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徒生童話故事第131篇：姑媽Our Aunt

引導語：姑媽即姑母，父親的姐妹，那麼安徒生的《姑媽》大家知道?是講什麼內容的?下面是小編整理的中英文版本的，與大家分享。

你應該認識姑媽!她這個人才可愛呢!這也就是説，她的可愛並不像我們平時所説的那種可愛。她和藹可親，有自己的一種滑稽味兒。如果一個人想聊聊閒天、開開什麼人的玩笑，那麼她就可以成為談笑的資料。她可以成為戲裏的角色;這是因為她只是為戲院和與戲院有關的一切而活着的緣故。她是一個非常有身份的人。但是經紀人法布——姑媽把他念作佛拉布——卻説她是一個“戲迷”。

“戲院就是我的學校，”她説，“是我的知識的源泉。我在這兒重新温習《聖經》的歷史：摩西啦，約瑟和他的弟兄們啦，都成了歌劇!我在戲院裏學到世界史、地理和關於人類的知識!我從法國戲中知道了巴黎的生活——很不正經，但是非常有趣!我為《李格堡家庭》這齣戲流了不知多少眼淚：想想看，一個丈夫為了使他的妻子得到她的年輕的愛人，居然喝酒喝得醉死了!是的，這50年來我成了戲院的一個老主顧;在這期間，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淚!”

姑媽知道每齣戲、每一場情節、每一個要出場或已經出過場的人物。她只是為那演戲的九個月而活着。夏天是沒有戲上演的——這段時間使她變得衰老。晚間的戲如果能演到半夜以後，那就等於是把她的生命延長。她不像別人那樣説：“春天來了，鸛鳥來了!”或者：“報上説草莓已經上市了!”相反，關於秋天的到來，她總喜歡説：“你沒有看到戲院開始賣票了嗎?戲快要上演了呀!”

在她看來，一幢房子是否有價值，完全要看它離戲院的遠近而定。當她不得不從戲院後邊的一個小巷子遷到一條比較遠一點的大街上，住進一幢對面沒有街坊的房子裏去的時候，她真是難過極了。

“我的窗子就應該是我的包廂!你不能老是在家裏坐着想自己的事情呀。你應該看看人。不過我現在的生活就好像我是住在老遠的鄉下似的。如果我要想看看人，我就得走進廚房，爬到洗碗槽上去。只有這樣我才能看到對面的鄰居。當我還住在我那個小巷子裏的時候，我可以直接望見那個賣麻商人的店裏的情景，而且只需走三百步路就可以到戲院。現在我可得走三千大步了。”

姑媽有時也生病。但是不管她怎樣不舒服，她決不會不看戲的。她的醫生開了一個單子，叫她晚上在腳上敷些藥。她遵照醫生的話辦了，但是她卻喊車子到戲院去，帶着她腳上敷的藥坐在那兒看戲。如果她坐在那兒死去了，那對她説來倒是很幸福的呢。多瓦爾生①就是在戲院裏死去的——她把這叫做“幸福之死”。

天國裏如果沒有戲院，對她説來是不可想象的。我們當然是不會走進天國的。但是我們可以想象得到，過去死去了的名男演員和女演員，一定還是在那裏繼續他們的事業的。

姑媽在她的房間裏安了一條私人電線，直通到戲院。她在每天吃咖啡的時候就接到一個“電報”。她的電線就是舞台裝置部的西凡爾生先生。凡是佈景或撤銷佈景，幕啟或幕落，都是由此人來發號施令的。

她從他那裏打聽到每齣戲的簡單扼要的情節。她把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叫做“討厭的作品，因為它的佈景太複雜，而且頭一場一開始就有水!”她的意思是説，洶湧的波濤這個佈景在舞台上太突出了。相反，假如同樣一個室內佈景在五幕中都不變換一下，那麼她就要認為這個劇本寫得很聰明和完整，是一出安靜的戲，因為它不需要什麼佈景就能自動地演起來。

