的祕密之後，如影隨形地跟隨徐來阻止他背叛姐姐。

《港囧》的劇本做了整整18個月，束煥很清楚，徐崢這一次要的就是在《泰囧》的基礎上敍事升級。

“選擇香港一方面是因為這裏對於我們來説不是架空的，很多東西因為了解可以夠得着。另外一方面，徐來和初戀見面，本來一個半小時能到的路程，走了一天始終到不了，這個故事天然就帶着情懷。而且香港對於我們來説，就是一個很懷舊的地方，香港電影和香港音樂給了我們很多記憶，情懷這東西從一開始就在，你想摘都摘不掉。”束煥説，“《泰囧》就是一個很標準的公路片，《港囧》不是，複合了兩個主題，而且在喜劇的基礎上，有意識地放進了很多情懷。做《泰囧》很放鬆，從來沒有考慮結果，結果找上門來;《港囧》是你不想考慮結果吧，但那個結果有意無意地總在那兒，它老勾着你。”

掰回“豬八戒”

“你去了多少個城市?”在演播室，徐崢問《今晚80後脱口秀》的主持人王自健。在今年4月公映的電影《咱們結婚吧》裏，王自健客串了一個角色。

“四五個吧。”王自健説。

“我們這次是四五十個。”徐崢告訴他。

即便沒有所有主創都能感受到的壓力，激烈的票房爭奪已經讓電影的營銷宣傳變得比創作強度大得多，智能終端和社交媒體使得宣傳戰必須挖空心思，而且日以繼夜，不辭辛勞。接下來，徐崢還要錄製另一檔脱口秀《金星秀》，隨後又要赴長沙和嘉興錄製《快樂大本營》和《中國好聲音》。

“徐崢老師，表情再誇張一些好嗎?”在《金星秀》的化粧間，一位攝影師在給他拍照。那是本地的一家雜誌在為他和金星拍封面。“就別誇張了吧，”徐崢微微一笑，“已經誇張很多年了。”

“這個行業裏的每個人走過的路、碰到的現實和市場環境都不一樣，被人認識總需要一個過程。”結束工作後徐崢跟我説，“就像我，一開始被大家認為是一個喜劇演員，我要用很多年的努力，慢慢扳回這個印象。其實做得也不是很好，我覺得大家還不是特別瞭解我。”

話語權的獲得是一個甘苦自知的漫長過程，徐崢第一次拍攝電影始於甯浩作品《瘋狂的石頭》。在拍完《香火》和《綠草地》兩部文藝片之後，甯浩也開始了新的嘗試。“其實當時我是給徐崢的老婆小陶虹發的劇本，我很喜歡她演的戲，打算讓她來客串一下包世宏的老婆。他倆共用一個郵箱，徐崢就先看了，他很感興趣，就打來電話説想一起參與。”甯浩説。

“我知道劇本寫成這樣，在製作上應該是一支很專業的隊伍。”徐崢回憶，他已經看過甯浩前兩部作品，有限的製作經費並沒有埋沒一個年輕導演在想象和敍事上的才華，“人家已經走在很前面了，我一直期待着有這樣一個導演。其實我知道他們當時角色都定得差不多了，我進去有點亂入。”

甯浩介紹，他一直堅持根據演員的氣質來定角色。徐崢不像反派的賊，也不像包世宏，“他就像一個城裏人，階層感相對比較高的一個城裏人，片子裏階層感最高的就是那個地產商了。”

《瘋狂的石頭》是馮小剛賀歲系列之後又一次對喜劇片市場能量的有力證明，良好的合作和彼此間的信任讓徐崢繼續加盟《瘋狂的賽車》。這個從功能上加強喜劇色彩的墓地老闆角色充分地釋放了徐崢表現主義的表演風格，也更進一步地加深了他在觀眾心中的喜劇形象。“當時我覺得徐崢還很有喜劇的傾向，他非常戲劇和喜劇化的表演方式效果很好。”甯浩説。

徐崢在《瘋狂的賽車》裏最後一場戲是在墓地唱歌，殺青之後他馬上就要趕去機場。臨走時他對甯浩説：“下一部戲，最好60場以上。低於60場我就不來了。”

