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中國居民儲蓄行為分析

一、關於選題

自經濟體制改革以後，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發生巨大變化。變化之一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提高。這使居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對於經濟發展有越來越重要的意義。探討中國居民儲蓄行為的規律，找出主要決定因素，並在此基礎上對儲蓄的變化趨勢做初步預測，成為確定本論文研究題目的宗旨之一。

與西方經濟理論比較，我國關於居民儲蓄行為的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因此，本研究將在較大程度上藉助西方主要的儲蓄理論，並且針對中國的具體國情做必要的修正。

論文將居民儲蓄定義為個人可支配收入減去個人消費的差額。其實物形態有金融儲蓄與實物儲蓄兩部分。金融儲蓄包括現金、存款以及各種有價證券的增加量；實物儲蓄包括本期購買的各種耐用消費品以及住房等價值非一次性損耗的商品扣除折舊後餘額的增加量。但在分析過程中由於數據原因無法沿用此定義時，將做必要的修正。

二、關於研究方法

論文以實證分析為主，根據各種被認為可能會對儲蓄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依次對絕對收入理論、生命週期理論和永久收入理論模型進行檢驗。檢驗得出兩類結果。第一，證實不同理論對於中國居民儲蓄行為的適應程度，以及該適應程度隨經濟環境變化而改變的性質；第二，確定影響中國居民儲蓄行為的主要因素，並據此建立預測模型。

被認為可能是決定我國居民儲蓄行為模式的主要因素有：強迫儲蓄，絕對收入水平，收入增長率，利率與通貨膨脹率，社會保障，信貸約束，遺產動機。論文的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別就這些因素的分析依次展開。各章基本上循理論探討、建立模型、模型檢驗和對檢驗結果分析的思路進行。當對各國素的實證分析依次完成後，即確認出儲蓄的主要決定因素。

三、關於基本結論和基本結論形成過程簡述

l、我國基本國情決定1979年以前居民儲蓄的行為模式主要被絕對收入理論解釋。1979年以後這一特徵依然存在，但逐漸減弱。生命週期以及永久收入理論這些具有跨時預算約束特徵的儲蓄理論，對79年以後的居民儲蓄行為的解釋力迅速增強，並且形成預測的理論基礎。

從理論角度考察，絕對收入理論對於1979年以前的居民儲蓄應該有較好的解釋效果，但數據方面的原因使實證分析結果難以對此給予有力的支持。79年以後對絕對收入理論的檢驗效果較好。這—現象可以從兩方面得到解釋。第一，分析期間較短，只有14年，不足以暴露絕對收入理論關於長短期實證結果不一致的矛盾；第二，居民收入水平由很低速提高，可以表現為很好的收入水平決定儲蓄的特徵。

生命週期理論和永久收入理論對1979年以前的居民儲蓄解釋效果很差。主要原因在於居民過低的收入水平。1979年以後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決定了這兩個理論的解釋力提高。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確存在一個收入水平的臨界線，在該臨界線以下，居民儲蓄行為較好地服從絕對收入理論；在該臨界線以上，居民儲蓄行為較好地服從生命週期理論和永久收入理論模式。論文提出我國居民平均收入的臨界線可大致定位於250萬元的假定。按照這假定，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居民儲蓄行為應該更好地由跨時預算約束類儲蓄理論解釋。

2、到目前為止，在勞動生產率增長與人口增長這兩個收入增長源中，真正影響居民儲蓄的因素是人口增長。更確切地説是勞動人口增長。

在53——92年期間，我國勞動生產率在絕大部分的時間內徘徊於較低的水平只是八十年代以後有所提高，但提高幅度有限，無法對居民儲蓄的變化做有效解釋。相反，勞動人口增長與儲蓄率提高之間有良好的吻合。論文運用由生命週期理論模型為基礎得到的人口年齡結構模型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很好地證實我國勞動人口增長對於居民儲蓄率有重要的作用。同時，這—結果也證實了我國經濟學界比較流行的觀點，即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單純投入量增加維持，而非投入產出率的提高。這一結論提示，如果其它條件不變，勞動力資源供給狀況的改變將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社會儲蓄的規模，從而影響投資規模和經濟增長速度。

