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經濟變革得失讀後感

近日讀了吳曉波所寫《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以下稱《歷》）一書，在欽佩作者對中國兩千多年經濟（變革）史所做大量梳理和總結的同時，也為作者並未將所著內容與基本經濟學原理做關聯而感到遺憾，歷代經濟變革得失讀後感3篇。本文即是希望建立這種關聯的一種嘗試。

一。存在"西方的"牛頓力學 和 "東方的"牛頓力學之分嗎？

在自然科學中，恐怕沒有人會認為由牛頓（西方人）發現和發明的各種科學定律 和 技術會在東方國家"不適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東方國家運用各種（最早）產生自西方的技術順利地取得了各種成就和進步。

但是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至今仍然會有很多人會覺得由起源於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心理…理論不適合東方國家。當然必須承認東、西方國家由於其各自文化、歷史、傳統、地理位置等的差異，造成起源於西方國家某些法律、習俗、制度 等不能直接照搬到東方國家，但我認為這些只是東、西方國家在某（些）領域"技術層面"上的方式、方法的差異。從更為根本和宏觀的"原理"層面上看，東、西方國家人文和社會學科基本的原理、理念、思想、原則應該是一致的。正如無論東、西方人在外表上的差異有多大，但是從基本的生理結構和特性上看，二者並沒有本質區別。

因此雖然經濟學最早起源於西方，但是東方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同樣擺脱不了基本經濟學規律的影響。這就是我讀完《歷》後最深刻的感受。

二。"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講什麼？

經濟學的開創者亞當·斯密有一本名著《國富論》，這本書介紹了兩個基本的經濟學原理（還有其它相關內容）：1. 分工；2. 看不見的手。 這兩個原理如同兩根支柱支撐起了整個經濟學這座大廈。但是隨着經濟學理論發展的日益繁複，人們似乎越來越陷入對於經濟學細枝末節的研究，反倒忽視了這兩條基本原理對於經濟和經濟學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就如同人們在同時容易讚歎一棵果樹的茂密和 果實的豐盛，反倒忘記了整棵樹之所以存在首先是因為有了樹根和樹幹的支撐。 在我看來"分工" 和 "看不見的手"就是經濟學這棵大樹的樹枝和樹幹。

《國富論》（英文名：the wealth of nations）最早被翻譯成中文時叫做《原富》，其主旨是討論一個國家的財富的究竟產生自哪裏？ 亞當·斯密 認為了，"分工" 和 "看不見的手"都是促進一個國家財富增長的重要原因。"分工"能否促進國家財富的增長並不難理解。因為分工能夠促進專業化、提高生產效率、增加產出，世界上越是"分工"繁複的地區，往往也越是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但是"看不見的手"能促進經濟繁榮，應該作何理解呢？

其實 "看不見的手"是一條更為根本的促進財富增長 和 經濟繁榮的原理。它的主旨説來非常簡單：保障經濟活動參與者自由、自發、自願地去參與經濟活動，而不要對其進行 "不必要的"外在干預——是保證一國財富增長的重要來源。

亞當·斯密有句名言："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飲食，不是出自屠户、釀酒師或麪包師的恩惠，都是處於他們自利的打算".這句話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看不見的手":屠户、麪包師和 釀酒師 努力為我們製作出美味的食物並不是因為他們同情我們，也不是因為有一個凌駕於他們之上的"管理機構"命令他們必須這樣做，而是他們為了謀求自己的個人利益，自願、自發地，按照自己的稟賦、才能和 願望參與到各自的行業和經濟活動當中。

亞當·斯密和其它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認為促使一個經濟體繁榮 同時在整體上獲得最大經濟效益的關鍵在於保證經濟體內的個體享有"自願"、"自發"參與到經濟活動中的"自由",並且不受外在與其"自主意志"相違背的強制力的影響，只有這樣一個經濟體的資源分配才是最合理的，其效率和效果也才是最優的。正式由於對"自由"作為經濟繁榮的前提條件的重視，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所開創出的經濟學也被稱為"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

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受到了當時英國王室和社會的重視，在英國、荷蘭等一些"海洋型"西方國家逐漸得到了推廣和實施。有歷史學家認為，這是後來工業革命和各種新興科學技術、管理技術和 金融創新 發端於英國的重要原因。

除了"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在亞當·斯密的時代還有一種經濟學理論和思潮很流行： 重商主義，讀後感《歷代經濟變革得失讀後感3篇》。與強調保證參與者的"自由"不同，重商主義認為經濟強大的關鍵在於必須利用"有形的手"——國家/政府的強制力，或者強制力的種種形式（比如政策、法規、行政命令 等）來"有目的地"主導、計劃、執行、監控、經濟活動參與者的行為，從而實現一個"預先"規劃好的經濟繁榮的目的。可以看出與"自由主義經濟學"相比，"重商主義"最大的不同在於其強調社會整體經濟活動要由一個"主導力量"或者"中央機構"來規制的經濟運行，而不是依靠眾多的經濟活動參與者本身"自願"、"自發"地、看似毫無規劃 和 目的地去發展經濟。