當時徐崢最為人熟知的兩部作品都是電視劇：《春光燦爛豬八戒》和《李衞當官》。尤其是前者，它讓徐崢走在街頭會被一眼認出來，有人甚至會跳到跟前指着他欣喜地喊着“豬八戒”。“當時我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路人和觀眾不會也不可能知道眼前的“豬八戒”深藏的心氣，徐崢也花了很長時間來適應外界的定型和誤讀。

“從一開始別人叫你豬八戒的時候，你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到後來你可以跟別人説，對，我就是豬八戒，豬八戒就是我，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接受了。這個接受是説我知道我所演的豬八戒不是你説的那個豬八戒，是我演的那個，是那個由我用身體和語言創造的一個活生生的角色。雖然講出來這好像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但你真正用時間去經歷，也是一個不小的心理過程。”徐崢説。

和《港囧》裏的徐來一樣，徐崢也是在1994年大學畢業。之後進入上海話劇藝術中心擔任演員，轉到影視圈接拍電視劇也是因為話劇在那些年的不景氣。當他意識到電視文化和他內心要去的方向並不一致時，他就回來繼續演話劇，頻率大概三年一部。電視劇某種程度上讓這張面孔在話劇舞台升值，他在那之後出演的話劇票房非常理想。不過《春光燦爛豬八戒》給他最大的收穫是，他和劇中合作的“小龍女”在戲外結為夫妻。

喜劇也不是甯浩只想繼續的創作路線。他根據自己在中蒙邊境拍攝《綠草地》時的感受創作了一個新的故事，講述一個律師如何在荒漠裏為了生存變成了羅賓漢，這就是《無人區》。律師這個角色開始是為劉德華寫的，他也是甯浩的伯樂之一。為了等他的檔期，影片一直沒有開機。後來甯浩和徐崢在一次小聚時講起了這個故事。“這個我能演!”徐崢説。

“我一想，還真是啊。關鍵彼此比較瞭解，創作上很熟悉。”甯浩決定去喜劇化，他讓化粧給徐崢做了一個頭套，《無人區》開機了。

很難想象如果《無人區》如期公映，甯浩和徐崢會是怎樣的命運。“如果《無人區》順利上了，就沒有《泰囧》了。”當我把徐崢的話轉告甯浩時，甯浩説，“那多可惜，中國電影要建立一個自己的品牌多麼艱難。”

“拍攝《無人區》過程艱苦什麼的，我覺得其實都還好。最重要的是，我覺得參與這個戲的整個過程，讓我真的是從頭到尾看到一部大戲，整體的一個製作。幾乎每場戲都有我，前期中期到後期的全過程，讓我離電影製作更近，也讓我離導演的崗位更近了。我很感謝《無人區》這部戲，不管是技術層面還是對電影的理解層面，有一種讀了一次電影學院的感覺。”徐崢説。

用自己的方式，爭取從6走到9

徐崢第一次在大銀幕上出演男一號是在2007年公映的《愛情呼叫轉移》裏。這部戲講述的是一個沒能順利度過七年之癢的男人和妻子離婚之後，得到一部神奇的手機。按一次，他身邊就會出現12星座中的一個女人。他在12段感情經歷中逐漸明白什麼是愛情。也正是這部戲，讓徐崢和自己的編劇束煥相識。

“這部影片也是為了趕賀歲檔，當時馮小剛的電影已經把這個檔期帶得非常火熱。”束煥説。片中男一號最開始考慮的是葛優或是張國立，因為檔期等原因，讓演技獲得認可的徐崢成為徐朗的扮演者。後來在《泰囧》中，他的角色也叫徐朗。

徐崢參演過很多影視劇，都存在同樣的問題：為了搶檔期或者交片時間，劇本、籌備都不具備開機條件就匆忙開拍。“你明知道它可以更好，但在那個格局裏，你只能走到這裏。明明可以到9，但你的話語權只能到6。”徐崢説自己能做的就是盡力補救，即便如此，能夠彌補的也非常有限。

