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派和竟陵派

不知道大家對公安派和竟陵派瞭解多少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公安派和竟陵派，歡迎閲讀。

對前後七子復古主義批評較為深刻的，是萬曆年間的“公安派”。由於其代表人物袁氏三兄弟系湖北公安人，故得此名。

公安派的主將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號石公，著有《袁中郎全集》；其兄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著有《白蘇齋集》；其弟袁中道（1570-1623），字小修，著有《珂雪齋集》。《明史》皆有傳。

公安派對七子復古有較深刻的批判。袁宏道指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也”。（《雪濤閣集序》）他還説：

蓋詩文至近代而卑極矣。文則必欲準於秦漢，詩則必欲準於盛唐，剿襲摸擬影響步趨，見人有一語不相肖者，則共指以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可以優劣論也。（《敍小修詩》）

這些議論都是很深刻的。在批判擬古的同時，三袁還曾提出詩文應以表現“性靈”為主的主張。在上面這段文字之前，還有這樣的話：

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有時情與境會，傾刻千言，如水東注，今人奪魄。其間有極佳處，亦有疵處，佳處自不必言，即疵處亦多本色獨造語。然餘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為恨，以為未能盡脱近代文人氣習故也。

這些議論，也是很有見地的。

公安派的代表作品是袁中郎的尺牘、遊記等雜文小品。這類作品最能表現他們的閒情逸致。例如中郎的《孤山》一文有云：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為有了妻子，便惹許多閒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荊棘中，步步牽掛。

又如《與何湘潭書》有云：

作令如啖瓜，漸入苦境。此猶語令之常，若夫吳令，直如吞熊膽，通身是苦矣。

有妻室，作縣令，在作者看來，都有苦處。只有作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才得自由閒適。作者有些山水遊記如《雨後遊六橋記》、《滿井遊記》等，都是追求閒適的作品。

但袁氏兄弟的文章也不盡如此，例如中郎有《監司周公實政錄序》、《送江陵薛侄入覲序》諸作，便是關心天下治亂、而且反對宦官專政的。

與公安派同時稍後的竟陵派，也是反對詩文擬古的。其主要人物有鍾惺（1574-1624），字伯敬，號退谷；譚元春（1586-1637）字友夏。因為他們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門）人，故被稱為竟陵派。他們的文學主張，大體同於公安派。

公安派和竟陵派的不同

在重視自我精神的表現上，竟陵振與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審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這背後，又有着人生態度的不同。公安派詩人雖然也有退縮的一面，但他們敢於懷疑和否定傳統價值標準，敏鋭地感受到社會壓迫的痛苦，畢竟還是具有抗爭意義的；他們喜好用淺露而富於色彩和動感的語言來表述對各種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現內心的喜怒哀樂，顯示着開放的、個性張揚的心態；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詩境，則表現着內斂的心態。錢謙益説他們的詩“以悽聲寒魄為致”，“以噍音促節為能”(《列朝詩集小傳》)，是相當準確的。他們的.詩偏重心理感覺，境界小，主觀性強，喜歡寫寂寞荒寒乃至陰森的景象，語言又生澀拗折，常破壞常規的語法、音節，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氣息不順。他們對活躍的世俗生活沒有什麼興趣，所關注的是虛渺出世的“精神”。他們標榜“孤行”、“孤情”、“孤詣”(譚元春《詩歸序》)，卻又侷促不安，無法達到陶淵明式的寧靜淡遠。這是自我意識較強但個性無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轉向內傾的結果，由此造成他們詩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覺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