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騷》札記

要寫好《離騷》讀書札記，一要有感悟，二要有思想，三要有文筆。下面是《離騷》札記，和小編一起來看一下吧。

《離騷》札記篇一：

許多人為屈原沒做了高官而感到惋惜，我反倒為他感到慶幸，正是這種獨特的人生體驗和遭遇成就了他。這有些像“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的過程。正是因為有了這般經歷，屈原才得以走向邊緣，走向自我，走向心靈，創造出那些瑰麗的詩篇。一千多年後李白曾為之感歎道：“屈平辭賦懸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一語道破文化價值的永恆與偉大。李白畢竟是李白，一眼就看破了政治得失的虛空與易逝。

屈原投江前有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屈原在汨羅江畔行吟，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夫問他原因，於是便有了那著名的回答：“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漁夫撇撇嘴説：“幹嘛要這麼頂真，大家醉你也醉不就得了。”可屈原堅持：“寧可投到清流中餵魚，絕不同流合污。”不久，屈原便投江自殺了。他的死讓我想到了詩人海子的死。海子説，他一生有三種受難 ：流浪、愛情、生存;他的一生有三種幸福：詩歌、王位、太陽。他們的死是相似的，理想追求者對生命的體驗和他作品的力度，通過自殺達到了高度的一致。

屈原偉大人格的'形成，與分裂、放逐、孤獨、自立有關，與追求生活在“理想的別處”有關，與一次次離別有關。偉大並不是苦難造就的，這正像泥潭中也能築起高塔，但並不是泥潭本身就能造就高塔。世上飽受磨難的人那麼多，而偉大的文學家卻那麼少，兩者並沒有直接關係。他的理想倒是關鍵，為了生活在別處，精神上的顛沛流離是少不了的，他選擇了孤獨，選擇了山河斷裂式的壯美，選擇了懸崖峭壁式的決絕，這個過程其實比生活的磨難更為痛苦，卻是通向偉大的必要程序，那與生俱來的理想缺憾讓他一個人在孤獨的角落裏等待救贖，也成就了他的偉大。

《離騷》札記篇二：

大部分人的觀念中，屈原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我留意到，書中的註釋迴避了這個問題，而僅僅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詩人”。這個“第一位詩人”很好理解，他的出現將《詩經》國風那種黃河流域的“合唱曲”演變成一個人生命的“獨唱曲”。然而，“愛國”這個稱號放在他身上並不合適。他愛的是楚國還是中國?這種愛是偏愛還是博愛?其中包含的政治意義又該怎樣理解?

個人認為現在已經不能將屈原説成愛國詩人了。首先，他的愛很明確，不是天下，明明白白就是楚國，很難泛化得了。其次，愛國是一個政治概念，對文化人的評價不能只用政治標準。就像如果在杜甫頭上套上一頂“民本主義”的帽子，想必老杜也是不能接受的。屈原的愛國跟當時的戰國政治聯繫在一起，而“六王畢，四海一”的'歷史必然卻不是屈原能夠預料得到的。他感歎的不只是楚國被秦國吞併，更多的是一種高貴文化被虎豹豺狼的文化吞併的無奈。最重要的是，對屈原的祭祀已經演變成為一種中華民族的儀式，從他死後秦地子民的紀念，到如今海外華僑過端午節，可以證明文化大於國界。如果硬要用“愛國”的概念來框定二千多年前的楚國貴族的後裔，無疑是可歎的。

《離騷》札記篇三：

屈原生活在一個巫風極盛的時代。庚寅年庚寅月庚寅日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在那天降生的男人被尊稱為巫神。傳説屈原降生時家有彩虹貫頂，這不凡的出身也就形成了他在《離騷》中引以為傲的資本。他突然覺得自己有某種天命，血統高貴，地位高貴，教養高貴，他與楚王同宗，是註定要入世忠君的。這種高貴的姿態，成為他人生的姿態，也同樣是他進入政治生活的姿態。

不過，這樣的姿態也是一種麻煩。他那些高遠的理想，包括與生俱來的自豪感，是與政治生活的現實格格不入的。他會因為堅持理想而不趨炎附勢，理想化的潔癖使他在心態上缺少彈性。因此，當我們看到屈原在作品中不斷強調自己的高貴，潔淨時，我們就知道，等待這位男子的一定是悲劇，這不是自大者的悲劇，而是理想者的悲劇。

他有一顆忠君的赤誠之心，卻沒有躋身政治的策略;他有優雅不凡、高尚純潔的理想，卻敵不過現實的污穢骯髒、卑鄙低劣;他潛在的朋友很容易因為他自命不凡的高貴而轉向趨炎附勢的.他人。他伶牙俐齒巧言善辯，但在“合縱連橫”的外交中輸給了張儀，輸給了他不齒的奸臣。屈原是可悲的，張儀也好，蘇秦也好，韓非子也罷，作為政治家，他們雖然失去了祖國，但贏得天下，好歹也是一種安慰。而屈原，他的傲氣早磨完了楚王的耐心，加之小人作祟，他失去了天下，也失去了祖國。忠臣遇上了昏君，賢才遇上了小人，他被放逐是一種無奈的宿命。

難過歸難過，他卻因此走向了偉大，兩次流放，從某種意義上讓屈原遠離了首都的各種政治災難，有了大山長川層層疊疊的阻隔，日日夜夜不再有那麼多切膚之痛了。痛苦與山水相融，昇華為一種整體憂傷，使政治鬱悶蒸騰為文化詩情，也成為中原文化舞台上一抹別樣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