職業演員很難拒絕一個從頭到尾貫穿的男一號。演員的被動就在於此，如果一直遇不到理想的故事或者角色，依舊還是必須接戲為生。“也有人選擇拒絕，最後的結果就是越來越高冷。結局也是離自己要去的方向越來越遠，那個是我所害怕的。”徐崢説。

《愛情呼叫轉移》拍到一半的時候，束煥想到了更好的故事思路。“這個故事應該加一個設定，就是天使把手機給他的時候告訴他，你如果選到了滿意的，就把手機還給我。第二個出現的就是范冰冰飾演的女警察，徐朗覺得她很好，但一想，我後面還有10次機會，於是就把女警察放棄了。繼續按的時候，寧靜她們依次出來，到秦海璐飾演的那個角色出來之後，還剩最後一次機會，他開始害怕，不敢往下按了。他找到天使説，我把手機還給你，你把2號重新變回來吧。天使説不行，你已經選擇過了，是你自己選擇了放棄。”束煥説應該加一個這樣的規則，“因為這才是人生。”

這次合作過後，曾志偉找到束煥，給了他一個講述老闆和農民工在春運路上的經歷的故事大綱。幾年後，在《愛情呼叫轉移》中出演天使的劉儀偉成立了公司，找尋電影項目的過程中又和束煥聊起了合作計劃。於是這個放了很久的故事大綱被重新翻出來。投資方當時希望的演員班底是孫紅雷加王寶強，劉儀偉和束煥向他們推薦了徐崢。等徐崢簽完合同之後，他才發現劉儀偉和束煥因為與資方的分歧已經撤資走人，這部戲就是《人在囧途》。

徐崢和王寶強的組合帶來的市場效應超出大家的想象，3300萬的票房成績在當年是十足的黑馬。這次拍攝結束之後，徐崢第一次冒出了做導演的念頭。他想自己來控制一把，穩紮穩打，悉心籌備，把做演員時經歷過無數次的種種遺憾和不甘，儘自己所能彌補一次試試。起初的故事設定裏王寶強的角色是一個快遞員，最後因為版權原因不能啟動。“我們去泰國拍攝怎麼樣?”徐崢跟束煥建議，“中國人去趟泰國，反正也不難。”二人隨後飛抵泰國，開始採風和重新準備。

雖然已經是知名的優秀演員，但當他想嘗試第一次做導演時，依然經歷了所有新導演遭遇的種種難堪和艱辛。直到最後，他在光線總裁王長田的辦公室裏，用40分鐘講完了故事，光線成為了出品方。

項目啟動時，束煥發現此時的徐崢令人吃驚，“他腦子非常清楚，到了什麼流程，項目如何把控，現在該幹什麼，他非常清晰而且有效率。”

“《人在囧途》的時候，我沒有機會參與劇作，或者説參與更多，因為畢竟不是我在主導。那裏面是有問題的，演的時候我已經儘量調節。《人在囧途》碰到的所有事情全部是巧合，但《泰囧》不一樣。徐朗本來是可以走的，他為了甩掉跟着他的人，把手機塞寶寶兜裏，結果人家那個傻瓜找回來了，這就是根本的區別。《人在囧途》裏一個老闆就這樣去跟小三兒告別，碰到的全部都是好人，它把所有道德缺失的拷問都掩蓋在人間自有真情在的下面了。這就是我一定要自己做《泰囧》的原因。”徐崢説。

儘管商業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徐崢對《泰囧》並不滿意。在成片裏看到徐朗被蛇咬屁股那一段，徐崢一直在感慨：這是一個多好的機會，我卻沒有抓住。“這個機會應該讓徐朗徹底釋放出來，讓大家知道他心裏真正的困境是什麼。他從王寶身上看到的是什麼?就是真正地不在乎外部那些所謂成功的標準。寶寶的媽媽得了老年痴呆症，他就想出來玩，然後給她看照片，類似單純的力量這些題目，其實已經隱藏在片子裏了，觀眾從感性層面是能夠接收得到，但我作為導演，應該可以做得更好，讓它更明確。”