3、1955一1978年，強制儲蓄是我國居民儲蓄中一個不可以忽視的重要內容，但該成份在1979年以後減弱。目前已達到可以被忽略的程度。

分析居民儲蓄的強制成份時採用Feldenstein等人的方法，即將被管制的物價水平還原為可以反映市場供求狀況的真實價格，建立基本分析模型，考察在真實價格下居民儲蓄與在管制價格下居民儲蓄的差異，從中發現強制儲蓄的程度。由於用這種方法設定的參數a中可能包含因社會貨幣化程度提高導致高估儲蓄被強制程度的因素，需要用貨幣需求函數做為輔助性檢驗模型。檢驗的結果發現1979年以前貨幣化程度的變化很小，對貨幣需求的影響也很弱。79年以後貨幣化程度提高幅度較大，在較大程度上椎動貨幣需求的擴張。剔除貨幣化程度提高的因素後，居民儲蓄中強制的成份有79年以前較多、79年以後減少的變化。結合中國社會科學院1986——1987年的居民家庭抽樣調查結果，可以大致估計至八十年代中期，強制儲蓄佔居民儲蓄的成份低於1/3.進入九十年代該比重繼續下降。由此可以認為，強制儲蓄已經不是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主要因素。

4、利息率和通貨膨脹率不構成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的主要因素。

用收入增長的儲蓄模型對儲蓄率與利息率的關係做迴歸分析後發現，利率彈性由79年以前的負值轉為79年以後的正值。彈性的顯著性略有提高，但均未達到顯著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我國居民儲蓄的利率彈性很低的結論。論文對這一現象的解釋主要從利率敏感性和財產的期限結構兩個角度進行的。

利率的敏感性指人們對於利率變化的反應程度。很低的利率敏感性必然有低利率彈性。利率敏感性的高低主要取決於收入水平和利率水平。我國居民長期的低收入水平從根本上決定利率的彈性很低，無論是正的彈性還是負的彈性。改革以後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但到1991年（本論文的截止分析期），居民財富積累依然有限。這使79年以後利率彈性略有提高但仍未高到足以影響居民儲蓄的程度。低於真實利率水平的名義利率也會抑制利率的敏感性。我國長期實行嚴格的利率管制以及過低的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利率的敏感性和儲蓄的利率彈性。

在利率敏感性既定的條件下，居民財產期限結構是影響利率彈性以及彈性正負方向的重要因素。利率對儲蓄的影響有正的替代效應和負的收入效應。利率的彈性則取決於兩個相反的效應相互抵消的結果。當財產以長期為主時，利率的替代效應較強；當財產以短期為主時，利率的收入效應較強。我國人口增長的特徵、金融市場的發達程度和收入水平決定居民財產以中短期為主，這決定了79年以前利率很弱的負效應和79年以後略有提高但依然很弱的正效應。

按照我國人口增長、收入增長和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我國未來一段時期內以替代效應為主的利率彈性會略有提高。但可能仍然不會成為影響儲蓄的主要決定因素。

實證結果發現通貨膨脹對儲蓄率有不顯著的負效應。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是我國長期低收入水平下過低的財富積累水平和貨幣幻覺的作用。1979年以後隨我國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通貨膨脹對儲蓄的影響力可能會增強，但貨幣幻覺的作用又使這一影響力不確定。貨幣幻覺的存在可以使通貨膨脹對儲蓄形成兩種相反的作用，因而減弱通貨膨脹的作用力度。

由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不宜將利率與通貨膨脹率作為決定居民儲蓄率的重要因素。

5、社會保障程度對我國居民儲蓄率起到明顯的抑制作用，但不改變居民儲蓄率的基本模式。這意味着除非社會保障制度發生變化，否則，該因素對居民儲蓄率的變化沒有影響。

根據中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主要覆蓋城鎮國有企業職工的特點，將社會保障對儲蓄影響的分析分別就城鎮與農村進行。所依據的基本理論是生命週期假説。

