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創作特點

文學作品至今沒有嚴格的評判標準，好與壞的標準是什麼?如何判斷一個作者的潛力?這就看大公無私的評論家和讀者的慧眼視才了。在評獎時，同是一篇作品，有的評委說好，有的評委說差。當產生辯駁時，有人把優點說成缺點，有人把缺點說成優點，似乎沒有裁判。我想其中因素之一就是每人的口味不同，他們的觀點就不一致。就像一座建築物，有人說不錯，也能說出一、二、三的優點，有人說不怎麼樣，也能說出幾條不足之處。不管哪一種作品都有讀者羣。不料，諾獎從天而降，莫言騰空而出，像稀世珍寶，降落在中國大地上，萬人注目，正在使中國文學處於尷尬之時，突然來點興奮的氣氛。在之前文學界對莫言作品的評價仍是優劣不同，這也正常，誰都知道自古文人相輕嘛。可現在對他的評說似乎在推翻以前對他作品的不足認識，這也正常，錦上添花嘛。不管評說如何，人們的重點轉移到認真剖析他作品的特點及獲獎的因素，似乎從他身上要尋找文學作品的標尺和榜樣。

莫言是1955出生，2011年才獲茅盾文學獎，寫到了60歲才獲此榮。其實他80年代就出名了，在之前每次評獎落空，恐怕他也傷心過，只是永不放棄，默默無聞地寫自己的作品，不管他人是肯定或否定，獲不獲獎，中國當代著名作家的桂冠已經落在他頭上了。他的創作可以說在文學路上是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走來，沒有走捷徑。

我們針對他的作品，可以想一想他的優勢在哪裏?你能有他的想象力?你能有他的語言轟炸?你能有他的持續激情和敢於觸及敏感題材?想一想吧，他每一個長篇，在題材上都抓住了中國最爲重大的、最爲敏感的東西——也就是不管好的壞的而具有中國符號意義的東西。

例如《酒國》是對中國人稀奇食癖的大展覽大批判——吃紅燒嬰兒，吃活驢，等等，其實他哪裏是在寫飲食，他是在寫政治。

例如，描寫端上那個紅燒嬰兒之時，莫言大肆地描寫了這個紅燒嬰兒的屍化神態——而在座的黨委書記對丁鉤兒的懷疑卻解釋道：“老丁同志，您太固執了。我們都是高舉着拳頭在黨旗前宣過誓的人，爲人民謀幸福是您的任務也是我的任務，不要以爲天下只有你是好人。吃過我們酒國嬰兒宴的人，有德高望重的領導人，也有世界五大洲的尊貴朋友，還有國內外大名鼎鼎的藝術家、社會名流。”

莫言繼續寫道：”……你們是領導幹部，殺百姓的兒子喂自己的肚子，天理難容!我聽到兒童們在蒸籠裏啼哭，在油鍋裏啼哭。在砧板上啼哭。在油、鹽、醬、醋、糖、茴香、花椒、桂皮、生薑、料酒裏啼哭。在你們胃腸裏啼哭。在廁所裏啼哭。在下水道里啼哭。在江河裏啼哭，在化糞池裏啼哭。在魚腹裏啼哭，在莊稼地裏啼哭。在鯨魚、鯊魚、鰻魚、魷魚、帶魚等等的肚腹裏，在小麥的芒尖上、玉米的顆粒裏、大豆的嫩莢裏、蕃薯的藤蔓上、高粱的莖杆裏、穀子的花粉裏等等啼哭。”

“……哭啊哭，令人不忍卒聽的啼哭聲，從蘋果裏、鴨梨裏、葡萄裏、桃裏杏裏核桃裏發出。水果店裏是嬰孩的哭聲。蔬菜店裏是嬰孩的哭聲。屠宰場裏是嬰孩的哭聲。酒國的盛宴上回響着一個個被害男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啼哭聲。我(丁鉤兒)不對你們開槍對誰開槍?”

小說《檀香刑》描寫中國專制社會的精心殺戮達到了何等地步，看後才知道這個國家的人民是可以讓統治階級任意宰割的。剝皮的檀香刑，讓殺戮如此精製。所謂文明古國，不就是一個殺人如麻的屠宰場嗎?我在臺灣買過一本書叫《不得好死》，曾經講中國封建社會使用過的各種酷刑。小說《蛙》是關於計劃生育的，這個問題讓世界多有詬病——這都是外國人最爲關注，最感興趣的中國的國家級問題。[通過這些作品向全世界揭示了一個民族一種文化和時代的醜陋和可怕!]

當然別的作家也有寫這類題材的，但寫得沒有莫言大氣，只有火氣，急於揭露，直奔主題，向西方獻媚的意念太明顯，沒有莫言特有的那點機智和狡黠。可以說，莫言在處理如此敏感的題材的時候，就是一隻狡猾的'老狐狸，你是抓不住他的狐狸尾巴的。且不講他的才華，他在處理這類題材時的聰明絕頂，其他作家難以望其項背。

最好的作家有最好的表達方式。有些中國作家看到了外國人還是識中國文學的好貨的。一些曾經自我感覺良好的作家，寫的東西就是小氣，不通暢，不挺拔，不高朗，精心設計，小心求證，又是革命，又是全景，又是宏大敘事。回頭一看，宏大的是野心，浪費的是文字，一堆垃圾，說不出個道理，跳不出自己狹隘的心胸，充滿了算計，在向讀者和市場獻媚的同時，還要向當局或者有關上司拋媚眼，力求一箭雙鵰甚至是三雕四雕。這種精心算計下的作品，找到了某種平衡的訣竅，並且果然正中某些官員的下懷，皆大歡喜，充滿了成功的假象，會讓他內心充滿了歡呼。在持續滿足自己虛榮心的同時，自己卑劣的寫作內心膨脹成所謂靈魂的高度，神聖的堅守。這樣的寫作有時候會氣勢洶洶，但實際是八面玲瓏，最大的野心是，把世界都揣到自己懷裏來，一切如我所願。

一部作品且不說多麼優秀，但起碼要反映出個什麼問題，受到什麼啓發和警示，使讀者從中受益，避免浪費讀者的精力和時間。否則，製造文字垃圾，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