在古時候——也就是姑媽所謂的30多年以前——她和剛才所説的西凡爾生先生還很年輕。他那時已經在裝置部裏工作，而且正如她所説的，已經是她的一個“恩人”。在那個時候，城裏只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大戲院。在演晚場時，許多顧客總是坐在台頂上的佈景間裏。每一個後台的木匠都可以自由處理一兩個位子。這些位子經常坐滿了客人，而且都是名流：據説不是將軍的太太，就是市府參議員的夫人。從幕後看戲，而且當幕落以後，知道演員怎樣站着和怎樣動作——這都是非常有趣的。

姑媽有好幾次在這種位子上看悲劇和芭蕾舞，因為需要大批演員上台的戲只有從台頂上的佈景間裏才看得最有味。

你在黑暗中坐着，而且這兒大多數的人都隨身帶有晚餐。有一次三個蘋果和一片夾着香腸的黃油麪包掉到監獄裏去了，而獄中的烏果裏諾②卻在這時快要餓死。這引起觀眾鬨堂大笑。後來戲院的經理不準人坐在台頂的佈景間裏看戲，主要就是為了香腸的緣故。

“不過我到那上面去過37次，”姑媽説。“西凡爾生先生，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件事。”

當佈景間最後一次為觀眾開放的時候，《所羅門的審判》這齣戲正在上演。姑媽記得清清楚楚。她通過她的恩人西凡爾生先生為經紀人法布弄到了一張門票，雖然他不配得到一張，因為他老是跟戲院開玩笑，而且也常因此諷刺她。不過她總算為他弄到了一個位子。他要“倒看”舞台上的表演。姑媽説：這個詞兒是他親口説出來的——真能代表他的個性。

因此他就從上面“倒看”《所羅門的審判》了，同時也就睡着了。你很可能以為他事先赴過宴會，幹了好多杯酒。他睡過去了，而且因此被鎖在裏面。他在戲院裏的這一覺，睡過了整個黑夜。睡醒以後，他把全部經過都講了出來，但是姑媽卻不相信他的話。經紀人説：“《所羅門的審判》演完了，所有的燈和亮都滅了，樓上和樓下的人都走光了;但是真正的戲——所謂‘餘興’——還不過是剛剛開始呢。”經紀人説，“這才是最好的戲呢!道具都活起來了。它們不是在演《所羅門的審判》;不是的，它們是在演《戲院的審判日》。”這一套話，經紀人法布居然膽敢叫姑媽相信!這就是她為他弄到一張台頂票所得到的感謝!

經紀人所講的話，聽起來確實很滑稽，不過骨子裏卻是包含着惡意和諷刺。

“那上面真是漆黑一團，”經紀人説，“不過只有在這種情景下，偉大的妖術演出《戲院的審判日》才能開始。收票人站在門口。每個看戲的人都要交出品行證明書，看他要不要戴着手銬，或是要不要戴着口絡走進去。在戲開演後遲到的上流社會中人，或者故意在外面浪費時間的年輕人，都被拴在外面。除了戴上口絡以外，他們的腳還得套上氈底鞋，待到下一幕開演時才能走進去。這樣，《戲院的審判日》就開始了。”

“這簡直是我們上帝從來沒有聽過的胡説!”姑媽説。

佈景畫家如果想上天，他就得爬着他自己畫的梯子，但是這樣的梯子是任何人也爬不上的。這可以説是犯了違反透視規則的錯誤。舞台木工如果想上天，他就得把他費了許多氣力放錯了地方的那些房子和樹木搬回到正確的'地方來，而且必須在雞叫以前就搬好。法布先生如果想上天，也得留神。至於他所形容的那些悲劇和喜劇中的演員，歌唱和舞蹈的演員，他們簡直糟糕得很。法布先生!佛拉布先生!他真不配坐在台頂上。姑媽永遠不願意把他的話傳達給任何人聽。但是佛拉布這東西，居然説他已經把這些話都寫下來了，而且還要印出來——不過這要在他死了以後，不在他死去以前，因為他怕人家活剝他的皮。

