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壇經考證”

《六祖壇經》，佛教禪宗典籍。亦稱《壇經》、《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全稱《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

胡適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適之,安徽積溪人。一九一零年赴美國,先後就讀於康乃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是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一九一七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曾提倡文學改革,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著名人物。一九一九年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論文,提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研究方法,對學術界頗有影響。他還編寫過“中國哲學史一,半途輟筆,因為他當時不懂佛學,寫不下去了。

一九三零年一月七日,胡適寫了“壇經考之一”是作為“曹溪大師別傳”跋文的。後來又繼續撰作“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八祖壇經’”)對被認為是中國禪宗的宗經——:八砠法寶壇經’進行了一番考證,雖然有些觀點屬於牽強附會,但有些見解確也有獨到之處。今試作介紹,以供讀者參考。

六租大師圓寂後,“壇經”幾經竄改,出現了幾種不同的本子。胡適在“壇經考之一”中寫道:

“我們試取教煌本“壇經’和明藏本相此較,可以知道明藏本此教煌本多出百分之四十。這多出的百分之四十,內中有一部份是宋以後陸續增加進去的。但其中有一部份是契嵩採自‘曹溪大師別傳\’的。”他列舉了明藏本的行由第一、機緣第七、頓漸第八、宣詔第九、付囑第十等五處與“別傳”對勘,發現有很多變動。他因此得到結論説:

“我曾細細校勘‘壇經\’各本,試作一圖,略表‘壇經\’的演變史:

從上表可以看到,胡適是根據宋郎簡二八祖壇經序”中所説:“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而言的。但現存的契嵩本“壇經”只有一卷,沒有人見過二二卷本”的契嵩本“壇經”,恐怕連胡適自己也不曾見過。

還有,胡邁認為“明藏本即是契嵩改本”,這是不妥的,因為明藏本壇經,並非一種,不能把契嵩本稱“明藏本”。而且“曹溪大師別傳”也不能與‘壇經”並列,因為它不是一種不同本子的“壇經”。還有在“壇經考之二”中被胡適認為“是人間第二最古的‘壇經\’的惠昕真本,他卻末列入“表”內,在為表明“壇經的演變”史而作出的幾種不同本子的“壇經”的圖表,竟然沒有這本“人間第二最古‘壇經\’”,不能不説是一個嚴重的疏漏。

印順老法師在他所着“中國禪宗史”第六章“壇經之成立及其演變”中説:

“‘壇經\’的各種本子,從大類上去分,可統攝為四種本子:教煌本、古本、惠昕本、至元本。’

教煌本就是教煌寫本,亦即法海本。印老認為它雖“已不是‘壇經\’原型”,但卻是“現存各本中最古的”,特別是關於六祖事蹟的記載“最為古樸”。而“古本”則將“別傳”的傳説編入,又將六砠與弟子們的問答機緣也採錄進去,“這雖被稱為古本,而成立的時代要比教煌本(七八〇—八〇〇),別傳(七八一)寶林傳(八〇一)遲些。且這一古本,“是從古人記述中知道其存在的。”惠昕本,系“參考古本而改編成的,所依底本,近於教煌本”。至一兀本,包括德異本和宗寶本。印老列舉的四種本子中,沒有契嵩本,但在敍述中也談到了契嵩校改“壇經”的事實。

日本學者宇井伯壽在“禪宗史研究”中指出:“在現今的‘壇經\’裏,大體可分為教煌本,惠昕本,德異本——宗實本的三個系統。”宇並把德異本説是“亦郎曹溪原本”,其實所謂“德異本”,不過是契嵩本的義一種傳抄本而已,因此確切地説,“三個系統”實則上是教煌本(法海本)、惠昕本、契嵩本和宗寶本“四個系統”,其餘的都不過是這四種本子中的一些不同翻刻本或傳抄本吧了。胡適的考證與他作的圖解顯然是不夠全面的。

胡適在“壇經考之二”中在對教煌本(一萬二千字),惠昕本(一萬四千字)和明藏本(郎契嵩本,二萬一千字)三本“壇經”的字數作了一個統計比較後説:“這可見……禪宗和尚妄改古書的大咀真可令人駭怪了。”他還説:“惠昕增添了許多很淺薄的禪宗濫調,而契嵩以俊多沿用他的改本。……惠昕改動的地方,大致都是這樣‘添枝添葉\’的增加,但他也有刪節原本的地方,也有改換原本各部份次第的地方。”胡適認為:

“總之,惠昕本雖然有了不少的增改,但不失為‘去古末遠\’之本,我們因此可以考見今本‘壇經\’的那些部份是北宋增改的,那些部份是契嵩以俊的人增改的。”

胡適的這些看法反映了他的一定的歷史觀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他在“壇經考之二”中又堅持説“壇經”系神會所作,卻是荒唐而沒有根據的。

印順老法師在“中國禪宗史”中提出兩種見解:一、“‘壇經\’是先徑集成的,並有過修改與補充。”二、“從‘壇經\’原本到教煌本,至少已有二次重大的修補,此後流傳中的‘壇經\’,不斷的刊行,變化是非常多的。”印老對某些本子“壇經”的一些內容,竟然“大致與“景德傳燈錄’相近”感到驚異。他又指出:“現存的‘壇經\’應分別為二部份:一、‘壇經\’主體,是大梵寺開法紀錄。二、‘壇經\’附錄,是六祖平時與弟子的問答,臨終付囑,以及臨終身後的'情形。二者性質不同,集錄也有先後的差別。在‘壇經\’的研究上,這是應該分別處理的。”這種分析,對從事“壇經”研究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日本學者忽滑谷快天在“禪學思想史”中對三本“壇經”的不同曾説:“作為慧能語錄的‘壇經\’,由於傳寫時文字的改換,以致在‘壇經\’裹存在着‘玉石相混\’的情況。可見在“壇經’晚出的本子裹,確有膺品和私貨,這是中外學者所公認的。

胡適在“壇經考之一”中對“曹溪大師別傳”作了一番考證之俊,最後寫道:

“總之,‘別傅\’的作者是一個無學問的陋僧,他閉門虛造曹溪大師的故事,裝上許多年月,儼然像一部有根據的傳記了。可惜他沒有最淺近的算學知識,下筆便錯,處處露出作偽的痕跡。不幸契嵩上了他的當,把此傳認作‘曹溪古本\’,採取了不少材料到‘壇經\’裏去,遂使此書欺騙世人至九百年之久!幸而一千多年前最澄大師留下了這一本,保存至今,使我們可以考證契嵩改本的根據。我們對於那位渡海求法的日本大師,不能不表示很深的謝意。”這段話倒是很客觀、中肯的。

據説,胡適先生在晚年,對佛學也曾有過濃厚的興趣,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見解,可惜筆者手頭沒有可供引用的參考資料,待以後有機緣再作補充吧!

摘自《內明》第1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