那麼到底是"自由主義經濟學"更合理和有效？還是"重商主義"經濟理論 更為合理和有效呢？其實答案早已明瞭。在現代社會中由"自由主義經濟學"演變而來的"市場經濟理論"早已被證明比由"重商主義"演變而來的"計劃經濟理論"更為合理和有效，並且得到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的認可和接受。但是為了"求甚解"我們還必須在問一句：為什麼？

而經濟體內部交易的活躍程度則依賴於交易主體對於各種與交易相關的`"知識"的熟悉和掌握程度。例如如果一個麪包師要想盡可能多地達成交易——賣出更多的麪包，那麼他就必須熟悉和掌握與"賣麪包"相關的各種知識：如何選擇原材料、應該如何製作麪包、如何包裝、店面選址、宣傳策略、顧客偏好……只有一個麪包師掌握了足夠多的關於"賣麪包"的知識之後，他才可能賣出跟多的麪包。同理一個經濟體當中任何一種交易也必須符合這一要求——交易者必須儘可能掌握與交易相關的知識——才能更多地達成此類交易。所以從宏觀上看，一個經濟體交易活躍的前提條件是——經濟體內必須具有足夠多和豐富的"知識"被交易者所掌握和運用。

請注意這裏所説的"知識"並不僅僅指以文字、圖片、視頻等形式存在的信息（我們稱其為"顯性知識"），它同時也包括各種存在於人們頭腦中的，甚至是"不可言説"的對與交易相關各種"隱性知識":理解、感悟和 經驗（比如一個麪包師對於烤麪包火候的掌握）。不難理解除了各類"顯性知識", 各種"隱性知識"對於經濟體交易的活躍程度 也是至關重要的。

在分析了"知識"與交易活躍程度 以及 經濟繁榮程度的關係之後，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自由主義經濟學"（計劃經濟）要優於"重商主義經濟理論"（計劃經濟）了。因為要促成經濟繁榮（交易活躍），一個經濟體必須先要有"巨量"的知識體系的存在和運用，由於這個知識體系的龐大和複雜（歸根結底是因為外界環境和人們需求的龐大和多變）乃至各種"隱性知識"的存在，因此與能夠保證個體"自由"參與經濟活動、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去發現和運用各種知識的"市場經濟"相比，限制個體參與經濟活動自由，依賴"中央管理機構"中的少數人（要知道這些管理機構也是由"人"組成，他們的學習和認識能力與其他人別無二致）來主導經濟活動的"計劃經濟"（人為地）抑制了知識體系的發展 和 運行，因此相對而言其無法促成交易的活躍和經濟的繁榮。

三。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發展符合"自由主義經濟學"規律嗎？

我在讀《歷》的過程中的第一感受就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完全符合"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規律。歷史上越是政府對經濟干預和管制較多的時期，中國的經濟越是衰落和凋敝（秦、明），相反越是政府管制較少的時期，中國的經濟越是繁榮（宋初、盛唐）。

如果我們將實行"宏觀管制，微觀放活"的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時期的經濟政策，定義為經濟自由度 和 經濟繁榮程度的"中點",那麼《歷》中其它歷史時期在以"經濟自由度"和"經濟繁榮程度"兩個指標構成的座標系中的分佈就會如下圖所示：

注：各個朝代的相對位置至是根據我個人理解而定，其不一定是精確的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不同歷史時期經濟政策和經濟繁榮程度的分佈基本符合"經濟自由度越大，繁榮程度越高"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規律。 同時我們還可以看出中國絕大多數歷史時期都處於經濟自由度底，經濟發榮程度也較低的象限中。我們今天所熟知的"國有經濟"、"國企"、"計劃經濟"並不是中國在引進了馬克思主義以後才有的現象，而是在我們的漫長的歷史中始終存在的現象。可以説"國有經濟"和"計劃經濟"是中國過去兩千年曆史上都始終存在的，甚至是"主要"的經濟管理形式。

四。"桑弘羊之問"真的沒有答案嗎？

在《歷》書的結尾部分，作者吳曉波説了這樣一段話：

中國是"國有企業的故鄉",自管仲變法以來，政府就開始對重要資源實行專營，到漢武帝晚期對國營政策的質疑就不絕於耳，在公元前81年的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對儒生們提出的那幾個問題，一直到今天還沒有找到答案。

究竟2000年前的桑弘羊提出了什麼樣的經濟問題？直到今天我們還都沒有辦法回答？讓我們首先回到那場著名的"鹽鐵會議"上來：

公元前81年漢朝朝唐上的"鹽鐵論"

在漢朝初期，由於國家生產力在秦末的戰爭中得到了很大的破壞，因此漢文帝 和 漢景帝 在執政時期 採取了輕徭薄賦的經濟政策，同時大量減少國家對於經濟的干預，不與民爭利，讓人民和國家經濟得到休養生息。根據我們上文講到的"自由主義經濟學"觀點，這樣的經濟政策會有利於經濟的繁榮和發展。結果在歷史上就出現了少有的盛世局面——文景之治。史書上記載的倉庫裏的糧食都多得吃不完，穿銅錢的線繩都腐爛了 就是指這個時期。

但是到了漢武帝時期，野心勃勃的皇帝為了平定邊患、擴大版圖 開始加大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對當時國家重要的物資鐵和鹽實行國家壟斷，以抬高其售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