姑媽只有一次在她的幸福的神廟——戲院——裏感到恐怖和苦惱。那是在冬天——那種一天只有兩個鐘頭的稀薄的陽光的日子裏。這時天氣又冷又下雪，但是姑媽不得不到戲院裏去。除了一個小型歌劇和一個大型芭蕾舞、一段開場白和一段收場白以外，主戲是《赫爾曼·馮·翁那》，這齣戲一直可以演到深夜。姑媽非去不可。她的房客借給她一雙裏外都有毛的滑雪靴。她連小腿都伸進靴子裏去了。

她走進戲院，在包廂裏坐下來。靴子是很暖和的，因此她沒有脱下來。忽然間，有一個喊“起火”的聲音叫起來了。

煙從舞台邊廂和頂樓上冒出來了，這時立刻起了一陣可怕的騷動。大家都在向外亂跑。姑媽坐在離門最遠的一個包廂裏。

“佈景從第二層樓的左邊看最好，”她這樣説過，“因為它是專為皇家包廂裏的人的欣賞而設計的。”姑媽想走出去，但是她前面的人已經在恐怖中無意地把門關上了。姑媽坐在那裏面，既不能出，也不能進——這也就是説，進不到隔壁的一個包廂裏去，因為隔板太高了。

她大叫起來，誰也聽不見。她朝下面的一層樓望。那兒已經空了。這層樓很低，而且隔她不遠。姑媽在恐怖中忽然覺得自己變得年輕和活潑起來。她想跳下去。她一隻腿跨過了欄杆，另一隻腿還抵在座位上。她就是這樣像騎馬似地坐着，穿着漂亮的衣服和花裙子，一條長腿懸在外面——一條穿着龐大的滑雪靴的腿。這副樣兒才值得一看呢!她當真被人看見了，因此她的求救聲也被人聽見了。她被人從火中救出來了，因為戲院到底還是沒有被燒掉。

她説這是她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一晚。她很高興她當時沒有辦法看見自己的全貌，否則她簡直要羞死了。

她的恩人——舞台裝置部的西凡爾生先生——經常在禮拜天來看她。不過從這個禮拜天到下個禮拜天是很長的一段時間。因此近來一些時日裏，在每個星期三前後，她就找一個小女孩來吃“剩飯”——這就是説，把每天午飯後剩下的東西給這女孩子當晚飯吃。

這個女孩子是一個芭蕾舞班子裏的一員;她的確需要東西吃。她每天在舞台上作為一個小妖精出現。她最難演的一個角色是當《魔笛》③中那隻獅子的後腿。不過她慢慢長大了，可以演獅子的前腿。演這個角色，她只能得到三毛錢;而演後腿的時候，她卻能得到一塊錢——在這種情形下，她得彎下腰，而且呼吸不到新鮮空氣。姑媽覺得能瞭解到這種內幕也是蠻有趣的事情。

她的確值得有跟戲院同樣長久的壽命，但是她卻活不了那麼久。她也沒有在戲院裏死去，她是在她自己的牀上安靜地、莊嚴地死去的。她臨終的一句話是非常有意義的。她問：“明天有什麼戲上演?”

她死後大概留下了500塊錢。這件事我們是從她所得到的利息推斷出來的——20元。姑媽把這筆錢作為遺產留給一位沒有家的、正派的老小姐。這筆錢是專為每年買一張二層樓上左邊位子的票而用的，而且是星期六的一張票，因為最好的戲都是在這天上演的;同時她每星期六在戲院的時候必須默唸一下躺在墳墓裏的姑媽。

這就是姑媽的宗教。

①多瓦爾生(1768-1844)是丹麥名雕刻家。

②烏果裏諾是意大利13世紀的政治家。他晚年被人出賣，餓死在獄中。這裏所談的是關於他坐監牢的一齣戲。

③這是奧地利音樂家莫扎特(Mozart,1756-1791)的一個歌劇。

《姑媽》英文版：

　　Our Aunt

YOU ought to have known our aunt; she was charming! That is to say, she was not charming at all as the word is usually understood; but she was good and kind, amusing in her way, and was just as any one ought to be whom people are to talk about and to laugh at. She might have been put into a play, and wholly and solely on account of the fact that she only lived for the theatre and for what was done there. She was an honorable matron; but Agent Fabs, whom she used to call “Flabs,” declared that our aunt was stage-str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