“《泰囧》的喜劇元素很充足，大家笑得很開心，於是就佔據了討論的空間。”徐崢反省自己的創作説，“裏面有很多的機會我應該可以滲透進去，讓觀眾停下來，進行更多有意思的討論。”所有這些被他意識到的不足，都是他在《港囧》裏希望去填補的缺憾。

背後是資本，面前是觀眾，中間有自己的思考

在上海的緊張行程裏，徐崢擠出時間回單位的劇場看了一場戲。嚴格説，不是戲。來自英國國家劇院的《人鼠之間》、《科利奧蘭納斯》、《弗蘭肯斯坦》等經典劇目通過高清戲劇影像形式和上海的戲迷見面。徐崢看的是由“卷福”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出演的《弗蘭肯斯坦》，導演是奧斯卡獎得主丹尼·博伊爾。

“這才是戲劇。”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感慨。在他的事業版圖裏，話劇舞台至今佔據着一席之地。在《港囧》上映之前，徐崢參演了上海話劇中心的一部話劇《資本論》。

“我們這個戲是2010年創作的，當時是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劇院領導讓我們拿馬克思的《資本論》做一台戲。”導演何念説，“當時我就想做一個不那麼傳統的《資本論》，我就找到徐崢，一起探討可不可以用現代經濟來表現人性，我們還想探討如果拿財富作為衡量人的惟一標準，世界會變成什麼樣?”

在《資本論》裏，徐崢出演的角色就是自己。“這個戲講的就是話劇藝術中心讓我排一台話劇叫《資本論》，我不知道怎麼樣來排，結果在一開始演出的時候我就罷演。中場停下來，我開始向觀眾發起募資，讓觀眾作為天使投資人來投我們這部戲。結果拿到這筆錢之後，我發現，我不用排這部戲，我可以多排幾部，然後我開始壓榨勞動力。排完以後，我一下有了這麼多戲，我就想應該打包上市。然後就去和傳媒公司談。”徐崢説，“我已經看到它具有一種良性發展的可能性，但同時我也看到所謂的文化公司被資本市場所主宰。資本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巨獸，它一步一步地把你吞噬掉。最大的改變就是生活方式上的改變，比如説你一個禮拜本來可以休息三天，但是一旦你進入資本市場，你就沒有資格休息了，資本和貪婪逐利的人性會驅使你不停地向前。”

這是徐崢本人比較喜愛的一部舞台作品，它在荒誕的笑鬧裏不失批判的力量。“它演早了兩年，現在演非常合適。從它上演到現在，3年過去了，劇裏所有的事情都在我們身邊一點點應驗和發生。”差不多有一年的時間，他身邊所有人都在討論新三板。

今年5月，內地股市尚在瘋狂牛市階段，徐崢和甯浩各自獲得21控股19%的股份，市值1.75億港元，雙雙成為繼董平之後的第二大股東。新股發行所得融資，將投入6部電影和3到4部電視劇的製作，其中3部電影由徐崢甯浩製作。這幾乎意味着徐崢和甯浩已經解決了導演最頭痛的創作融資難題。

“我們想讓大家知道，文化產業作為無形資產的創作者和有形資產的結合，無形資產所佔的比例非常非常重要。”徐崢説，“創作者和資本，以前無非都是傳統的僱傭關係。但在今天這樣的市場環境下，我們想看看創作者能否成為一個公司的主導。我們想看看這種結合，能不能有更多創作文化品牌的可能性。就像當年房地產強勢發展一樣，沒有錢你蓋不了房子。做文化也是一樣，沒有資本也寸步難行。大量的資本湧入文化領域，總歸是一件好事。我們要做的就是綠色環保無污染就好。”

徐崢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待人接物很隨和。“但也是一個很有稜角的人。”束煥説有次在討論劇本的時候，徐崢很興奮地談着自己的思路，他無感，就在一旁玩iP名人故事：徐崢囧境求生的艱難之路d上的遊戲。到家之後，徐崢在微信上很嚴肅地指出他今天討論時不認真，如果是這樣的話，要考慮是否繼續了。

