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朗州

著名的唐代詩人劉禹錫被貶朗州後發生了哪些事情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劉禹錫朗州，歡迎閲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劉禹錫朗州

劉禹錫(772—842)字夢得，彭城人。貞元九年進士，又登博學宏詞科。少年時代即顯露了非凡的才華。順宗時他和柳宗元等佐助王叔文實行了有名的“水貞革新”。由於舊勢力根深蒂固，積重難返。新政僅如曇花一現，只維持了一百多天，順宗崩駕後，就被宦官，藩鎮及在朝的大官僚扼殺了。王叔文王還慘遭殺害，劉禹錫柳宗元等“八司馬”被竄逐。劉禹錫被貶為朗州司馬達十年之久。所謂“應憐一罷金閨籍，枉渚逢春十度傷。”又説：“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可見劉禹錫的一生，受盡了打擊和迫害，在政治上是失意的。他的滿腔抑鬱不平之氣，全都通過文學作品表達和發泄了出來。他在文學上，特別是在詩歌創作上，獲得了傑出的成就。禹錫的詩有點類似屈原的“騷”。有些是“金剛怒目”式的。白居易嘗譽之為“詩豪”。還説他的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史稱禹錫“善五言詩”，“在朗州十年，惟以文章吟詠陶冶性情”。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裏，來武陵作宰的不知凡幾，而真正談得上給武陵留下了文采風流印象的，卻只有劉禹錫一人。據史料記載，劉禹錫對我們武陵文化的發展，影響是最深遠的一個，其作用僅次於屈原。

他所任的朗州司馬，是一個閒散的副職，落得他優遊自在，於從政之餘，即搜奇訪勝，遊玩山水，足跡幾乎遍及治下各地，特別是和治下的桃花源結下了山水因緣。他的《遊桃源一百韻》是集中最長的一首詩，敍述了遊覽的經歷。在桃花源的活動，也抒發了他自己的身世之感。他還寫了《桃源行》、《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等詩，還兩次為桃花源書碑泐石，對桃源的貢獻很大，所以有人説他是桃花源的一大功臣。

他很注意瞭解有關武陵的歷史故事和遺老傳説。德山為道家的第五十三福地，禹錫曾寫過《善卷壇下作》，説“瑤壇在此山，識者常回首”。又親謁駐德山的會禪師，並寫了詩。司馬錯是秦昭王時開發四川的大功臣，後來為了征服五溪蠻，平定黔中，曾建城於武陵沅江之南，劉禹錫寫了《登司馬錯古城》，詩中説：“將軍將秦師，西南奠遐服。故壘清江上，蒼煙晦喬木。登臨值蕭晨，周覽壯前躅……”意思是説司馬錯領兵平定南方，現在沅江邊還留有古城遺址。看到的只有些古樹被煙霧所籠罩。在仔細周覽之餘，他只感到司馬錯的功業是了不起的。劉禹錫幾次在洞庭湖泛舟遊覽，寫了《洞庭秋月行》、《君山懷古》、《望洞庭》等詩。

武陵東門城頭的“招屈亭”，是劉禹錫常往的地方。他還寫了一首《競渡曲》，注云：“競渡起於武陵，及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鹹呼‘何在?’斯‘招屈’之義。”對競渡所喊的號子，作了很好的解釋。詩中還説：“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指出了競渡的起源即在屈原投江的那年，那麼招屈亭也就建於那時。

作者還晉謁了“伏波宮”，寫了《經伏波神祠》的詩，他對於英雄一世，威名赫赫，而且壯志至老不衰，願以馬革裹屍還葬的伏波將軍馬援是敬佩的。所以詩裏説“懷人敬遺像”、“自負霸王略。”對其晚年遭誣陷，又不勝惋惜。認為功名之念太切，不知止足之分：“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遊。”少遊是伏波的兄弟，對功名看得

淡薄，因得優遊林泉以終老。他還寫了一首《陽山廟觀賽神》。注云：“樑鬆南征至此，遂為其神。”陽山今名梁山，在常德市北三十里。樑鬆是光武的女婿，是馬援的晚輩，有一次援怠慢了他，鬆因懷恨，援死後，便在帝前誣告馬援受，並繼馬援之後討五溪蠻。大概因樑鬆有破五溪蠻之功，後人便為之立祠於梁山。所以詩的首聯説“漢家都尉舊徵蠻，血食於今配此山。”

