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曾執教於寧波四中

朱自清在南方中學校前後從教五年，其中在寧波四中(包括在春暉中學)有一年半。是時，四中以名流薈萃、學風民主、設備完善、“江上清風之勝”而吸引莘莘學子，享有“小北大”之美譽。他到職時，正值學制改革，中學和師範部合併，六年制分為三段，前兩年為初中，中兩年為公共高中，末兩年為分科高中，分文理兩科。朱自清擔高文及分科國文，他喜性自選課文，教材中不合時宜的不大用，他將魯迅《阿Q正傳》、《藥》新文學佳作編入講義，深為學生歡迎。

朱先生堪稱一位盡職的勝任的國文教師和文學教師。他治教謹嚴不苟，備課十分充分，“不論教材的難易深淺，授課以前總要剖析揣摩，把必須給學生解釋或指示的記下來”。(29)講授時又不肯輕易荒廢分秒時間，總是儘量使學生多獲得一些知識。朱先生對學生循循善誘，從來沒有疾言厲色，刻薄寡恩在他的生涯中是尋不出的。可他也不曾大笑，頂多是莞爾而笑，笑不露齒。由於他全然沒有架子，平易近人，四中學生都樂於去他寓所請教學問，他有問必答，“勤勤懇懇的招待，規規矩矩的談話”。後來往他處請教的人愈來愈多，他索性開小課，置一張桌子居中，聽者環桌而坐，他講析不慢不緊，一句是一句，或闡明原義，或教以作法，往往長達數小時毫無倦意。

那個時候，中學還時興文言文，朱自清一上來就提倡讀寫白話文，《窗外》、《書的自敍》、《人生的意義何在》便是他常出的白話文作文題。他和丏師都主張文章要言之有物，最忌陳詞濫調——什麼“人生在世”或“光陰似箭、日月如稜”人云亦云、半文半白的。朱先生為激發學生寫作興趣，批作文采用奇特的圖解記分法。此法始於温州十中，在四中亦用之。他要學生把作文本的第一頁空下，一邊由學生自己依次寫本學期所作文章的題目，另一邊由他記分，簿頁上的首格代表九十至一百分，次格為八十至九十分，這樣順推下去。每批一題，就在應得分數格里點上紅點，到期末結束，將各點用線聯接起來，成績的進步和退步，令學生一目瞭然。他還用心發掘學生習作中的上乘之篇，每有發現，即批上“傳觀”，壁貼以供觀摩;壞的則加一大叉子，令其重做之，學生戲言曰之“吃柴爿”。

在寫作教學上，朱自清和四中另一位國文教師馮三昧合作，加強小品散文的訓練。馮系諸暨人，他著有《小品文作法講話》，極喜教小品散文。朱與馮氏相處友善，兩人常盤散於奉化江畔，任“江上清風”吹拂，徘徊於白馬湖邊，憑“山間明月”沐浴，以求爽然與歡忻。他倆認為小品散文是寫作之基礎，自當注重為之。朱自清以身設法地説：“我寫過詩，寫過小説，寫過散文”，但“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的多”，“我是自然而然地採用這個體制”。(30)在教學中，他身體力行，寫下散文作示範，許多學生競相模仿，爾後拿自己的散文習作跟老師比較，以發現自己的不足。他很推崇夏丏尊的《文章作法》講義中於記事文、敍事文、説明文、議論文之外，另闢小品文一章。為給學生有習作的發表園地，他和丏師、三昧竭力倡議印行校刊《四中之半月》。該刊每半月出四開一張，內容豐富多采，形式活潑生動，登有經亨頤的教育論文，也登有教員示範之作、學生習作。

朱自清在四中，不但教書，而且育人。他是北大哲學系的高材生，又具有“五四”的新思維，他經常同學生熱心於哲學問題的討論，人生意義的探索，藉以培養完美的'人格。即便是他的本職——國文教學，也滲透着完美人格的訓練。他認為，教育者不獨要為“經師”，更要為“人師”。所謂“人師”者“用不着滿口仁義道德，道貌岸然，也用不着一手攤經，一手握劍，只要認真而親切的服務，就是人師”。(31)他從發展學生的完美人格着眼，在國文教師位置上，盡心盡力地為學生服務，既做“經師”，更做“人師”。為使學生品行得以端正的培養，人品得以完美的發展，朱自清在四中撰寫了一篇關涉做人態度的議論文《正文》(寫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這也可説是朱氏的第一篇雜文。該文針對人世間某些偽君子的醜惡嘴臉，作了無情的鞭韃：“可怕的正是這種假名行惡的人。他嘴裏唱着正義的名字，手裏卻滿滿的握着罪惡，他將這些罪惡送給社會，粘上金碧輝煌的正義的籤條送了去。……這種人的嘴邊，雖更頻繁的閃爍着正義的彎曲的影兒，但是深藏在他們心底的正義，只怕早已黴了、爛了，且將毀滅了。”(32)先生在文中對於這一做人的基本態度，即處世之道的放談，其本意顯然在使受教育者的人格能得到完美的造就。從文章看，朱自清的觀察眾生相的態度不像豐子愷那樣，於悲憫灑脱中夾有旁觀玩世之意，他的態度偏於冷俊穩健，時刻直面着人生。總而言之，朱自清在寧波兼及白馬湖的治教中，十分注重於教書育人，為人師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