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齡研究

王昌齡是盛唐一位重要詩人，本世紀關於他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下面將從“生平研究”和“詩歌研究”及其“《詩格》研究”三方面進行介紹。

一、王昌齡生平研究

本世紀關於王昌齡生平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李士翹《詩人王昌齡籍貫考》、王運熙《王昌齡的籍貫及其〈失題詩〉的問題》、譚優學《王昌齡行年考》、李雲逸《王昌齡小傳》傅璇琮《王昌齡事蹟考略》、王燕玉《辨王昌齡謫龍標尉的地域》、徐凌雲《王昌齡籍貫考辨》、於石《王昌齡》、胡問濤《王昌齡年譜系詩》、屈光《王昌齡任校書郎年代辨疑》、鈴木修次著、馬歌東譯《王昌齡與其交友》、胡大浚《王昌齡西出碎葉辨》、李珍華《王昌齡事蹟新探》、黃益元《王昌齡生平事蹟辨證》、李原培《王昌齡兩次出塞路線考》等。這些文章又主要圍繞王昌齡的生年、籍貫、出塞的時間和路線、交遊及其它一些生平事蹟的考訂而探討的。

王昌齡的生年　 關於王昌齡的生年，學術界大多沿襲聞一多《唐詩大系》中的説法(武周聖曆元年，公元698年)，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傅璇琮在其《王昌齡事蹟考略》中認為聞一多之説恐未有據，根據王昌齡所作《送王大昌齡赴江寧》、《宿灞上寄侍御嶼第》二詩推斷王昌齡當生於公元690年左右。但是，傅璇琮在其後來與李珍華合著的《王昌齡事蹟新探》中又否定了前説，改從聞一多之説，認為王昌齡出生的確切年份雖然不能斷定，但大致當在公元698年――701年之間。胡問濤《王昌齡年譜系詩》也認為聞一多之説沒有根據，所以另立新説，謂王昌齡當生於武則天長壽元年(公元692年)。

王昌齡的籍貫　 王昌齡的籍貫，舊有三説：江寧，太原，京兆。本世紀學界的觀點也不統一，主要有太原、京兆二説：王運熙《王昌齡的籍貫及其〈失題詩〉的問題》一文認為，《唐才子傳》所説的王昌齡為太原人“實為可靠”，“江寧確是王昌齡為官的地方，而不是他的故鄉”;李雲逸《王昌齡小傳》、傅璇琮的《王昌齡事蹟考略》和譚優學的《王昌齡行年考》都認為王昌齡應為長安京兆人。

王昌齡的宦跡　 對於王昌齡兩次登第的時間和任職先後的問題，學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如譚優學《王昌齡行年考》認為，王昌齡於開元十五年進士登第，授汜水尉。十九年又中博學宏辭科，遷校書郎。嗣後，貶嶺南，出江寧丞，貶龍標，最終被害。傅璇琮《王昌齡事蹟考略》及其以後與李珍華合著的《王昌齡事蹟新探》都認為，王昌齡開元十五年進士登第，授校書郎。二十二年又中博學宏辭科，遷汜水尉。嗣後，貶嶺南，出江寧丞，貶龍標，最終被害。他們的分歧在於：一、王昌齡中博學宏辭科的時間，到底是開元十九年還是二十二年?二、王昌齡到底是先任汜水尉，後遷校書郎，還是先任校書郎，後遷汜水尉?後來黃益元著《王昌齡生平事蹟辨正》也以傅説為是，並補證譚説之誤。

王昌齡出塞時間和路線　 關於王昌齡出塞的時間，譚優學《王昌齡行年考》訂在開元十二年至開元十三年之間;於石《王昌齡》訂在其中進士前後(開元十五年左右);傅璇琮、李珍華《王昌齡事蹟新探》考訂王昌齡由塞外歸來在開元十四年秋冬，出塞時間闕疑;李原培《王昌齡兩次出塞路線考》則認為王昌齡曾兩次出塞：第一次在開元九年秋，一年後返回;第二次在開元十二年秋，最遲在開元十三年十二月返回。這些文章對王昌齡出塞的路線都儘可能作了描述。另外，胡大浚《王昌齡西出碎葉辨》一文對當時一些學者越來越肯定地説王昌齡到過“碎葉”問題提出疑義，認為王昌齡西遊碎葉可能性極少，出中亞碎葉更是不可能的事，其詩中“碎葉”一詞本屬想象之詞，不能坐實。

二、王昌齡詩歌研究

本世紀關於王昌齡詩歌藝術成就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下面分王昌齡詩歌總論、王昌齡七絕詩歌研究及具體作品分析三個方面進行介紹。

王昌齡詩歌總論　 施章是本世紀較早對王昌齡詩歌進行綜合研究的`學者，他在《王昌齡的詩》一文中認為王昌齡“雖然算不得意志極強的人”，“但他能將他當時所不滿意的事實，詳詳細細地描寫出來，使我們讀者知道這些人間的痛苦，而起來積極地改革”，因此，他又把王昌齡表現人生痛苦的詩分為“表現戰爭”和“表現宮廷生活”這兩類加以分析。