作者很留意郡內古蹟的考查。詩中還提到了“北渚吊靈均，長岑思亭伯”、“華表廖王墓，菜地黃瓊家。”“沈約台榭古，李衡墟落存。”這六句寫的都是武陵典故。“北渚”指《九歌·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與賈誼吊屈原意同，詩人和屈原有着共同的遭遇，他對於“雖九死其猶未悔”的靈均是很敬仰的。亭伯是後漢崔馬因的字，因“博學有偉才”，和帝時做車騎將軍竇憲的主薄。憲所為多不法，馬因屢諫不從，並被貶為長岑(在遼東)長。馬因不願遠去，遂歸家。作者既傷自己如靈均之被讒流放，又悔自己不能如亭伯潔身引退。廖王指蜀漢的廖立，墓在縣東北十里，其故宅在今常德市的丹砂井。黃瓊是江夏黃香的兒子，仕後漢宮至司空。“節操凜然”。此人可能曾流寓武陵，其故居今已為菜地。“沈約台”在縣西南五里，俗稱“沈約讀書枱。”李衡是三國時吳國的丹陽太守。曾在沅江的泛洲種桔。所以泛州又叫“桔洲”。衡臨終囑其子曰：吾洲裏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

濤人對武陵沿革的考證也很注意。他在《武陵抒懷》序言中説：“武陵……在春秋及戰國時皆楚地，後為秦惠王所並，置黔中郡。漢興，更名曰武陵，東徙於今治所。”《武陵抒懷》開端説：“西漢開支郡，南朝號戚藩”。説明武陵在高帝時便已改郡。至南朝(宋、齊、樑、陳)則常用以分封宗室和外戚。他在《漢壽城春望》下注雲：“古荊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廟，兼楚王故墳。”古漢壽相當於今漢壽、常德兩縣及沅江的一部分。作者的《龍陽縣歌》反映了當時古樸的民風和安定清靜的環境。

作者經常和人民接近，對當地的民情風俗，社會生活比較熟悉。這也常常從詩歌中反映出來。例如《武陵抒懷》中説：

户算資漁獵，鄉豪恃子孫。

照山畲火動。踏月俚歌喧。

擁楫舟為市，連甍竹覆軒。

披沙金粟見，拾羽翠翹翻。

茗折蒼溪秀，蘋生枉渚暄。

從這些句子，我們知道，當時一部分人，主要以漁獵為生;地方上的豪紳，是因為人丁眾多，勢力強大，可以巧取豪奪。耕種還沒有完全擺脱刀耕火種的方式;普遍存在着後來少數民族跳月、對歌的風俗。有的人是以舟為家，在水上生活;民房建築多竹樓，上面蓋的都是竹片。有些男子在河裏淘金，有些村婦在山間拾鳥羽。一到春暖花開，姑娘們有的到蒼山去摘茶，有的到德山去採蘋。作者還寫有這樣的詩句：

