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終結讀後感（通用6篇）

讀完一本書以後，相信大家一定領會了不少東西，這時最關鍵的讀後感不能忘了哦。到底應如何寫讀後感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收集的帝國的終結讀後感（通用6篇），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帝國的終結讀後感1

文章好的地方不説，總之是值得看的，説一下本書的侷限性。

作者以為民主的制度不能説是最好的，但是是最不壞的，也沒有辦法反駁，但是作者對於古希臘城邦制度的描述很有問題。

第一，古希臘城邦的民主是什麼樣的民主？一種無原則的泛民主。舉行審判的時候，因為民主，審判員是市民抽籤決定的，蘇格拉底就是在這樣的民主制度下被殺害的。

之所以柏拉圖的理想國會是那樣一種等級森嚴的國家，就是因為他看到了蘇格拉底的死，從而產生對民主的痛恨。不曉得作者為什麼視這樣民主的侷限性為不見，一味對其大唱讚歌？是為了使自己的觀點更加無懈可擊從而省去這些麼？

第二，古希臘的民主也只是貴族的民主，最多擴展到擁有生產資料的生產階級。而對於奴隸來説，不要説民主，連最基本的人都不能算。這樣的情況，在美國建國後，也是這樣。這樣的小團體內的民主，其實是危害最大的，矇蔽性最強的，如同現在所提倡的Ｄ內民主一樣。

不過作者對與中國製度的思索，的確有很獨到的一面，是一本值得一看的書。

帝國的終結讀後感2

我們的帝國的滅亡，從1912年至今，已將近100年。這一百年間，前五十年是政局的動盪，後五十年是思想的混亂，直到近10年才算是形成個真的主義。我們也終於有一種科學的史觀（至少現在看起來如此）來回眸我們兩千年的制度，研討它所以終結的必然——帝國體制中所潛在的內部矛盾。

在這樣一條反思的道路上，吳思是先鋒，而易中天承在其後。我剛剛讀過《潛規則》，知道易的借鑑還是很多的。但可喜的是他在借鑑的同時又給以分析和判斷。這分析與吳思的不同，吳思雖然也是反思制度，但是偏重的是官場和人際，而易中天的反思則反思帝國體制中的悲劇成因。

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所以吳著叫做《潛規則》，而易著叫做《帝國的終結》。我們這些幸運的讀者，相信也只好感謝，感謝吳思和易中天為我們分析了帝國的死因。不管這二位是“當頭炮”也好，是“拐腿馬”也好，哪怕日後這分析為我們所推翻，僅僅因為他們做出了這樣一個努力，為後來的人做出了一個榜樣，我們就應該發自內心地感謝他們。

如果終於產生能夠產生“過河卒”呢，那就更是我們民族的幸事，知道了帝國的亡者，我們就更該實行憲政。現在是不是憲政呢，那還不好説，不過希望憲政和憲法離我們越近，希望共和帶來是未來的幸福。

帝國的終結讀後感3

好久沒有正兒八經地讀所謂＂議論文＂了。現在再看這種文體，頓時就沉入進去了。

目前進度是第一章，介紹了帝國制正式形成之前的情況。但我不清楚的是，周之前的夏商，究竟選用的是哪種制度呢？這裏好像沒有明確的記載。印象較深的是商鞅變法，連坐制的發明對中國的影響真是太深，時至今日仍堅強挺立，為一人而斷骨肉、斷親情、斷倫理！

第二章，講述了帝國制度鞏固和發展的歷史。與其説的是帝國的歷史，我覺得更像是在講述權力如何鞏固的歷史。

第三章比較學術，分析了帝國制度的虛偽性、或者説是權力集中的冷酷乖張

第四章，講了官員代理制度和帝國制度的關係及矛盾。這一章恐怕和多數人的想法一致吧，呵呵，不可説不可説。

第五章，我困惑了，我認為，天災無法問責民眾，難道人禍也不該問責民眾嗎？＂天下興亡匹夫無責＂這句話有點片面。除了帝國制本身，難道民眾沒有責任嗎？正是民眾的劣根性，他們容忍，他們退縮，他們無知，他們愚昧，他們自私，他們自利，才導致了自己的苦難與帝國的傾覆！