“徐崢是一個挺有元氣的導演，這種元氣很重要，就是一起做一個片子的時候，他很專注，而且很有使命感。你不會覺得他把這個東西當一個行活兒來幹。他一直有危機感，總有一塊大石頭壓在他的心頭。跟徐崢一起做事，只要是他來主控，有可能會變成一個不那麼成功的嘗試，但它永遠不會是一個爛東西。”束煥説。

“創作本身是一門藝術，特別是當你背後有資本，面前有觀眾，你站在當中又有自己的思考的時候，這絕對是一門高難度的藝術。做好的商業電影太難了，就是在走鋼絲。它和完全個人化的作者電影不一樣。”徐崢説，“個人化的電影只需要尊重他自己的判斷就好了，當然也是一種道，他得打坐參禪，清楚自己的修為是什麼樣。像我們站在這當中，就得考慮方方面面。每一部電影都是一種價值觀的載體，在價值觀OK的前提下，剩下就是如何平衡的問題。像《港囧》，維持原來的陣容，繼續超級爆米花式的再來一次，我知道那樣市場的接受度肯定更安全，也更容易，但我覺得來一些新的嘗試，未嘗不可啊。我們不來一些新的嘗試，來一些新的元素，誰來用呢?”

找尋真正的價值IP

徐崢在《港囧》裏還想做一種嘗試：將多種類型元素放置在一個故事文本里。類型也是他一直堅持的電影理念，他坦言自己所受的電影教養就是如此，同時也很感謝類型作為一個工具，讓他得以上手，展開表達。

隨着掌控和調動的資源不斷擴大，徐崢近年還有一個身份就是電影監製。去年他還以監製身份出演了青年導演陳正道作品《催眠大師》，心理懸疑也是他一直希望嘗試的影片類型。

徐崢個人對《港囧》的堅持和新嘗試滿意嗎?他自己認為，雖然有意識地在解決《泰囧》存在的問題，但依然還有一些內容，沒有被成功發酵出來。

“一個畫油畫的人漸漸變成家族企業的設計師，你想他裏面其實包含了很多。有一種潛在的東西，就是在你的學生時代曾經有過的夢想，那些青春的記憶和理想，還有你對世界抱有的憧憬。每個人走出校園遭受各種污七八糟，到最後自己頑強地掙扎，其實是一種很無力的吶喊。這裏面並不僅僅是外因形成的，也有每個人自身的問題和內因。我們這個電影就是説要找到你自己的那個內因。你能否成為真正的自己，這永遠會是一個電影的題目。”徐崢説。

他繼續分析，“在《港囧》裏，我們用很大的力氣迴歸到家庭的主流價值上來，讓觀眾明白其實真愛就在你身邊。在這個問題上，我給出的解釋做得還不夠嚴密，不夠到位。這也是我在電影上映之前，自己感到遺憾的地方。事實上，我在裏面埋了一些伏筆。”

電影開始時，徐崢亮出了徐來和楊伊完全不同的藝術觀：楊伊是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她要尋求改變和突破，她的生活就是自由和放蕩不羈的，哪怕為此付出很大的代價也不會回頭。“我注意到大家聽到那段台詞都笑了，‘我去了趟西藏，剛從印度回來’，你能想見她的這種生活方式徐來是適應不了的。在戲裏，楊伊説反正你畫得也很爛，其實這一點應該被徐來抓住。啊，我畫得很爛嗎?對啊，你畫得很糟糕。那你為什麼要跟我一起畫海報?因為我喜歡你啊。”徐崢解釋説，徐來成不了藝術家，事實也證明徐來在傳統的價值體系面前最終選擇了低頭。“某種程度上，如果他早點接受自己的人生，孩子也許早就生下來了。生下了孩子，他就可以擁有另一種自在。但人往往意識不到這一點。”於是徐崢就設計在2046房間裏，讓他們和青春道別。