家家竹樓臨廣陌，下有連檣多估客。

攜觴薦芰夜經過，醉踏大地相應歌。

這裏反映了當時青年男女放任浪漫的生活。陌生的估客(駕船的客商)可以在夜裏和賣菱角的如娘隨便對歌、逗樂。可見那時的武陵還相當落後，還沒有完全脱離蠻荒的狀態。

劉禹錫詩有深厚的生活基礎，特別是從民歌中吸取了營養，創造了大量健康清新的民歌體小詩。《唐書》介紹當時朗州的情況為：“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其聲愴仟(聲音刺耳難聽)。禹錫作《竹枝詞》十餘篇，武陵夷俚悉歌之。”他自己也説：“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揚柳枝》”。在他的集子裏，大量的樂府詩如《蠻子歌》《踏歌詞》《柳花詞》《竹枝詞》《揚柳枝詞》《浪淘沙詞》等，都是些民歌體的小詩，題材廣泛，語言明快，繼承了南朝民歌的優良傳統，成為唐代詩歌中別開生面的作品。王船山曾譽之為“小詩之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劉禹錫在朗州十年的作品，可以説都是現實主義的。在學習民歌，改寫民歌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對於武陵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促進作用。史又稱“武陵溪洞間夷歌，率多禹錫之詞也。”他自己説：“少年負志氣”，“憂國不謀身”。“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他在政治上失敗以後，他的詩表現了一息尚存，戰鬥不止的頑強鬥爭精神。他曾説：“勿謂行大道，斯須成太行”。“平地生峯巒，深心有矛戟”。這是他革新慘敗後所得的痛苦教訓。他在《詠史》中説的“世道劇頹波，我心如砥柱。”這就是他所持的人生態度。到了暮年他仍然説：“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他始終豎信“永貞革新”是完全正確的。在他逝世前一年所寫的《子劉子自傳》中還説：“叔文實工言治道。”、“其所施為，人不以為當非。”他給自己的評價是：“天與所長，不使施兮;人或加訕，心無疵兮。”何等光明磊落!所謂“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他還説過：“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這種積極進取，頑強鬥爭的精神是極為可貴的。

唐代宗會昌二年某一天，劉禹錫彌留之際，眼前依稀浮現出遙遠的朗州城廓，楚歌與人面桃花，伴着洞庭谷酒的香氣，讓他輕輕地合上了眼瞼，在唐代著名的”八司馬”中，只有他一人活到了70歲。翻閲他的履歷，這位在當時看起來很不幸的文人，23年的流放生涯中，在朗州居然呆了10年，得以流傳的800首詩詞，其中200多首是在朗州吟就，且文學史中評論家津津樂道點評的，也大多屬於這一時期的創作成果。1161年後的今天，一個朗州的小文人發出感歎：劉禹錫得感謝朗州的山山水水，如今的常德當感恩劉禹錫的流放與歌吟。

封建中國的文人與官本來就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滿懷鴻鵠之志的文人一旦平步青雲，大多收藏起思想的鋒芒從文壇消隱，而壯志未酬者，在落魄失意中成就了他們的文學基業。劉禹錫要不是在“永貞革新”中失敗，他很可能在宰相的位置上搖頭晃腦，那口中吐出的絕對不是日後流傳千古的“竹枝詞”，而是一道道有可能令其他文人或蒼生痛苦不堪的政令了。永貞元年，倒黴的劉禹錫被貶連州，流放途中改授朗州司馬，在唐代，州一級最高行政長官是剌史，司馬是位居老四的閒職。可想而知，在千里南行途中，劉禹錫捶胸頓足，亂髮在風中飄搖，一肚子的苦水無處傾吐。在他的想象中，朗州是處蠻荒之地，那被先賢屈原歌吟過的沅江只不過是條“淫江”而已。然而，當他在白馬湖邊棄舟上岸，進得朗州城，才發現這座臨水而築的古城充滿了楚風遺韻。那參差的黑瓦白牆，清瘦的木樓，浸着歲月汗漬的青石板小街，讓他找到了與都城長安迥然相異的感覺，一個是王者風範夾着霸氣也就不免壓抑，一個是江南小城含着秀麗也就處處隨意。於是，他鬱悶的心境就像雲開之後的天空，稍稍有了些開朗和舒坦。

朗州這片土地處處充滿了浪漫氣息，北來的謫人劉禹錫沒多久便深刻領會到這一點。每當春江水暖，細腰的朗州女子結伴踏青在城外大堤上，她們唱着軟軟的南曲，自由嘻戲，沒有一點長安女子的拘束感，遊童在路上也能拾到她們散落的花鈿。茶樓酒肆林立，漁鼓聲聲，酒令陣陣，遠離都城與紛爭的朗州人讓劉禹錫感到了生活的閒適與美好。反正需他批閲的公文不多，劉司馬在朗州10年，幾乎將方園千里的美景勝蹟覽遍。採菱時節，白馬湖邊，採菱女露出藕節般的胳膊，在荷塘的碧葉間耀花了劉司馬的眼。我們現在要尋找唐代的常德，就得從他的詩文中閲讀富足而風情萬種的朗州。正所謂眼不見心不煩，劉禹錫乾脆懶得與眾官員為鄰，獨自寓居在城東門外。推窗而望，沅江如練，百丈之外的招屈亭裏，似乎還可以看到屈原時而瀟灑時而愁苦的影子。桔樹如綠雲歇在城外，芷草長滿了一灣又一灣，楓林裏的鷓鴣聲長一聲短一聲地響在他的夢裏……