最後一章，有點兒倉促。其它我不想多説。但我想多數人一定會有想法。作者也只是有點天真有點一廂情願，同時也有點兒狡猾。

看完這本書，我想説易中天也畢竟是個做學問的人，否則也不會如此深入分析。可惜現在被商業化得厲害，這不知道究竟是好還是壞？

帝國的終結讀後感4

過去人類社會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們拼接和依仗某種力量、調整支配分配方案的歷史。

公元前154年，吳王劉濞造反 ，就因為吳王地處長江中下游，煎礦得銅，煮水為鹽，熊後的財力成為他造反的後盾。任何一個集權社會，都不允許民間資本形成規模。

董仲舒告訴漢武帝，統一的帝國需要統一的思想，也就是經過改造後的儒家思想。董仲舒不愧為帝制思想家，他為帝國的長治久安找到了一個良策。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裏，儘管王朝更替但是帝國制度卻穩如泰山。這是一筆雙方都很合算的買賣，儒生向帝國奉獻自己的知識和忠誠，帝國向儒生開放自己的官位和俸祿。帝國把儒生中的潛在的反對派變成了國家支柱。

李世民非常得力的舉措，就是繼承、發展和完善了隋王朝創立的兩個制度----科舉制度和官制制度。科舉制度，比秦漢的察舉(察舉徵辟)和味精南北朝的薦舉(九品中正)，更有利於國家。科舉使得帝國得到了人才，士子得到了官位。更重要的是，科舉換取了幾乎整個知識界對帝制意識形態的認同。

唐朝成為帝國的黃金時代，原因是多方面的。魏晉南北朝長達三百多年的動亂是一個原因，隋的統一中國是一個原因。沒有魏晉南北朝369年注入的生命活力，沒有隋朝的創業奠基，就不會有大唐盛世。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李世民的貞觀之治只是摘了個桃子，當然，能夠摘桃子，而不是像隋煬帝那樣把桃子丟了，應該説還得歸功於隋煬帝的額雄才大略和改革開放。

明朝洪武年間，從琴行開始實行了一千六百多年的額宰相制度被廢除，這是一個重大的改革。取代宰相制的是閣臣制。所謂閣臣，其實是皇帝的政治祕書。二者相差不小，首先，歷代宰相都有相府（漢代的丞相府、太尉府、御史大夫府、唐代的尚書省、中書省、門下省），府中有幕僚，府下有部委。比如唐代的尚書省，明代的中書省，均統攝吏、户、禮、兵、刑六部。第二，城鄉管局一品，位極人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閣臣則品秩不一。第三，宰相有行政權和執行權，甚至可以先斬後奏，這些是閣臣望塵莫及的。雖然，明代的一些閣臣，尤其是內閣首輔，實際權力也非常大，比如嚴嵩，張居正，就被史家成為“有相權而無相位”。不過這兩個人在後世也頗受批評，越權越位。

三級地方制度一直延續多年。唐朝，是道、府、縣；宋朝，是路、府、縣；元明清，是省、府、縣。

帝國的終結讀後感5

雖然地理決定論並非能解決所有疑問，但我所關心的問題，在這本書裏還是被簡單地一概而過了，甚至沒有給出回答。

帝國的建立，改革，統治及官僚體系，最後又談到了帝國的生存環境。這些鋪陳沒有問題，把帝國存在的依據，產生，建構，彌補，帝國制度在對代理政權的再選擇中重生等問題是講地對一般人來説，是明白了。