研究發現，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保障制度變革可能使城鎮居民儲蓄率略有提高，農村居民的儲蓄率則由於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進程緩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會因此發生變化。考慮到農村人口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若按人口平均的話，社會保障制度變革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可能影響不大。因此，可以將社會保障的因素排除在決定我國居民儲蓄的主要因素之外。

6、信貸約束對我國居民儲蓄有一定影響。用永久收入模型檢驗，發現79年前後信貸約束有從很強到開始緩慢減弱的變化過程。因此判斷，79年以前較強的信貸約束可能構成抑制居民儲蓄和消費行為的'跨時預算約束特徵的因素之一。79年以後信貸約束減弱則有助於加強該特徵。但是，從79年以後收入大幅度提高與信貸約束緩慢減弱的情況看，信貸約束並不構成決定居民儲蓄率變化的主要因素。

7、遺產動機目前不構成我國居民的主要儲蓄動機，估計遺產在居民財富中所佔的比重很低。遺產動機的強弱以及遺產率（遺產佔財產的比重）取決於居民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程度。按照我國經濟學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一段時期內收入分配的非均衡程度將會隨收入增長進一步擴大，居民的遺產動機也會和遺產率也會提高。遺產動機對我國居民儲蓄的影響會加強。但如果遺產率基本穩定並且遺產不佔財產的主要比重，遺產動機的存在基本不影響居民的儲蓄模式。根據西方經濟學界的有關研究，該假設條件在發達國家存在。由此可以初步認為，居民遺產在我國居民財產中有增加的趨勢，但並不影響居民的儲蓄行為模式。考慮到遺產動機的大小隨收入增長擴大的性質，可以將該因素納入到收入增長的儲蓄模型中一併考慮。

8、對各相關因素做逐一分析後，可以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影響我國居民儲蓄率的最主要因素是收入增長。如果假定社會的勞動生產率不變，用人口變化趨勢的有關數據對勞動人口增長的儲蓄模型進行趨勢預測，發現直到2010年以前，居民儲蓄率呈穩定上升的趨勢，此後趨於下降。因此，從現在起直至2010年是我國的儲蓄和社會財富積累的黃金時期。緊緊抓住這一由人口變動規律創造的機會，為2010年以後的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保障奠定豐足的基礎，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四、關於基本結論的政策含義

首先，絕對收入水平對目前我國居民儲蓄的重要影響意味着高收入階層的儲蓄在—定程度上是我國居民儲蓄的重要來源。因此，不必過急地採取消除收入差異的税收政策，以便儘可能多地挖掘儲蓄資源。但是，絕對收入對居民儲蓄的決定作用正逐漸被收入增長替代的趨勢，則意味着高收入階層對社會儲蓄有較多貢獻的基礎正在減弱。順應這一趨勢，應及時消除意在擴大儲蓄的收入差異税收保護。

其次，鑑於利率對儲蓄的作用不顯著的實證結果，試圖以利率手段調節消費需求基本上是無效的。因此，至少目前不宜使用該政策工具。今後利率的彈性可能會隨經濟環境變化、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以及人口年齡結構進一步老化在一定時期內略有提高。根據那時利率彈性的變化，對貨幣政策手段再做調整也不為遲。

第三，由於單純由勞動人口增長的儲蓄率在2010年以後呈下降的趨勢，為維持我國高水平的儲蓄率，需要努力挖掘另一個決定儲蓄率的收入增長源——勞動生產率增長。而勞動生產率受政策干預、制度變化以及技術進步等因素的影響性大，可變現較強，因此，如果能夠通過更多地引入市場機制，進—步推動社會的技術進步。將有助於大大提高我國的勞動生產率。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可以提高現有的儲蓄率，而且可以維持長期的高儲蓄率。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努力提高社會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是提高我國儲蓄水平的最重要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