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的我隨筆

從魯迅先生的《祝福》問世以來，多數人對作品中的“我”這個形象的理解傾向於：為人善良有同情心；怕負責任，軟弱無力；串起情節，見證事件……我認為，要真正地理解和把握“我”，還應該結合創作者的特殊情感體驗及作品的創作意圖。

品味揣摩——撩開“我”的性格面紗

細讀作品中與“我”有關的文字，揣摩“我”這個人物，可以獲得如下信息：

“我”的身份是一個知識分子，這從祥林嫂的問話就可以看出來；

“我”和魯四老爺不是同路人，因為“我”雖然住在魯四老爺家，可是“談話是總不投機的了”，因此“決計要走”；

“我”有些善良，但主要還是隻圖自己清靜，有點不負責任。從“我”與祥林嫂關於魂靈的有無的對話可以看出來。本來以為自己的話可能對祥林嫂造成傷害，內心很是不安，可是“我”最終還是沒有顧及祥林嫂，並且認為“即使發生什幺事，與我也毫無關係了”；即使在不安中，還是想到自己的享受，忘不了“福興樓的清燉魚翅”，即使“只有我一個”，也是“不可不吃的”。

文中多次出現的“決計要走”……

以上可看出“我”不單是貫穿文章情節的線索角色，更是一個具有鮮明性格的人物。“我”受到進步思想影響，與以魯四老爺為代表的封建禮教的衞道者界限分明，可“我”面對社會的犧牲品——祥林嫂，雖然同情卻又不負責任，逃避責任，顯示出性格中軟弱的一面。所以在促成祥林嫂死亡的眾多因素中，“我”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比較探究——觸摸魯迅的思想脈搏

比較《故鄉》、《祝福》兩篇文章中的“我”，我們還不難發現：

1、兩個“我”的行蹤非常相似：

都是先回到故鄉，然後又要離開故鄉，這是巧合還是匠心？“我”的最終“離開”，是偶然還是必然？《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中給了我們明確的答案——這種構思形式在魯迅的作品中很常見，即“離去——歸來——再離去”模式。這兩篇文章中的“我”回鄉都是回到“魯鎮”，回到魯鎮之後，“我”都是清醒地意識到“與魯鎮不相容”——《故鄉》中“我”與閏土之間的厚障壁，《祝福》中“我”與魯四老爺的話不投機，對祥林嫂命運的無可逆轉——最終只好離開，並且結果也只能是這樣。這是必然的——作為少數清醒的“吶喊者”，作者需要在現實世界中尋找自己的精神歸宿，而作品中現實故鄉的喪失其實就意味着精神故鄉的無所尋覓——“‘我’註定是一個沒有家的永遠的漂泊者”。

2、兩個“我”的身份都是知識分子，但性格又截然不同：

一個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充滿了希望；另一個卻在逃避現實，逃避責任。《故鄉》寫於1921年，《祝福》寫於1924年，這是對相同革命背景下不同知識分子的描摹，還是作者另有用意？這就要參考作者創作這兩部作品的思想與心態。

《故鄉》收在《吶喊》中，作者在《吶喊·自序》中就直言“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裏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需聽將令的了”“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由

此可見《吶喊》一方面多角度、多層面地揭示了中國社會的沉悶和國人靈魂的扭曲，另一方面更顯示出“五四”時期魯迅的戰鬥姿態——為前驅者吶喊助威。魯迅自己也評價《吶喊》是“遵命文學”。這樣看來《故鄉》中的“我”就是作者“助威”式的主觀意識的代言人。

《祝福》收在《彷徨》中，創作時期正是“五四”退潮期，也是新文化陣營分化期，復古勢力對新文化運動進行瘋狂反撲，先進的知識分子中有右翼分子開始分化出去，中間派處於動搖彷徨的狀態。《彷徨》與《吶喊》的創作題材不同，更多地聚焦於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指出那些處於中間狀態的知識分子：他們是正直的，卻又是軟弱的.；他們充滿理想，卻又缺乏毅力；他們曾經和封建勢力戰鬥過，可是沒有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所以他們處於苦悶彷徨之中。這樣《彷徨》就顯示出作者從激越到冷靜的心路歷程，較之《吶喊》，其觀察更見從容，思考也更加深入，所以也讓人更清楚地看到知識分子的清醒與彷徨。由此可見《祝福》中的“我”就是“彷徨”的知識分子的代表，從創作的意圖來看，這個形象也擔負着“揭示病痛，引起療救的希望”的責任，魯迅對“我”的着力刻畫不僅在於形象地展示出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更在於通過這種展示引起作者和讀者的反思，在反思與自我觀照中尋找真正的出路。

基於以上的探討，可從三個方面定位《祝福》中的“我”這個形象：

文章結構層面，“我”是整個事件的見證者與敍述者；

形象塑造層面，“我”表現出來的性格狀態暗示出特定社會背景下知識分子特定的心理傾向；

創作主旨層面，“我”的精心刻畫寄寓了作者深刻的剖析與反省，更寄寓了作者熱切的希望——通過批判與反思，在“揭示出知識分子的精神創傷與危機”的同時，讓知識分子這一部分先知先覺者從“靈魂的拷問與鞭打”中看到方向，看到未來，擔負起拯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