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裏的那些往事隨筆

這是當地普普通通的一個農家院落，三間正房又矮又小，房頂的中央長了不少半尺高的茅草。房子的窗户已經有些變形，中間鑲着一塊不大也不小的玻璃，玻璃的邊緣有個“人字形”的裂縫，細心的主人用兩組黑色的鈕釦將快要裂開的玻璃固定在了一齊。玻璃四周的窗户糊着麻紙，玻璃上部幾個窗户的麻紙上端端正正地貼着紅色的窗花。用山裏的石頭砌成的院牆也就一米多高，東南角留着一個豁口算作這家人家的大門。院裏沒有種植任何植物，西南角是個茅廁，茅廁北邊貼着西牆豎立着一捆捆也就一米多高的玉米杆兒。

屋裏的一位老大爺看見我，一個陌生人，走到了他們家的大門口，他及時迎了出來。我向他説明來意，老大爺喜出望外，趕快把我請進屋裏，就像接待貴賓似的招待我。

他讓我脱了鞋，上了炕，坐在炕上的小桌旁。他從鍋蓋上拿過來半盒官廳煙，抽出一支，向我遞了過來，被我謝絕了。[由整理]

他的老伴兒從正面櫃子上拿來暖瓶，倒了一大碗開水，又從碗櫃裏取出一個黑色的陶瓷罐兒，用小勺從陶瓷罐兒裏往大碗里加了好幾勺紅糖，用小勺攪拌均勻後，端到了我面前的小桌上。

她又從堂屋的櫃子裏拾了滿滿一大盤子糕點，有酥、江米條、焦餅和糖棗，端到了我面前的小桌上。

老倆口站在我旁邊，不停地勸我喝糖水，吃糕點。我瞅了一眼放在正面櫃子上的小鬧鐘，都快兩點了。望着面前香噴噴的糕點，我感到自我也真是餓了。在兩位老人的一再勸説下，我推託但是，只好喝了那碗糖水，沒好意思動糕點。

喝完糖水，放下碗，我讓兩位老人拿來手戳，在郵件清單上蓋了章，把匯款通知單交給了兩位老人。

隨後，我不敢再擔擱，告別了兩位可親可敬的老人，離開了車道溝，離開了這個貧瘠但很温馨的'小山村。

翻過那座小山，我遠遠地看見了我的自行車，看見了披在自行車後衣架上的綠色挎包。

下了山，我仔細檢查了一下褡褳裏的郵件，沒發現少了什麼。然後，我推起自行車，向下一站，兩旗屯一大隊走去。

到了兩旗一，我先去大隊，又去學校，最後，去了村東頭的供銷社。

供銷社的售貨員是個中年男人，絡腮鬍子。看見我來送信，一臉的納悶兒，想問點兒什麼，沒問出來。我熟練地把供銷社的報紙和郵件放在櫃枱上，二話沒説，就要往外走。絡腮鬍子忍不住了，粗聲大氣地問我：小夥子，老王怎樣沒來？我回過頭來，看了他一眼，不冷不熱地回答他：老王退休了，我是他的兒子，接班了。他噗哧一聲就笑了，我也被自我的玩笑話逗笑了。之後，我們聊了一會兒，原先他和父親十分熟悉，也算是父親的老朋友了。

離開供銷社，下一站就該是兩旗屯二大隊了。

這時，天空變得越來越黑，伴隨着呼嘯的西北風，沸沸揚揚的雪花從天空飄落下來。

我沿着去往兩旗二的那條山溝深一腳淺一腳地慢慢走着。

原先，我沒有去過兩旗二。這天，臨出門的時候，父親告訴我兩旗屯一共有三個大隊，自西向東沿着一條山溝排列着，溝口是兩旗一，中間是兩旗二，最東頭是兩旗三，再往上走就是山旺莊，是父親這條郵路的最南端。

沿着山溝，我又走了約摸半個小時，還是沒有看見兩旗二的任何蹤影。我真後悔，來時沒有問清楚這幾個地方相距有多遠。此刻，想找個人問問，路上又不見一個人影。這時，雪下得越來越大，我的棉衣都有些打濕了。我又餓又累，打起了退堂鼓，產生了回到去的念頭。我停下來，支好車子，打開自行車後衣架上的挎包，確認兩旗二、兩旗三和山旺莊只有報紙和平信，沒有掛號信、包裹單和匯款單，晚送一天也不會給父親帶來什麼麻煩。

