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季羨林

"對包辦婚姻不滿，但沒有勇氣擺脱，季羨林一生中絕大部分時間與妻子分居。他與兒子也隔閡重重，十多年斷絕聯繫，直到去世前一年才重新相見。"

"“研究”季羨林 的人不去圖書館，都去醫院了。在被各類出版社和“學術機構”反覆爭奪的同時，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彌勒會見記》、《中亞佛教史》和《糖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

" 作為時代最醒目的學術符號，季羨林在學術上卻是何等孤獨。他的各類風波爭議比專業貢獻更易引發關注。在生命的最後歲月，他既無法擺脱早已公開拒絕的“國學大師”帽子，也無力阻止自己陷入各種利益爭奪的漩渦。"

7月19號，北京八寶山，季羨林追悼會剛剛結束。

休息室內，一人端起了季羨林生前養的兩隻烏龜，立即有人大喊：“有人偷烏龜啊”!原本肅穆的現場一片混亂，記者們迅速圍了上來。這一幕隨即被冠以“烏龜門”演繹於媒體，並與季羨林生前一度沸沸揚揚的“字畫門”加以聯繫。

爭吵從季羨林的生前延續到了身後。“烏龜門”迅速演變為媒體上的惡語相向。其中一位是季羨林的老祕書李玉潔，她説季羨林之子季承害死了他的父親。如今也躺在病牀上的李玉潔看上去相當虛弱：“十多年都不照顧父親。我不想多説。”

此後一天，季承在本報記者面前拋出了一連串嚴厲的指控，“李玉潔血口噴人，誣衊中傷”。按照他的説法，李玉潔不僅藏匿了季羨林生前的存款，還盜竊了一批字畫，“阻擋我們父子相見，累死累病都不值得同情”。

在季羨林去世前後的一年多時間裏，“祕書虐待”，“父子決裂”，“財產之爭”相繼闖入公眾視野，真相和謊言難辨。重重爭議當中，季羨林走過了最後的時光，在日漸蒼老的年月裏，對於他的形象塑造和遮蔽並存。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伴隨着反覆的被爭奪和被圍觀，季羨林卻愈發孤獨。

“我一個孤家寡人”

最後6年，季羨林絕大多數時間在301醫院度過。6年裏，季羨林只回過北大住處朗潤園三次。“他想家裏的大白貓，想家裏存放的書畫，想樓前河裏的荷花。”季羨林在北大的鄰居樂黛雲教授回憶。

第一次回家時，在空蕩蕩的屋子裏，白貓撲到身上，季羨林的眼淚就“撲哧撲哧”地往下掉。

朗潤園的房子最熱鬧的時候已經過去很久了，那時候房子裏住了季羨林的嬸孃和妻子。每到週末的時候，女兒婉如、兒子季承都會帶着孩子來看他。季羨林則經常坐在樓門前的長椅上看他親手種下的荷花。

季羨林最後一次回家是去年7月4日。他看了看自己的書架，翻翻別人送給自己的字畫，和老鄰居寒暄了一會兒，在301醫院派來的3個護士的陪同下，他還搖着輪椅去了趟未名湖。

鄰居樂黛雲記得，那天，在勺園吃飯時，因為孫女季清攜帶着兩個重孫女從美國回來，季羨林少有的高興。

因為長期的別離，季羨林和孫輩的關係反而要好過兒子和女兒。讓老人惋惜的是，先是孫子季泓去了美國留學，接着孫女季清又去了澳大利亞;最後外孫何巍又去了加拿大。加上後來和兒子的決裂，家裏早已空無一人。“總之，在我家庭裏，老祖走了，德華走了，我的女兒婉如也走了，現在就剩下我一個孤家寡人，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了。”在寫這篇《求仁得仁，又何怨!》文章的1995年，季羨林與自己的兒子季承公開決裂。

季羨林的傳記作者、《人民日報》前記者卞毓方新近出版的《晚年季羨林》第一次披露了1995年季羨林父子的決裂。從去年開始，跟兩人相熟的卞毓方一度試圖調和這對父子的關係。讓卞毓方奇怪的是，他在向北大季老的弟子那裏打聽季承下落時，沒有人願意告訴他聯繫方式。一直到2006年，在季羨林的外孫女那裏，才打聽到季承的北京電話。