除施章以外，本世紀上半葉產生的一些文學史和唐詩研究論著也多少涉及到王昌齡的詩歌，但都流於一般介紹者居多。值得注意的倒是聞一多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聯大授課時的講義中對王昌齡詩歌研究作了比較深入的分析，他將王昌齡視為盛唐詩壇 “個性最為顯著” 兩個作家之一(另一個是孟浩然，前文已引)。他認為，“從文學技巧説，王昌齡和孟浩然可以對舉”，但“浩然走的是清淡之路，昌齡走的是濃密之路”，而昌齡之在浩然之後倡濃密，正符合盛唐詩風“由齊樑陳逐步回升到魏晉宋的古風時代”的發展趨勢。在和謝靈運的比較中，聞一多認為，“大謝煉字功夫極深，但尚不能堆成七寶樓台，完成這一任務的只有王昌齡了”，而且“昌齡在文字鍛鍊功夫上別有天地，比大謝成就更大”。在具體的藝術分析中，聞一多又指出，王昌齡詩給人的印象是“點”的寫法，而且“使人讀起來產生顫動的感覺”，這“可説是王昌齡的獨創風格，功績不可磨滅”。

到五六十年代，人們對王昌齡詩歌的注意開始多了起來。首先，當時相繼出版的諸多《中國文學史》都對王昌齡詩歌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予以肯定。如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就認為他的邊塞詩寫戰士愛國立功和思念家鄉的心情，他的描寫宮女、思婦的小詩都很出色。在藝術上，“由於他善於捕捉典型的情景，善於概括和想象，語言圓潤藴藉，音調和諧婉轉，民歌氣息很濃。所以他寫傳統的主題，能令人感到意味深長，光景常新。”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也認為王昌齡的邊塞詩“運用極其精煉、概括的詩歌語言，鏗鏘悦耳的音律，呈現出無比雄偉的氣魄和生動的形象”，王昌齡表現宮闈離別的詩“字字白描，句句精麗，而情意悠長深遠，富於涵藴，表現出高度的概括能力，達到絕句中難到的境界”。其次，劉開揚的《論王昌齡的詩歌創作》一文較之前人的研究，又更加細緻、深入。作者將王昌齡詩歌分為邊塞詩、婦女詩、送別詩三類來分析，認為王昌齡詩歌有兩個特點，一是細膩和超凡脱俗、驚耳駭目，另一個是“不假物色”、“不相倚傍”，而使出語自然。在寫法上，他認為，昌齡詩善用比興，一往情深而含蓄不露;重視意格，也重視聲律。

七八十年代以後雖然也產生了一些論述王昌齡詩歌藝術的文章，如雲天《王昌齡的詩歌藝術新探》、周道貴《試論王昌齡的詩歌創作成就》等，但大多分析得更為細緻一些，深度上則無多少超越前人之處。只有李無未的《王昌齡詩韻譜》據《全唐詩》及《全唐詩外編》，對王昌齡詩的用韻情況進行歸納分析，並依照《廣韻》做成韻譜，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王昌齡七絕詩歌研究　 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馮平的《王昌齡七絕的藝術特色》、章繼光《王昌齡七絕意境管窺》、沈紹輝《試論王昌齡七絕的藝術特色》、謝楚發《王昌齡七絕魅力談》、師長泰《爭奇鬥巧於尺幅之中──試談王昌齡七言絕句的藝術特色》。

其中馮文認為，昌齡的七絕往往選取最精煉而又富有啟發性的語言，給讀者留下廣闊的想象空間，貴含蓄而有餘韻，但又明快、通俗。其缺點是：有些詩結構比較鬆散，詩句之間跳躍性太大，內在的感情聯繫不明顯;另外，他的有些詩在語言、表達上也有流於一般化、類型化的缺點。章文則指出“情境”、“騷語”可概括昌齡七絕濃厚的主觀抒情的特質，其構成是：以情攝景，情境交匯;以意統境，意境渾成;藴藉含蓄，曲折達情。謝文則認為王昌齡七絕的魅力在於：一、怨而不怒的思想傾向，二、含而不露的表現手法;三、別具一格的章句與語言。

除此以外，李珍華的《王昌齡研究》中的第五章“王昌齡的絕句”也從絕句體的演進、邊塞詩所用詩歌體式的變遷、王昌齡邊塞詩題材的拓展、送別詩中意象和意境的獨創、宮苑詩藝術特色等方面説明了王昌齡絕句的藝術造詣和藝術魅力。

王昌齡邊塞詩研究　 總論王昌齡的邊塞詩的論文雖然不太多，但也取得了一些進展，如張迎勝《王昌齡邊塞詩的思想精華和藝術造境》、羅時進《王昌齡與李益邊塞詩的比較探析》、李珍華《王昌齡邊塞詩時地初探》、曾子魯的《試論王昌齡邊塞詩中的非戰思想》、胡問濤《論王昌齡的邊塞詩》等。

