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結構會計信息的論文

現代契約理論把企業視為一系列契約的組合。公司治理結構本質上是一個關於企業所有權安排的契約。效率最高的治理結構應該最大程度地保證企業剩餘索取權和剩餘控制權的對稱性分配。股權結構決定了企業控制權分佈，不同的股權結構下，投資者與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和監督程度是不同的，這會對內部控制人的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從而影響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

一、股權集中度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股權集中度是股權結構中表示股權分佈的衡量指標。當股權高度分散時，控制權掌握在管理者手中。經理人與股東的利益目標函數並不一致。經理人為追求自身利益，就會提供低質量的財務信息，掩蓋其敗德行為。由於股東持股比例小，有效監督成本就會很高，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則。同時，其他股東的“搭便車”行為，也會進一步削弱股東對會計信息進行收集、分析的動力，使得其對會計信息需求主體缺失、對信息的有效需求不足，對會計信息的監督不夠，從而導致了會計信息質量的下降。為了緩解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代理衝突，股權分散的公司會採用股票期權對管理層進行激勵。在執行的過程中，這種激勵效果並不好。管理者為了使股票價格上漲，從股票期權中獲得更大的利益，往往進行更多的盈餘管理，甚至利潤操縱。當股權高度集中時，控制權往往都集中在控股股東手中，形成了“一股獨大”的局面。企業管理層通常由控股股東直接指派，此時控股股東對經理人的監管更直接、更緊密。控股股東和經理、董事會共同控制企業，管理層與控股股東的利益趨於一致，所有權和經營權實質上並沒有分離，控股股東與管理層之間代理衝突就不是重點問題了。因此，有控股股東的公司因為監管目的對高質量的信息披露和財務報告的需求就不是那麼重要了。Fan,Wong（2002），Francis（2005）提出假設，因為控股股東不用信息披露就可以監管管理者，可能會減少高質量財務報告用於治理的需求，從而使控股股東提供更低透明度的報告。Ajinkya（2005）也認為，股權集中的機構使用私有信息，對高質量、及時的披露需求很少。由於控股股東擁有控制權，公司中又缺乏內部制衡機制，他們有強烈的動機肆意操縱會計信息，侵佔中小股東的利益，為自己謀取私利，這時代理衝突就轉向了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控股股東可能通過金字塔持股或交叉持股實現公司控制權和現金流權分離，又經過資金佔用、關聯交易、股利政策、內幕交易等手段掏空上市公司資產，與管理者合謀，掠奪中小股東的利益。所以，股權集中度越高，出於自利目的對會計信息質量的扭曲能力越大，會計信息質量越低。其他投資者只能通過在合同中增加一些條款以限制管理者的行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負責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的管理層為了滿足契約上的要求，降低違約風險，就會操縱會計盈餘，披露虛假會計信息，這也進一步導致了會計信息質量的降低。Fan,Wong(2002)分析了977家東亞上市公司，提供了所有權控制與盈餘信息含量負相關的結論。Francis（2005）研究發現擁有雙重股權結構公司（相同的現金流權利、不同的投票權），有相對低的盈餘信息含量。王化成，咚巖（2006），以我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認為股權集中對會計信息質量產生了負面影響。尤其是國有股為第一大股東時，影響更大。DeAngelo,DeAngelo（1985）關於信息透明度與控制股東負相關提供了另一個有趣的解釋。他們猜測但沒有檢測，雙重股權結構公司的經理更願意保留投票權控制。當信息用於外部投資者做出投資決策或者評估管理業績時，向外部投資者提供信息是高成本的。這個猜想符合Jensen,Meckling（1995）的討論，決策權分配給最需要信息做出決策的團體更有效率。這個解釋也強調了理解控股股東結構的`選擇和財務報告環境之間因果關係的重要性。

也就是説，缺乏透明度的財務報告環境產生了控股股東的股權結構。與此相反，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股權集中會提高會計信息質量。控股股東與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衝突同控股股東與債權人和外部其他契約方的代理問題類似。在公司發展中，控股股東決定是否從中小股東或債權人籌集資金，或兩者兼而有之，類似於債權人能夠識別出借款人的不良動機，中小股東能夠認識到與控股股東的潛在代理衝突，當衝突嚴重時，他們就會減少股份。對於控股股東來説，他們就會通過提供高質量透明的財務報告降低中小股東的監督成本，從而緩解對控股股東獲取控制收益的擔心。Fan,Wong（2005）研究了這個問題，在新興市場中，由於產權保護的薄弱，控股股東通過提供高質量的財務報告可以提高公司價值。因為這樣所有者能夠更好地與外部契約方談判和執行合同。認識到中小股東關心的問題，控股股東在這種情況下有動機引入外部監督機制和擔保機制，如提供及時、可靠的財務報告，限制他們獲取控制利益的能力。與這一假説一致，他們分析了東亞公司的大樣本，發現股權集中與在審計財務報表時選擇高水平審計師的可能性正相關。Wang（2006）、Ali等（2007）在考察了家族企業後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作為控股股東，家族企業認識到與外部投資人的潛在衝突，期望提供高質量的財務報告作為迴應，以緩解這種衝突。Ali等（2007）發現家族企業更及時地報告壞消息和更高質量的盈餘，會伴隨着更多的分析和更少的買賣價差。Wang(2006)發現類似的結果，家族企業的報表存在着更少的非正常應計、更大的盈餘信息和更高的盈餘持續性。Ball,Shivakumar（2005）認為同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對高質量的財務報告需求更大。因為上市公司與外部契約方參與更的公平交易（關聯交易）。外部契約方存在更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這可能通過及時的財務報告緩解。Ball,Shivakumar（2005）發現英國上市公司相比於利得，更及時地確認損失。Ball,Shivakumar（2008）在英國IPO公司也得到這個結論。

