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的寫景散文：西湖夢

　　一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歷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後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沉浸着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摺扇上印着一幅西湖遊覽圖，與現今常見的遊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着各種景緻，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緻的幽雅名稱，凌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於是日日的逼視，竟爛熟於心。年長之後真到了西湖，如遊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着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遊西湖後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遊客來説，西湖即便是初遊，也有舊夢重温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遊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於玄豔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於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於盛粧，西湖排場太大，粧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係，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一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蹟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徵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遊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脱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獨個兒遊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並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裏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後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蹟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於是，剛剛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歷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於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於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二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説，在於它是極複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裏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於這裏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裏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蹟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佔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着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躋身於湖濱安息，世代張揚着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説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緻。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瀏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着極大的不認真，最後都皈依於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後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於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揹着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並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着桃紅柳綠、蓴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於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的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遊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遊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千悠閒的遊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如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至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嶽，

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遊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於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如蘇小小認認鄉親，過着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遊》)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個充滿象徵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着才子、隱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後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鬱憤，取後都化作供後人遊玩的景點。

景點，景點，總是景點，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風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弔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着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羣塔入雲，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三

西湖勝蹟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築堤，終於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築此，不為遊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遊觀的藝術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遊觀物，於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遊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於蘇堤。也沒有什麼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後人的感慨來強加於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鬆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裏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峯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曆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儘管美麗，也就是這麼兩條長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