雖然遠謫朗州，雖然朗州的山青水秀人美，劉禹錫的99根神經麻木的話，還有一根依然醒着。一天，他像往常一樣遛躂在雞鵝巷裏，一位老者正在磨刀石上磨刀霍霍，那磨刀石顯然曾經遺落在哪個角落裏，周身污濁。一陣磨礪之後，刀亮了，磨刀石表層也光滑如鏡。劉禹錫頓時觸景生情，他覺得那塊躺在小巷角落裏的磨刀石就是永貞元年被貶的劉禹錫。回到寓所，徹夜難眠，他揮毫寫下了《砥石賦》：“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何恥焉?”這種對自己才能的自信和對仕途的熱愛，使得他骨子裏的文人氣息暴露無遺，即使仕途有好幾次出現轉機，卻因幾杯酒下肚，兩首詩惹禍，徹底斷送了前程。

劉禹錫至死才明白，他錯誤地出生並錯誤地生活在一個錯誤的時代裏，錯過了盛唐，錯過了賢明，倒黴的他經歷了8個皇帝，一個剛愎自用，一箇中風，兩個被剌殺，一個喝長生不老藥毒死。這麼多的皇帝更替，一個皇帝對他的觀察剛結束，一個皇帝對他的賞識也就告終。因此，流放生涯對劉禹錫來説，應是不幸中之幸。

1160多年後的今天，倘若劉司馬重遊故地，他會發現當年的寓所邊已興建起舉世聞名的”中國常德詩牆”，依然酒樓歌廳林立的常德城裏，傳唱着用常德絲絃配曲的”竹枝辭”：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卻有情。

當年應召回長安時，劉禹錫對着漸行漸遠中的朗州城，怎不回首又回首?

文學成就 　

詩歌

詩歌內容

劉禹錫的山水詩，改變了大曆、貞元詩人襟幅狹小、氣象蕭瑟的風格，而常常是寫一種超出空間實距的、半虛半實的開闊景象，如“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煙”（《和牛相公遊南莊醉後寓言戲贈樂天兼見示》），“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繚亂碧羅天”（《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楊八二庶子》）。再如《望洞庭》；在這靜謐空靈的山光水色中融入了詩人的主觀情感，構成了一種恬靜平和的氛圍。不過，雖然劉禹錫説過“能離欲則方寸地虛”，但是他積極參與永貞革新，其實還是要在社會中實現人生理想；他的性格也比較倔強，詩中倒是常常表現出高揚開朗的精神。如《秋詞》二首之一、《同樂天登棲靈寺塔》，都有一種高揚的力量。

由於有了含蓄深沉的內涵、開闊疏朗的境界和高揚向上的情感，劉禹錫的詩歌便顯得既清峻又明朗。 劉禹錫又多次貶官南方，這也是民歌盛行的地方，所以劉禹錫常常收集民間歌謠，學習它的格調進行詩歌創作，如《白鷺兒》詩以隱喻方式寫自己孤高的情懷，但用的是輕快的民歌體。還有一些完全仿照民歌的作品，如《竹枝詞》《楊柳枝詞》《堤上行》《蹋歌詞》《浪淘沙詞》《西塞山懷古》等，都很樸素自然、清新可愛，散發着民歌那樣濃郁的生活氣息，以下兩首尤為傳神：《堤上行》三首之二、《竹枝詞》二首之一。

作品風格

劉禹錫及其詩風頗具獨特性。他性格剛毅，饒有豪猛之氣，在憂患相仍的謫居年月裏，感到了沉重的心理苦悶，吟出了一曲曲孤臣的哀唱。但他始終不曾絕望，有着一個鬥士的靈魂；寫下《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重遊玄都觀絕句》以及《百舌吟》《聚蚊謠》《飛鳶操》《華佗論》等詩文，屢屢諷刺、抨擊政敵，由此導致一次次的政治壓抑和打擊，但這壓抑打擊卻激起他更為強烈的憤懣和反抗，並從不同方面強化着他的詩人氣質。他説：“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慨”（《謁柱山會禪師》）。