只是為什麼會是帝國，為什麼在中華的土地上就必須得產生武力社會，繼而過渡到權力社會掩蓋下，加以道德麻痺的武力社會。難道就簡單地一句，古希臘那時候物產貧瘠，人們只能各自奔波養家餬口而形成了獨立，私產和契約？我始終覺得地理決定論不足以坐實帝國是中國的唯一選擇這個結論。

當然，本書花了大量筆墨描述帝國的生長過程，以及構建制度保證其權力不斷集中的伎倆，包括統一鑄幣，削藩，外儒內法，將律治包裝成道德，以權力代理人的身份挾天以令萬民。中國古代的法律，其實只有律，沒有法，因為皇帝及其官僚體系是不可能和普通民眾簽訂契約的，也即皇帝制定律條時，權力其實是來歷不明，因為沒有誰授權，或者乾脆説就是以武力為後盾的。

還有大篇文字描述官僚體系，這裏的觀點和馬克思韋伯對官僚體系的理解有些類似。官僚們已經形成了屬於自己的利益集團，夾在皇帝和民眾之間，欺下瞞上是必然的也是慣用的伎倆，畢竟這權力是被皇帝授予的，和官員自身並無關係，官員認為自己也就只是個打工仔，混口飯吃，能多貪點就貪點。皇帝對此也束手無策，因為這個官僚體系的腐敗土壤是無法根除的，只要這仍然是皇帝的天下，這權力只能由皇帝這個偽授權者來生殺予奪。

帝國的制度，其對人口，生產力，效率的容量太有限了，在先進的商業文明面前不堪一擊，或者説根本就是被淘汰的制度。歐洲的商業實踐證明了契約比道德更實用，更有效率，更能應付生存。當然，這是西方的優勢，也是被東方的貴族所不齒的地方，因為契約畢竟不是什麼高尚的東西，契約是談出來，這種技術並不具備什麼普世性，但遵守契約的精神，是東方一直也具備的。然而， 所謂契約精神不過也都是有武力作為後盾而互相制約而成的吧，沒有人會相信殖民者會和土著講什麼契約精神。

中國的傳統中沒有私產，也就沒有獨立，也就沒有授權這一説，商業也即互相授權使對方佔有自己的財產的過程。在這篇沒有商業傳統的土地上，也就難有民主，共和，憲政的思想產生，當這些概念洪水般湧進國門的時候，這是人蔘果還是迷魂湯，其實這決定於受眾的判斷的能力和負責的精神。

帝國的終結讀後感6

做為開“明星學者”之先河的易中天先生，本人也曾在“年少無知”的時候的追捧過，追讀過一些著作。但隨着時間的推移，對易中天先生開始失望，一部“品三國”一年都沒有品完，而三國曆史在中國歷史中實在微不足道，要説精彩程度不如隋唐，要説矛盾衝突不如魏晉南北朝，要説史料充足更不如明清，要説對中國的影響，唐宋元明清那個時期都比三國強，可易先生偏偏抱着個三國左右品味。讀易先生的書也開始索然無味，一篇篇小品式文章的彙總，倒是易先生的幾本非歷史讀物值得一讀，《美國憲法的產生和我們的反思》、《破門而入》等，看出了一個學者應有的水平和睿智。

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帝國的終結》，本不報太大希望（當初買它完全是因為要把過期書卡用光），但一讀之下卻有種欲罷不能之感。兩千年的帝國史，被一條清晰的線索串聯在一起，過去感覺虛無縹緲的“歷史車輪”開始逐漸清晰起來。

中國歷史，悠悠上下五千年。今人讀來，總有種“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感覺，尤其是像我等俗人，看過的歷史書籍不少，讀懂的不多，知道歷史故事不少，後來發現演義的居多。直到看完易中天先生的《帝國的終結》，感覺隱隱的找到了那把鑰匙，讀懂中國歷史的鑰匙。

