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累《一面》課文的寫作背景

下面是小編為你帶來的阿累《一面》課文的寫作背景，希望對你有幫助。

一、作品原文

《一面》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車公司當賣票的。

一天中午，我趕到虹口公園去接班，天空正飛着牛毛細雨，六路車早班的最後一趟還沒回來——還要等半個鐘頭的樣子。心裏想：到內山書店去吧，在那裏躲一會兒雨，順便歇歇也好。因為接連一個禮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車上搖晃十一個鐘頭，已經使我困軟得象一團棉花了。

店裏空蕩蕩沒有一個顧客，只有店後面長台子旁邊有兩個人用日本話在談笑。他們説得很快，聽不清説些什麼。有時忽然一陣大笑，像孩子一樣的天真。那笑聲裏，彷彿帶着一點“非日本”的什麼東西;我向裏面望了一下——陰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國人，穿一件牙黃的長衫，嘴裏咬着一枝煙嘴，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騰起一陣一陣煙霧。

我把帆布袋，夾剪，票板放在一個角落的地板上，開始翻南面一排社會科學雜書。翻了一會，覺得沒有什麼適意的，就踱到北面。

門外，細雨煙似地被秋風扭着卷着，不分方向地亂飛。店裏冷得象地窖一樣，冷氣從褲管裏向上鑽。忽然，我看見架上橫排着一列中文的《毀滅》。《毀滅》?我記得一本什麼雜誌上介紹過，説是一本好書。看一下那書脊，赫然印着“魯迅譯”三個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證似地，立刻從書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後記(我讀魯迅先生的書，一向是這麼讀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了：書沒有切邊。一個矮小而結實的日本中年人——內山老闆走了過來。 “先生，這本書多少錢?”對於同情中國的內山老闆，我總是帶着敬愛和感激叫“先生”的，雖然並沒有什麼根據。

他殷勤地點頭，嘴裏“Ha,ha,”着，接過書翻了翻底頁： “一塊四。” 一杯冒着熱氣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着一身黃卡嘰布的工人制服，嵌着“ ConductorX X”藍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後腦勺上，平素看慣了西裝同胞的嘴臉，現在忽然受着這樣的優遇，簡直有點窘了起來。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個“半躬”，摸摸裏衫上的袋袋——裏面只剩一塊多錢，那是我和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那幾天的'飯費。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紅了臉説： “貴了。”

他沒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揚着眉毛，一半正經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書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張灰綠色厚布紋紙的封面： “哪裏貴?你看這紙……”

很厚的洋紙，印得很清楚，相當厚的一大本書。摸在手裏，有一種怪舒服的感覺。

“你買一本吧，這書是很好的。”

我真躊躇起來了;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牀頭，交班回來，帶着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着看這麼幾十頁，該多好!我摩挲着那本書，捨不得丟開，也不説買，不買。

內山老闆大概這時看出點什麼苗頭，就笑着回頭對裏面説了一句日本話，原先和內山説話的那個老人咬着煙嘴走了出來。

他的面孔是黃裏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髮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着。鬍鬚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

“你要買這本書?”他看了我一眼。那種正直而好心腸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綜着的撫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説。

他從架上扳下一本書來，版式紙張和《毀滅》一模一樣，只是厚一點點，封面上印着兩個八分體的字：《鐵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遞給我，小袖管緊包在腕子上： “你買這本書吧——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誰?對這樣一個平日被人輕視的工人那樣誠懇的勸告?我一進門的時候原就有點疑惑;現在更加疑惑了，雖然猜不出是誰，但自己斷定：一定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價：一元八角!

“先生，我買不起，我的錢不夠……”我的話低得自己都聽不見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我低了頭——頭腦裏轟隆轟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臉。我只聽見一個聲音在問我：

“一塊錢你有沒有?一塊錢!”

“有!”我抬起頭，頓時恢復了勇氣。

“我賣給你，兩本，一塊錢。”

什麼?我很驚異地望着他：黃裏帶白的臉，瘦得教人擔心;頭上直豎着寸把長的頭髮;牙黃羽紗的長衫;隸體“一”字似的鬍鬚;左手裏捏着一枝黃色煙嘴，安煙的一頭已經燻黑了。這時，我忽然記起哪本雜誌上的一段訪問記——

“哦!您，您就是——”

我結結巴巴的，歡喜得快要跳起來了。一定是他!不會錯，一定是他!那個名字在我的心裏亂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沒有把它蹦出來。

他微笑，默認地點了點頭，好像我心裏想就要説的，他已經統統知道了一樣。

這一來不會錯了，正是他!站在前進行列最前面的我們的同志，朋友，父親和師傅!憎惡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越老越頑強的戰士!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我們這位寶貴的戰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他帶着獎勵似的微笑，對我説明： “這書(指着《鐵流》)本來可以不要錢的，但是是曹先生的書，現在只收你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費力地從裏衫的袋裏(公司為防止我們“揩油”，衣衫上一隻袋都沒有縫)掏出那塊帶着體温的銀元，放到他的手裏——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裏陡然一陣酸，像要哭出來。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書塞進帆布袋，背起便走出書店的門。

這事現在已經隔了四年;在這四年裏，我歷盡了艱苦，受盡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緊了牙，哼都不哼一聲。就是在我被人隨意辱罵、踢打……的時候，我總是昂着頭。我對自己説：

“魯迅先生是同我們一起的!”

這樣我就更加堅強起來。

現在，先生是死了!我們不願恣情地悲痛，這還不是我們恣情悲痛的時候;我們也不願計算我們的損失，這是難於計算的;前面是一條路，先生沒有走完就倒下了，我們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繼續前進。

在前進中，我不能自已，寫下了上面的話。

一九三六年十月

二、寫作背景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舉國上下，人們用各種方式表達沉痛的悼念。阿累和魯迅僅見過“一面”，但魯迅的外貌和言行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於是能從小見大，表現出魯迅熱愛勞動人民和關懷進步青年的高尚品格，而阿累作為青年一代，期望踏着魯迅的足印繼續前進。

三、作者簡介

阿累,真名朱凡,原名朱一葦，當代哲學家、小説家、散文家,1909年1月出生,江蘇漣水縣人.在南京金陵大學附中、上海立達學園、同文書院學習過，最後畢業於上海藝術大學。1931年參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參加“左翼劇聯”，同年8月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因參加工人罷工被捕判刑，1935年經人保釋出獄，後赴馬來西亞，參加馬來西亞共產黨活動，被官方獲悉，迫令出境。1936年夏返上海，從事寫作和翻譯。1937年抗戰開始，參加新四軍，一直在部隊和地方做文教和行政工作。解放後，歷任湖南革命大學副校長、省文教廳長、省委宣傳部部長、湖南大學校長，1983年離休，直到1987年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