劉禹錫早年隨父寓居嘉興，常去吳興拜訪作為江南著名禪僧兼詩僧的皎然和靈澈，據其《澈上人文集紀》自述，當時他“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一早年經歷對其後來的詩歌創作影響很深。

劉禹錫的詩，無論短章長篇，大都簡潔明快，風情俊爽，有一種哲人的睿智和詩人的摯情滲透其中，極富藝術張力和雄直氣勢。諸如“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不因感衰節，安能激壯心”（《學阮公體三首》其二）、“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眄青雲睡眼開。天地肅清堪四望，為君扶病上高台”（《始聞秋風》）這類詩句，寫得昂揚高舉，格調激越，具有一種振衰起廢、催人向上的力量。至於其七言絕句，也是別具特色，如：“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浪淘沙詞九首》其八）“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楊柳枝詞九首》其一）就詩意看，這兩篇作品均簡練爽利，曉暢易解，但透過一層看，便會領悟到一種傲視憂患、獨立不移的氣概和迎接苦難、超越苦難的情懷，一種奔騰流走的生命活力和棄舊圖新面向未來的樂觀精神，一種堅毅高潔的人格內藴。再如他那首有名的《秋詞》，全詩一反傳統的悲秋觀，頌秋贊秋，賦予秋一種導引生命的力量，表現了詩人對自由境界的無限嚮往之情。胸次特高，骨力甚健。

劉禹錫深信佛教，早年師從的詩僧皎然的著作《詩式》，已經將禪學與詩學聯繫起來。劉禹錫受到皎然的影響，又通過長期接觸禪學和詩歌創造實踐，明確認識到“悟不因人，在心而已”的道理，這八個字是劉禹錫對禪學精髓的把握，也成為他的詩論的基礎。[25]他還説寫詩的人應該“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董氏武陵集紀》），前句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後句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視通過錘鍊與潤飾使詩歌的語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對多用生僻字眼，提出“為詩用僻字，須有來處…… 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劉賓客嘉話錄》）；另一方面，他又極重視主體的觀照與冥想，在《秋日過鴻舉法師寺院便送歸江陵詩引》中他曾説： “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於詞。因定而得境，故翛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

劉禹錫的詩大多自然流暢、簡練爽利，同時具有一種空曠開闊的時間感和空間感。像他的名句如“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詩以寄》），越中藹藹繁華地，秦望峯前禹穴西。《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都是他對歷史、人生進行沉思之後的一種感悟。這種感悟以形象出現在詩裏，不僅有開闊的視界，而且有一種超時距的跨度，顯示出歷史、現實、未來在這裏的交融。

劉禹錫的詠史詩十分為人稱道。這些詩以簡潔的文字、精選的意象，表現他閲盡滄桑變化之後的沉思，其中藴涵了很深的感慨，如《酬浙東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長句》《西塞山懷古》《烏衣巷》《石頭城》《蜀先主廟》等都是名篇。

辭賦

除詩歌與論説文外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在唐代辭賦史中，乃至整個辭賦史中也是重要的不可忽視的環節，其存賦十一篇，與唐代各家所存辭賦數目相較，也不算少了。馬積高在其著作《賦史》中評價中唐時期的辭賦家，列柳宗元為首位，韓愈、劉禹錫並列其次，又將柳宗元之辭賦同屈原相提並論，即可見一斑。而實際上，劉禹錫本人也是對自己的文章水平頗有自信的，在其《子劉子自傳》中他説：“天與所長，不使施兮。”這裏的“所長”指的即是自己的長於文詞，而在這“文詞”之中當然也包括辭賦在內。在劉禹錫的十一篇辭賦作品當中以《秋聲賦》最受後人推崇。

由於劉禹錫的辭賦多數創作於貶謫時期，因此逐臣之悲與懷才不遇便成了其辭賦創作的重要主題，騷怨情懷是其主要的情感寄託，同時儒家兼濟天下的思想也貫穿始終。此外，除了反映貶謫愁思的作品，其辭賦還有應試科舉所作的律賦——《平權衡賦》，懷古傷今的《山陽城賦》，悼亡的《傷往賦》，描寫景物風俗的《楚望賦》。作為唐代重要的文學家與哲學家，劉禹錫的詩歌成就較高，是唐詩研究的重要領域，而詩文又為當時的文學主流，故劉禹錫的辭賦創作必然要受到其詩歌創作影響的。例如劉禹錫詩歌的主題便影響着他辭賦的主題，許多在其詩歌中描繪的場景畫面、表達的情感內容，同樣也出現在他的辭賦作品中，因此研究其詩文與辭賦的互動關係是其辭賦研究的有利環節。

