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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2015年7月，她從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原本可以選擇在美國一所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她，毅然選擇回國支教，在汕頭農村的紅場希望小學教五年級英語和六年級語文，同時擔任六年級班主任。下面是本站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相關素材，歡迎閲讀與借鑑，謝謝!

海歸名校女生在山區支教兩年，離開前找好“接班人”補缺

適用話題：支教、教育、改變、奉獻愛心、真誠、温暖

​​如果沒有什麼意外，今年9月，趙一蓉將要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繼續她的學業。

此前的1年多時間，她在廣東汕頭一個希望小學支教，將22歲到24歲——人生最美好的這段時間獻給了這所希望小學的幾十個孩子。

趙一蓉告訴新聞記者，2015年7月，她從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原本可以選擇在美國一所知名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她，毅然選擇了回國支教，在廣東省汕頭市潮南區紅場希望小學教授五年級英語和六年級語文，同時擔任六年級班主任。

在支教期間，趙一蓉將畫畫引入課堂，還讓自己的同學從世界各地給孩子們寄來明信片，讓他們知道世界的廣闊。4月12日，在接受新聞記者採訪時，趙一蓉不斷強調，她相信讀書可以改變命運。

還有幾個月，她就要離開這所希望小學，趙一蓉希望有“接班人”接過支教的任務。4月13日，她舉行了一場150人蔘加的網絡宣講會，邀請有能力、有興趣的志願者過來填補她的空缺。

國內知名的支教組織“美麗中國”告訴趙一蓉，今年肯定會派兩個人到紅場希望小學，“請放心地去哈佛大學繼續學業”。

將畫畫引入課堂

儘管趙一蓉已做了各種各樣的心理準備，但真正到了位於汕頭農村的紅場希望小學時，她還是看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情況。

“我教語文和英語，語文的挑戰更多。比如班上學生接觸到的東西少，上課很羞澀，不敢回答，遇到開放性的問題特別畏難。”像大多數支教老師一樣，趙一蓉也經歷了手足無措的階段。她不知道如何與學生們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不過她很快做了各種嘗試，鼓勵他們發言。

“最開始時，5年級21個孩子，沒人能上80分，其中4個同學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基本不會寫。很不理解，但現實如此。”

趙一蓉做了很多主動溝通，她發現有幾個同學課下喜歡自己坐在座位上塗鴉，甚至有的會用粉筆在黑板上畫畫。她決定讓他們自己製作語文課本，將自己對“教材課文”的理解畫下來。“他們很開心，與我分享。慢慢地，他們在語言表達及文字上都有進步。”

因為一個班會帶幾個學期，趙一蓉不那麼着急，採用循序漸進的方式教學。在學生們能把自己對課文的理解畫下來後，趙一蓉又讓他們嘗試畫插圖，選擇特定部分進行重點理解。“除了將對課文的理解用文字表達出來，為什麼要選擇展示這個部分，寫的好的地方在哪，或者自己對於作者為何這樣寫的想法，這些也是需要讓他們做的'。”

“起初(對語文)特別怕，從表情上看出來，現在沒有那麼害怕了。”趙一蓉可以欣喜地看到學生們的進步。

孩子們學業的提高同樣體現在了分數上。“現在班上學生平均分達到60多分，90分以上的平均一次考試有3-4個，不識字的同學雖然考的分數不高，因為基礎差，但我有幫他們做課下輔導，一個字一個字地教，差不多現在能寫兩百個字。”

明信片寄來夢想

到汕頭紅場之後，和趙一蓉想象的不同的地方有很多，“比如，我會跟這邊的孩子説我不是這裏的人，我是桂林人，回家的時間花掉大半天，他們對這個沒有概念 ，會説：‘桂林這麼遠是不是和水頭(旁邊的一個鎮)一樣遠?’”趙一蓉説，孩子們沒有距離的概念。

趙一蓉在支教的第一學期期末，通過“美麗中國”聯繫了幾個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大學生，讓他們給她的學生寄來了大概50張左右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寫了一些對學生們的鼓勵，還有分享了他們自己的故事。趙一蓉也邀請一個日本朋友和一個印度的朋友親自到紅場希望小學，教孩子們摺紙、做手工，“學生會意識到日本的文字和我們的漢字長得很像，對世界有多元的認識，更立體形象。”

“孩子們後來跟我分享，説印度老師來了之後，發現原來印度人吃飯的方式、生活習俗、食物等和我們有很大差別。通過這些事情，他們能更加包容，更理解原來有些人和我們不同。原來對美國在哪沒有概念，現在至少4個同學告訴我，他們想去不同國家讀書，看看那裏的風俗文化，希望學好英語。”

除此之外，趙一蓉也特別注意瞭解每一個孩子，甚至他們的家庭。比如有一個男生，他自己的成績、學習基礎比較好，趙一蓉在瞭解完他們家庭情況後，鼓勵他的家人支持他繼續讀書，爭取在學業生涯上走得更遠。

趙一蓉也會讓學生們談談夢想，“比如有些人想當老師、科學家、醫生，這些非常好，但想做到這些必須有充分的教育儲備。也有一些人夢想當廚師、裁縫，也很好啊，教育最大的意義在於能夠給你思考和選擇的機會。”

有蚊子老鼠，也有感動

初入山區，趙一蓉感覺基本生活沒問題，但會遇到其他問題，比如山裏蚊子多，有老鼠，這些現實需要她自己去解決——調整心態，嘗試了各種方法，防蚊、防蟲、防盜，讓生活環境變得舒適。

“抱怨消極的心態沒用，只能看有什麼方法讓自己更舒服。”

趙一蓉面對的困難還有語言不通，“在廣東汕頭這邊，特別明顯的可能是語言上的問題，潮汕話，最開始完全不懂，現在好一些。學生會告訴我常見詞語用潮汕話怎麼説，在我面前主動講普通話。當地老師也是，對我很照顧。”

支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讓趙一蓉特別感動的事情。

八月底九月初，學校剛開學，當趙一蓉還在適應階段，“第二週九月十日是教師節，沒有注意這件事，剛好認識完學生，他們沒説，私下準備了教師節禮物。一個很羞澀的女生，不敢和我説話。但那天她去山上採了幾朵好看的花，低着頭羞澀地對我説‘老師，節日快樂’。”

“大家會覺得支教是在奉獻，在做事，但我真實的感受是和學生在一起成長，我能學到在其他工作崗位上學不到的東西。”趙一蓉覺得這是給她的一個機會，能夠更加了解自己和了解她所在的農村。

一名和趙一蓉一起支教的女生同樣從國外留學回來，是潮汕本地人，“抱着一種反哺心態來支教”。這名女生的爸爸不支持，覺得“既然留學為什麼還要去農村教書”，她寫了一封一萬字的信給父親解釋，最後獲得他們的支持。

趙一蓉覺得很幸運，她的父母很開明，支持她的選擇。“我的父母在農村長大，曾因讀書而改變過命運，他們相信我做的這件事情是有意義的。”趙一蓉説，希望更多人的命運可以靠讀書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