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錄範本:當文人遇上政客

古今往來，凡是入政的必先能文，不説“下筆如有神”，也至少要能“下馬草軍書”，所謂立政以立學為要，舞文弄墨是為政之前提。但能文卻未必入政，入政看文，為政看人。多少文人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苦苦追求，一味追求，但到最終也只是“望斷天涯路”罷了。

我覺得文人是“幼稚”的人，這幼稚得益於他內心的浪漫，況且他們天生具有一種包含的情懷。無論是像杜甫那樣悲天憫人也好，還是像李白那樣放浪形骸也罷，都是因為具有浪漫的情懷。這浪漫可以是基於現實，愍憐眾生，如杜甫；也可以是發自內心，體諒萬物，如李白。文人通古今，明天地，各類哲理嫻熟於心，可是偏偏有這類人，縱然懂得地理天文，悲歡離合之因，仍然是官道不亨，大道難行，這就是天生的文人。當天生的文人為政治所約束，到頭來成就的必然是他的.藝術！

我們仍然記得宋徽宗以“瘦金體”聞名天下，記得他一手好字拼得眾多好詞。偏偏這樣的一個人還高呼“搴珠簾、望堯瞻舜”，不知他是發自詩情，還是真的就自身定位而言。終日與花草為伴，與山水為伍，以詩詞作舟，到頭來也不免風月之人，骨子裏連皇帝的邊都沾不上。當金軍攻陷汴京，他聽到財寶器物被盜毫不動色，待聽見皇家藏書也被搶去，才仰天長歎幾聲。這是要什麼樣的情懷才能引導如此費解的行為？不過，到頭來還是免不去靖康之恥，落得“花城人去今蕭索……家山何處，忍聽羌笛”的地步。

李後主是個類似的人。吟風弄月，拈花賞詞，閒來兩杯小酒，醉時攬美奏琴。他的“佳人舞點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蕊嗅，別殿遙聞簫鼓奏”真是自己的完美寫照。如此浪漫閒逸之人，談何秦皇漢武，談何“會挽彎弓射大雕”。文風柳骨，觸之易碎，與一國王君之剛烈果斷差之甚遠，真是“人間沒個安排處”，早點去往蕊珠神殿也是個善終。餘懷在《玉琴齋詞》中説“李重光風流才子，誤作君子”實在是中的之評。王國維也説過“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人君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確實，這種文骨是天生養成，而君王虎骨也是天生所生，既然身為君王，偏又“弱柳扶風”，何不狠下心傳位賢人，學那范蠡逍遙世外？

後主與徽宗真可結為兄弟，雖誕生不同時代，卻“同是天涯淪落人”。最終的結局也都以悲慘收結，令後人看來低頭搖歎，扼腕沉思。政人溺文，真是行船鑿洞，飛蛾撲火。他們都是有尊不會享，最終導致一無所有，“萬籟俱寂”。然而有些人卻是篳路藍縷，勞費萬苦千辛也難進高堂。

自負鴻鵠之志，身懷八斗高才，在致韋左丞時説“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就是這樣一個集雄心與宏才於一體的人，就是“為伊消得人憔悴”也沒取得理想的成績，後來不得不感歎“乾坤一腐儒”。是啊，只會寫文章，不會做事；只會反應情況，卻毫無解決辦法；只會抱怨，只會哀歎。李白當年背井離鄉，遊歷天下，好不容易入得長安，成為翰林院供奉，卻也因蔑視權貴，遭讒出京，只能與月亮相約，在那遙遠的天邊了。

李白與杜甫比後主與徽宗要幸福多了，他們至少相互結識，各為憐才。雖然沒有在政治上聞達於當世，卻在文學上著名於後世，並且千古不衰。這是文人溺政，這種天生的文人即使上下求索也只能望“高堂”而興歎。

普通的文人與政客是可以有連接的，普通的政客與文人也是可以掛鈎的。唐太宗精心圖政，偶爾閒來也會吟幾句“色含輕重霧，香引來去風”；鄭板橋在畫竹之外，也能“難得糊塗”，不刻意追求，難得一身輕。

文人與政客在遊歷上也不同。文人遊歷全為經歷見識，政者遊歷實在體察民情，這是一開始就體現出來的，兩者最終目的也必截然不同。政者作文從政出發，鋪陳敍事，陳言利弊，發表見解，最終達到治國安邦；文者作文以疏散心情為始，或夾之議論，痛述時事，最終達到的是藝術上的高端，為文之道之伊始。文人與政者心性不同，情懷不同。一者心懷山水，一者心懷天下。即使如杜甫般“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也只是膈意他訴。是文人就行文人之事，是政者就行政者之道。些許人天生適合為文，些許人天生適合搏浪官河。光有理想與抱負不夠，認清事實，掌握定位才是主道。“深處種菱淺種稻”“駿馬能歷險，渡河不若舟”！文人本有文人的情懷，政者自有政者的真義。誰也不能説誰不是，走好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