在常州錄《蒙面歌王》時，徐崢看到台上五十多歲的“韓國搖滾之父”金京浩，心情突然有些難過。“他長髮飄飄，個子很高，腿很細，踢那麼高，面具妨礙他表演，他就把面具摘掉，甩頭。這完全是上世紀80年代金屬搖滾的玩法，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這樣的演出了，但我在一個大眾觀看的節目裏，看到有人在這樣玩。”金京浩的面具名叫“最後的武士”，“那個時候你覺得他真的就是最後的武士。”

徐崢一直在感慨，中國當下的價值如此單一：人到了一定年齡，父母和周圍的人都會催你結婚生子;生完一個孩子之後，會催你再要一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會給孩子一個雙肩包和錢讓他去旅行，説你不逛遍100個國家別回來。都是説你要給我考大學，你看隔壁的孩子掙了多少錢，你看他有房有車多麼成功。為什麼我們的價值觀變得這麼單一?我們在聚會的時候，在出國購物的時候，永遠都在比較。都在拿一種單一的標準，衡量着自己和別人的人生。就像我們的片名一直用的這個‘囧’字，死死地困住一個人，一種單一的價值綁架了我們整個的人生。”

徐崢認為，心靈成長才是每個人真正該面對的命題，這才是容納了文化含量和精神意義的真正的IP(intellectu名人故事：徐崢囧境求生的艱難之路l property，知識產權)，他真正要做的故事，始終都不會離開這個大題目。“所以之前把我定為票房導演，真的是插錯標籤了。現在這個標籤拿下來了，我就輕鬆了。我只要順着這個方向，就可以一直做下去。在這個電影裏我講一個未完成的青春夢，下一次可能是關於成功學或者是談生死。”

《港囧》裏還出現了大量的粵語老歌，“我希望當這些老歌響起的時候，能夠給困境當中的人打開一扇窗户，他會感慨自己曾經做過的夢，和經歷過的那些事。我們看到竇唯在地鐵上的照片，應該很敬佩這個人不僅在大膽做自己，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在做音樂，在做自己喜歡的事。”徐崢停了一會説，“有的人一直活在青春期裏，跟年齡無關。”

喜劇的大智慧

“徐崢是一個非常有思想的導演。”何念説，“除了對我們的生活有自己獨到的思考，我覺得他更聰明的是他拿自己擅長的東西表達給觀眾，這就是他擅長的喜劇方式。用喜劇表達並不代表不思考，喜劇和幽默其實是最聰明的思考，既沒有那麼咄咄逼人，又讓人體會到我是用善意的方式來使你改變，這其實是一個大智慧。”

徐崢和喜劇結緣是在小學階段，當時少年宮的一位老師走進課堂，挑選幾個孩子參加課外演出，其中一個就是他。多年後他形容老師用手指點到他的那一刻，“彷彿被命運選中了。”那個20分鐘的獨幕劇叫《考學》，講一個地主帶着小地主跟他們家長工的孩子比智商，結果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長工的孩子贏了。徐崢飾演的角色是小地主，他帶着這個角色演遍了上海的少年宮;給部隊演出時，小馬紮上的解放軍笑得前仰後合，扮演地主老財的胖子使勁捏着自己的臉，結果看到他還是不停笑場，演到中途演不下去。

小學時他在少年宮戲劇組，初中時他進入青年宮話劇團，那裏走出過知名演員馬曉晴、王志文。高中時進入上海人藝兼職演出，畢業後考入上海戲劇學院表演系，大學畢業後他成了一名舞台話劇職業演員。

徐崢喜歡在舞台上表演的感覺，它最大的好處是可以直接看到觀眾的反饋。這和他做電影的理念一樣，他反對電影不經觀影輔導和宣傳引導就裸映，也認為創作者要在上映之後傾聽來自各方面的聲音，這才算做完了一部電影。在劇場看到觀眾的反應也是，喜劇尤其如此，相比正劇，它能迅速得到觀眾的情感反饋，所以觀眾的笑聲對他來説尤為重要。

從馮氏賀歲喜劇，到趙本山春晚小品，以及趙家班鄉村愛情喜劇系列和劉老根大舞台的二人轉現場，乃至郭德綱相聲、周立波海派清口，喜劇的生產者在今天獲得了市場和大眾最熱烈的擁抱。