二、股權性質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關於股權性質的研究一般集中在國有股、法人股和高管持股三方面。國有企業基本上是股權集中的。由於國有股的所有權屬於全體人民，國家作為一個抽象的存在，並不能真正地對國有資產進行管理，委託政府行使其權利，政府委託給專門機構，專門機構委託經營者進行經營。因此在國有企業就形成了一條至上而下多層的委託代理鏈條。代理層次越多，代理成本就越大，剩餘索取權與剩餘控制權的分離就越嚴重。雖然政府和專門機構享有剩餘控制權，卻不享有剩餘索取權，因此缺乏足夠的動力監督管理者，出現了“所有者缺位”“內部人控制”問題。同時，管理者沒有剩餘索取權，也不承擔經營風險，所以管理者存在機會主義行為，也有的管理者出於政治目標，利用手中的權利謀取政治上的利益，這些原因都會使管理者有動機粉飾財務報告，使會計信息質量降低。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往往還承擔着一定的政府社會職能，也會使公司活動偏離價值最大化的目標。Bushman（2004）發現國有所有權和透明度負相關，國有企業因為徵收活動，壓制信息透明度，或因為直接對公司進行管理，不需要透明信息。Wang等（2008）發現國有企業很少僱用大的質量高的審計師。王立彥、劉軍霞（2003）的研究發現，國有股比例與盈餘質量負相關。至於法人股，學者們認為它的存在會促進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法人股股東更看重長遠利益，會積極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監督。由於法人股擁有豐富的經驗、足夠的實力，因此能更好地對投資企業提供經營上的幫助，更好地監督管理者，從而有利於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如果法人股份額較多時，會對股權集中企業的控股股東形成一定的制衡，能有效遏制其操縱會計信息，侵佔中小股東的行為。劉立國、杜瑩等（2003）得出結論法人股與會計信息質量正相關。高管持股一般是用來解決所有者與管理者之間的代理問題的。高管持股越多，管理層與股東的利益越趨向一致，管理者的敗德行為會有一部分由管理者自己承擔，這激勵管理者努力工作，提高業績，降低了代理成本。李常青，管連雲（2004）認為高管持股提高了會計信息質量。

三、政策建議

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主要體現股權高度集中，且以國有股為主。通過前文的分析和多數學者的實證研究，這些特徵都會導致會計信息質量降低。因此要提高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需要更進一步地完善和優化我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適度的股權集中能夠提高大股東對管理層的監督與激勵，使得大股東和中小股東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趨同，因此對於我國上市公司而言，優化股權結構的第一步便是要降低股權集中度，減少控股股東的持股比例，同時加強股權制衡度，加大其他相對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以便對控股股東的行為產生一定的制約。另一方面，要權衡好國家控制與市場對上市公司的影響，適度減少國家對上市公司的控制，通過減持國有股，形成多元化的股權結構，這樣可以促進各股東積極參與公司治理，減少公司內部控制人對會計信息的操縱行為，以促進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增發、配股或出售國有股等形式來降低股權集中度和國家股比重來對股權結構加以完善，以達到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及公司價值的目標。

四、進一步的思考

所有權結構和會計信息質量之間的關係是複雜的。目前來説，這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控股股東的股權結構把財務報告看作是限制控股股東獲取超額利益能力的一種承諾機制，還是把財務報告扭曲信息環境來獲得更大的利益的手段。另一個問題是上市公司能否促進財務報告的透明度。這個問題的回答部分地等同於回答下面的問題。股權結構是否有助於更有效率的投資和經營決策，還是使管理者、企業家、創始家族或其他層次的投資者去獲得利益。具體來説，什麼時候股東把財務報告作為減少與其他契約方代理衝突的機制，什麼時候他們積極地扭曲財務報告企圖從其他契約方獲得更大利益。目前，債務相關文獻對財務報告前者作用提供了支持，這將是有趣的和令人驚訝的。這些都需要我們進一步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