榮格有句名言“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不僅適用於個人，也適用與羣體（民族），某一特定區域內的個人具有性格上共通性（榮格稱為：集體潛意識），並由此演化出民族性格，並由民族性格決定了民族的命運。那什麼決定了性格呢？如果按佛洛伊德的理論，成人的行為習慣全來自兒時經歷（在這一點上，心理學的幾大流派基本認同，行為學更是把其發展到登峯造極的地步），我把這理解為環境決定性格。如果指羣體，應該是自然環境決定民族性格。

那我們民族的性格來源於什麼樣的自然環境？自大禹治水時期，華夏部落就依靠肥沃的土地成為農耕民族，因此自夏以來，農業一直是“國家”發展的核心。為了適應農業生產，中國拋棄了邦國制度建立了集權的帝國制度，因為集權可以形成穩固的政權和穩定的社會環境，進而滿足了靠天時、地利、人和的農業生產的需要。同樣，帝國為了適應農業生產，政治上採用中央集權，精神上採用倫理治國，行政上採用官員代理。直到帝國制度下產生的內部矛盾不可調和，恰中國的大門又被西方“敲”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西方貿易融通經濟破壞掉後，帝國制度才隨清王朝一起走入歷史。

一條簡單的線索牽起了中國兩千年的歷史，集權統治的帝國制度使中國歷史上反覆上演的王朝更迭，就像一壺老酒裝了無數的新瓶，雖然每個朝代都有各自的特點（秦暴、漢強、唐闊、宋精、明亂、清腐），下一個王朝總比上一個好些，但究其滅亡的原因，都是王朝在集權統治中“無法無天”，國家只有法制而無法治，皇權集立法、行政、監察於一身又不受任何監督。而國家另外一個強大勢力官僚集團因產權不清，處於一種“打工者”的心態，又擁有牧民的極大權力，形成了一種制度性腐敗（如耗羨），破壞農業生產，導致最後每個王朝幾乎都亡於奸臣當道、宦官亂政、官員腐敗、皇帝昏庸等因素。

這讓我想起當初閲讀《偉大的博弈》時產生的疑惑？美國建立之初，就存在兩種經濟理論的爭論，一方是傑斐遜主義（傑斐遜：美國第二任總統），一方是漢密爾頓主義（漢密爾頓：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兩個派別的爭鬥貫穿整個華爾街歷史，最後漢密爾頓主義取得階段性勝利。當時閲讀是就沒弄懂兩種經濟理論的區別，書對兩種思想也沒交代清楚（也許作者認為不用交代，畢竟這在美國應是家喻户曉的事情）。事後我也在網上查找了一些資料，試圖搞清楚。可惜國內對美國曆史研究的文章不多，提及兩種思想的文章更少，感覺上兩種思想好像牽扯麪極廣，遠不只經濟方面，而是兩種立國理論之爭。但有一點，傑斐遜主張農業立國，真實的商品生產才能讓國家富強。

現在回想起當時的疑問，開始有些明白，兩種思想基本上是農業立國與商業立國之爭。農業立國立足農業上大規模生產增加社會財富，需要集權統治的保護；商業立國立足貿易交換增加社會財富，需要公平契約的保護。當初美國建國者脱胎於英國，公平契約觀念發展出來的民主思想成為立國之本，而農業立國會將社會變成權力社會，甚至集權社會。

集權是中國陷入歷史漩渦的原因，而農業民族是產生集權統治的土壤，當我們的民族還處於農業立國，集權統治就不可避免，也就難以衝出漩渦，建立穩定社會。

易中天先生在書的最後提出了一個尖鋭的問題，西方社會的民主、共和、憲政的模式到了中國總是水土不服（看台灣），最好的政治制度是自根自生的，縱然從外國移植過來，也要進行本土化改造後才能發生相當的作用，也就是説我們要在中國傳統中開掘出民主、共和、憲政的思想，才能適應國情生長下去。但問題是，我們有這種傳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