卞毓方的調解工作並不容易。“我跟季老的弟子們吵架説，如果季老不和兒子和好，走的時候一個親人也沒有，你們能夠給他披麻戴孝嗎?父子之間有什麼了不起的矛盾?”按照卞毓方的看法，圍繞在季羨林身邊的人，並不願意季承回到季羨林身邊。

拿他賺錢，或者賺名

對於父子決裂，多年以來北大流傳的説法是，兒子季承拒絕出錢安葬母親，且與季羨林的保姆結婚，季羨林無法忍受。“我是最大的孝子”，憤慨的'季承不接受上面的説法。按照他的解釋，決裂源於當初父子間爆發出來的意氣之爭。“季羨林對婚姻不滿，從而遷怒於子女，他覺得孩子們只孝敬母親，不孝敬他。”讓季承也讓記者們苦惱的是，在這一點上他不能提供有説服力的證據。

種種不同的説法充斥在季羨林的最後歲月，而父子矛盾在“字畫門”事件中集中爆發，至今仍無定論。新近的困惑是，數百字畫和珍貴手稿等遺產，捐給了北大還是留給了家人?尚未發佈權威官方結論之前爭論會一直持續，類似字畫門的邏輯再次上演：互相指責但並不公佈證據，媒體無從證實也無從證偽。“字畫門”之外，圍繞季羨林的爭奪同樣激烈。林林總總的出版物展開熱銷。7月25日，在北京王府井書店，關於季羨林的傳記類和勵志類人生哲理類書籍佔據着最為醒目的位置。

據不完全統計，僅2008年出版的“季羨林作品”就有31種之多，價格多在30元以上。他大概是去年文化界中出書最多、收入最多的學者之一。2006年到2008年年底之間，季羨林的稿酬和題字潤筆費超過200萬。

這樣的爭奪在季羨林有生之年就已展開。《病榻雜記》出版前，數十家出版社加入了競爭行列。季羨林與圖書編輯的合照頻繁出現在各種“季羨林作品”或者相關報道中，不談經濟回報，能夠接近季羨林並出版新著，對出版社而言本身就是一種特殊的榮耀：那意味出版社獲得了大師的垂青。借季老一束光照耀自己的情形，遠不止存在於文化界。

雖然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書中宣稱絕不封筆，但衰老已不再允許95歲的季羨林寫更多的東西了。正是在2006年前後，季羨林即將出版全集的消息就已在出版界傳開。文化界眾所周知的規矩是，在世者一般不出版全集，一旦出版則意味着棄筆。“對於出版者而言，無非就是賺名或賺名，而出全集一般都賠錢的。”一位深諳季羨林出版物的人士回顧，不止一家出版家出手爭奪，其中包括1992到1998年間耗時6年將24卷《季羨林文集》出全的江西出版社。最終它如願摘得了榮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一等獎桂冠。

江西出版社對全集出版權頗為重視，甚至專程派人赴京爭取。就技術而言，這家出版社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只要在文集基礎上增加6卷即1998年之後的文字全集即可功成。然而這份誠意並未取得當時身在醫院的季羨林本人的垂青。在全集版權爭奪中敗北後，江西出版社一怒之下再版了他的文集，“讓全集不好賣”。

“市面上大多傳記和雜書我基本不看”，季羨林北大東語系同事、季羨林文集的副主編張光璘看來，它們中的大部分來自現存的散文和媒體採訪的排列組合，然後冠以“季羨林説和諧人生”等書名問世，並無研究和出版價值。

若以更為嚴肅的學術眼光審視，其中最受學者詬病的包括季羨林研究所出版的五本一套、限量發售且定價不菲的叢書。事實上季羨林研究所的主要成果就是出版類似書籍，對於他的真正學問，連同這個山東省撥款逾千萬的研究所本身，都被批評者視為盲從崇拜、不良動機，行政意志和低等研究的混合物。

被戲稱為季羨林熱的“季風”拷問着什麼是真正的學術研究。嚴謹的學者們根本不屑逡巡於季羨林的“故事”，他們的看法跟北大季羨林工作室圖書管理員的看法一致：針對季羨林，尤其是他最重要的三部著作《糖史》、《彌勒會見記》和《中亞佛教史》都缺乏真正的研究者，“研究季羨林的人不去圖書館，都去醫院了”。

這或許可以説明北京大學為什麼沒有開過季羨林的學術研討會，沒有成立季羨林研究所，説明被新聞界和出版界視為國寶的學者季羨林在學術上是何等孤獨。晚年季羨林只能通過散文和新聞跟社會取得溝通，也因此被誤解，被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