其中張文從四個方面説明王昌齡邊塞詩的思想精華：用激越熱烈的格調，歌唱唐軍的聲威，將邊塞戰爭理想化;滿懷強烈的主觀感情，極寫邊塞生活中的艱難困苦，表現對廣大兵士的關切;旗幟鮮明地揭批邊塞戰爭的陰暗面，將鬥爭的鋒芒直刺封建統治者，毫不疲倦地為民請命;着意描述徵人的鄉愁和思婦的閨怨，力圖傳達盛唐時代廣大人民羣眾對和平生活的熱愛和嚮往。又從六個方面歸納出王昌齡創造意境的方法：其一，選擇某些富有特徵性的景物，注入強烈的主觀感情，促使景與情水乳交融，真善美高度統一;其二，既採用賦體，描寫實景，又巧用直中含曲的方式，求得含蓄無窮的言外之意;其三，以苦心孤詣，展開形象思維的翅膀，化無形為有形，變抽象為具體，使意境十分深蔚;其四，依靠記憶素材，展開各種聯想，再作正反對比，恰當安排實寫與虛寫，從而使詩歌的意境格外雋永;其五，從表現自身內心的感覺出發，綜合採用以聲音寫靜意與以動態寫靜意等藝術技巧，創造出與邊塞生活相吻合的靜境;其六，講究起承轉合，旨在起發己心，求得意境的豐滿、含蓄、完整。羅文則結合時代風尚的差異和各人詩歌創作特色分析了王昌齡和李益邊塞詩藝術方面的同異。曾文則認為，王昌齡邊塞詩引人注目之處，不只是那少數謳歌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篇什，而更多的是那些表現出一種明顯的非戰思想的作品。他較為細緻地分析了王昌齡邊塞詩中的非戰思想的主要表現及其產生的時代和個人原因。

另外，周家諄的《王昌齡早期頌揚擴邊戰爭嗎?》和上引曾文都對吳學恆、王綬青《邊塞詩派評價質疑》中説王昌齡早期曾頌揚過擴邊戰爭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王昌齡具體作品分析　 本世紀對王昌齡詩歌作品進行具體分析的文章甚多，較具代表性的有：施蟄存的《秦時明月漢時關》、逸生《從軍行》、譚家健《談王昌齡的〈出塞〉》、逸生《閨怨》、馬茂元《説唐詩──〈從軍行〉》、王運熙《王昌齡的籍貫及其〈失題詩〉的問題──唐詩札記》、範炯《談王昌齡的〈閨怨〉》、劉樹勛《玉壺奇想見〈騷〉心──談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劉逸生《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辨釋》、陳邦炎的《王昌齡的兩首宮苑絕句》、王富仁《潛意識與意識──王昌齡〈閨怨〉賞析》等。

三、王昌齡《詩格》及其詩論研究

署名王昌齡的《詩格》，是盛唐時期比較重要的一部詩學著作，本世紀有相當一些學者傾向於認為此書系王昌齡本人所寫，故有越來越多的學者研究此書和王昌齡的詩歌理論。

本世紀較早對此書進行研究的學者是羅根澤，他於1942年發表了《王昌齡詩格考證》一文，對該書在中日的流傳情況進行了介紹，並認為該書確係王昌齡所作，能代表其詩學觀點。四十多年之後，王運熙《王昌齡的詩歌理論》又以《文鏡祕府論》引文為主，間及今本《詩格》、《詩中密旨》等材料，從“論構思取境”和“論十七勢及其他”等方面闡述王昌齡的詩歌理論。李珍華、傅璇琮《談王昌齡的〈詩格〉──一部有爭議的書》通過對王昌齡《詩格》等論詩著作流傳情況的細心梳理和辨析，認為王昌齡《詩格》是真實存在的一部書，但它的流行情況複雜;它是一部盛唐時代有獨特見解的詩論，有許多真知灼見，它應該與殷璠《河嶽英靈集》同樣成為盛唐詩論的代表，而在古代文學理論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另外李珍華《王昌齡研究》一書中的第二章“詩歌與背景--文藝思想與藝術評論”、第三章“詩的格調――意、境、味、聲”、第四章“十七勢”都是專論王昌齡的詩歌理論的，且論述較細。到九十年代，張伯偉吸取中日學者研究成果，重新整理出版了《詩格》這部盛唐詩學著作，為進一步研究作了材料上的準備。

本世紀王昌齡詩歌作品的整理成果主要有李雲逸的《王昌齡詩注》，該書是收錄王昌齡存世之作較為完備的一個校注本，且箋註頗見功力，書中輯有歷代關於王氏具體作品的詩評，書後又附歷代總論其人其詩者，便於讀者參考。此外，黃明校編的《王昌齡詩集》也為王昌齡詩歌的更好普及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