論説文

劉禹錫的文章以論説文成就為最大。一是專題性的論文，論述範圍包括哲學、政治、醫學、書法、書儀等方面。哲學論文如《天論》三篇，論述了天的物質性,指出天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並在當時的科學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論”產生的社會根源，在唯物主義思想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論文如《答饒州元使君書》《論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方書書》《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都徵引豐富,推理縝密，巧麗淵博，雄健曉暢。二是雜文。

一般因事立題，有感而發，如《因論》七篇；也有的是“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如《華佗論》《辯跡論》《明贄論》等。這些作品，短小精悍，隱微深切。或借題發揮，鍼砭現實；或託古諷今，抨擊弊政，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劉禹錫認為自己所長在“論”，韓愈所長在“筆”（《祭韓吏部文》），反映了他對自己的論文的重視。劉禹錫的散文，與他的詩歌一樣，辭藻美麗，題旨隱微。柳宗元説他“文雋而膏，味無窮而炙愈出”（劉禹錫《猶子蔚適越戒》引），為深中肯綮的評價。

哲學成就

唯物主義傾向

劉禹錫的哲學思想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著作是《天論》三篇。在宇宙論方面，他的唯物主義思想比柳宗元更進步。關於自然與人的關係，劉禹錫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觀點，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認為，人之所以產生唯心主義思想，是與社會現實有密切關係的。“法大行”的時候，社會上“是為公是，非為公非”，人們就不會產生禍福來自天命的思想；“法大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顛倒，人不能勝天，天命論就在人間得到了宣揚的條件；“法小弛”的時候，社會上是非不清，人們就會對天命將信將疑。

劉禹錫用社會實踐解釋天命論產生的根源，是在認識論方面的一個重大貢獻。這也是劉禹錫對有神論社會根源的看法。他認為，在法大行的社會裏，是為公是，非為公非，蹈道必賞，違善必罰，人們就會説，禍福決定於人的行為，與天沒有關係。在法大弛的社會裏，是非顛倒過來，賞恆在佞，罰恆在直，人們對不合理的現象找不到解釋，就不得不把一切歸之於天。

他又認為，當“理明”時，人們就不會講“天命”；當“理昧”時，就不會不講天命。劉禹錫從法弛和理昧來解釋有神論產生的根源，可謂見解獨到，他指出神是人在一定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他在所寫的《天論》三篇中，力求把柳宗元與韓愈的論戰深入下去，進一步探索天人關係問題。他認為，“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自然），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天與人各有其自身的自然特點，“交相勝”，“還相用”。人雖不能干預自然界的職能和規律，但卻可以利用和改造自然。

尊重自然規律

劉禹錫以自然科學為根據，補充了柳宗元的自然觀。在對自然界的認識方面，劉禹錫認為整個自然界充滿了有形的物質實體，天地之內不存在無形的東西。他認為“空”是一種特殊的物質形態，“空”不能超越物質形體而獨立存在。這是對中國古代唯物主義自然觀的重大發展。在關於宇宙萬物的生成和發展方面，他認為萬物的生長、發展是一種自然過程，動植物和人類是天地陰陽之氣交互作用產生的。

他還認為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有一定規律，宇宙萬物是在互相矛盾和互相依存中無窮地運動發展着的。他據此建立了天人關係學説，指出天地萬物各有其不同的職能和作用。自然界的職能在於生長繁殖萬物，萬物在生殺、壯健、衰老的自然發展過程中，遵循強勝弱敗的競爭規律；人的職能在於利用自然規律和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質資料，進行各種生產活動，向自然界謀取人們生活的需用品。劉禹錫提出：“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天論》上）他認為天不能干預人類社會的“治”或“亂”，人也不能改變自然界的運動規律。他還以科學知識為根據，宣傳無神論，批判有神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