“其實不只是在這個時代如此，你想想我們自古以來，一直延續到今天還沒死的藝術形式，有一種叫相聲，是從唐朝開始的，那時就有參軍戲。京劇的生命週期也就二百年，為什麼相聲可以穿越千年不死，説明我們有一些東西沒變。就是我們的需要，喜劇的需要沒變。就是那種壓迫感一直存在，中國人在生活中一直有特別大的壓力，一直需要宣泄，這個東西一直沒變，就一直有笑的需求。”甯浩説。

甯浩的喜劇和徐崢不一樣，如果説徐崢希望在心靈成長的富礦裏找各種故事作為載體，那麼甯浩的創作興趣更多地依賴故事裏的荒誕感。徐崢會警惕，不讓密集的笑聲沖淡他想認真説的一些話，相比起來甯浩的態度要輕鬆得多。

“現在這個階段，達成一點共識不容易。目前大家在各個領域忙着吵架的這個階段，你給大家開開玩笑，講幾個段子，我覺得還挺開心的，緩和一下多方的氣氛，我覺得也挺好。喜劇的發展和市場需求也是滿足了大家的需要，在現在這個階段，可能是最有功德的一件事。它在這個過程中，不管是給人一些温情，還是釋放一下壓力，我都覺得很不錯，所以我自己一直不覺得一定要去提一些高屋建瓴的事情才偉大。”甯浩説。

也正因如此，《心花路放》在斬獲10億票房之後，有一些聲音對甯浩放下身段的轉身提出了批評。

“我拍電影挺隨便的，按我自己的説法，就是這個我挺感興趣的，我就拍。拍《心花路放》也是沒有準備，沒想過能過10億，拍得好玩就行了。票房這個事現在變得挺擰巴，變成評價座標了。這事特別像説中國哪家醫院的營業能力最強，這就證明你醫術好啊?我覺得不是吧。如果説一個醫院的營業能力最強，可能是説你夠黑啊，想辦法把藥賣得貴或者不把病人看好了，我不停地賣藥給你我才掙錢。《心花路放》也不代表我要發展的目標，它本來就是我拍個小品玩的。”

“創造10億導演的是市場，是這個大環境。”徐崢也思考過自己在票房上的成功，“慢慢當我們的產業逐漸完善以後，比如電影院的建設達到飽和之後，什麼類型的電影觀眾達到多少人，票房達到多少，慢慢會形成一個比較穩定的局面。到那個時候，你再成為票房冠軍，那才是真本事。墾荒時我佔了這麼大一塊地方，並不代表什麼。”

甯浩一直強調，票房是站在生意角度來談，而電影的判斷標準，顯然不止這一個。“有一句話叫作‘識其時，行其運，知其命，守其位’。這個時代，就不要過分狂妄，也不要妄自菲薄。任何一個藝術家都是時代的需要，梵高都死了，他最後的成功和他的標誌性意義還是因為時代需要這個人。所以創作者和時代之間有關係，藝術與大眾之間有關係。你不能不尊重這個關係，也不能喪失自我。你只能在其中找到動態平衡。”

每次和這些不停思考的創作者相對，我的心情都很複雜：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不僅有着紮實的手藝，而且深度關注和思考着行業內外的趨勢動向。在審查和大眾之間，優秀的創作者都在逼自己儘可能地舞姿優雅。內地的影業一方面以驚人的速度不斷取得數字突破，另一方面，行業內標準功利而混亂，缺乏監管的惡性競爭還傷害着同業。比如盜版的流出，無疑將對《港囧》造成嚴重打擊。傷害票房的同時，也傷害了投資人的利益。

徐崢要和片方一起想辦法挽救盜版造成的損失，他的遭遇也得到了業內同仁的同情和集體呼籲。採訪時《港囧》尚未公映，當我再次聽到結尾時他的錄音，冥冥中竟然如此酷似一個使盡全力的導演對今天的囧境最無奈的迴應：每一部電影都會有它自己的命運，很多事情不是你自己能夠控制的，你讓它去吧，它會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票房，我自己盡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