這樣，我掉轉頭，又返了回來。半路上，恰好碰上了一個山旺莊的社員，我索性將兩旗二、兩旗三和山旺莊的報紙和平信交給了他，委託他捎給那三個大隊的收件單位。

回到來的時候，一路基本上全是下坡，我根本不用蹬自行車，只要選好路，把握好方向，不時捏捏車閘控制好速度就能夠了。

走了不一會兒，剛才還滿頭大汗的我，此刻感覺到了刺骨刺骨的寒意。

回到到冀家莊，我又向北去了古家房、喬家房、葉家莊和三裏台，才完成了這次送信任務。

回到家，天已黑了下來。母親的身體好了許多，父親也做好了晚飯。我就着菜吃了十幾個我最愛吃的黃米麪炸糕，躺在家裏的熱炕頭上，美美地睡了整整一個通宵。

第二天，我還沒有起牀，父親就出班了。等他晚上回來後，我問父親：胡家屯那個姓趙的究竟是什麼人？為什麼國務院辦公廳還給他來信？

父親告訴我：那個姓趙的原先是郭沫若的廚師，退休了，回老家養老來了，斷不了收到北京的來信。

我又問父親：山旺莊的那個社員把兩旗二、兩旗三和山旺莊的郵件給捎到沒有？

父親説：我這天特意問了，已經捎到了。

這時，我想起了放在車道溝小山坡下的自行車和車上的郵件，我想起了車道溝那老兩口迎接我時的笑臉，我想起了給我捎郵件的那個山旺莊的社員，我想起了兩旗一的那個留着絡腮鬍子的售貨員，我渾身都感覺到了山裏人的温暖。

接下來的日子，我感到很舒心。父親不出遠門了，早晚都守在家裏，家裏的事兒我也不怎樣操心，再説，剛剛過完春節，家裏也沒什麼大事。早上，我能夠睡會兒懶覺，除非母親板着臉，硬把我的被窩揭開，我才慢騰騰地起牀。起了牀，草草地洗把臉，吃完上午飯，我爬在家裏的小飯桌上，看會兒書，寫會兒假期作業。寫累了，一拍屁股，走了，找我的好朋友們玩去了。那一段時光，我經常去找虎羣玩兒。虎羣初中和我同屆，不一個班。我是二班的，虎羣是三班的。上初中時，我們彼此認識，但沒有什麼交往。上了高中，我在十九班，他在二十班，也沒有什麼交往。學校分快慢班時，我們都分到了二十一班。虎羣坐在我的後排，離得很近，有時候，彼此互相借個文具，交往也就多了起來。我們一相處，彼此之間還很投機，很能説得來。

虎羣的父親是左衞衞生院的院長，包頭固陽人。他的母親是左衞衞生院的婦產科大夫，張家口橋西區人。他的父母原先都在張家口市的一個醫院工作，之後，虎羣上初中時，不知什麼原因，他的父母調到了左衞衞生院工作，家也搬了過來。

當時，虎羣家在左衞露天電影場附近租了一間半房子。大間自然用來住人，半間作了廚房。虎羣有個弟弟，一家四口人擠在一間半房子裏，在那個年代在我們老家那樣的農村也算是住房條件比較差的。

虎羣家有兩個大書櫃，放在外邊的小間裏。書櫃中藏了很多書，有一大厚本一大厚本的醫書，是他父母親上學時候的教科書和畢業後買的工具書，我不敢興趣，也看不懂。還有一些長篇小説，我看了不少，記得《漁島怒潮》我看了三遍，《鹽民游擊隊》和《上海的早晨》我看了兩遍，《彝族之鷹》、《烈火金剛》和《豔陽天》我也看了一遍。那時候，歲數小，記性也好，至今我還能想起那些小説裏的許多故事情節來。

虎羣家還有許多五六十年代的《大眾電影》雜誌，他的父母不讓外借，我鑽在他們家裏，看了一遍又一遍，愛不釋手。透過那些雜誌，我明白了不少老電影，也認識了不少早就很出名的電影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