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面樓散文

1985年，我隨父親進城讀書，住的是租賃的民房。從住處到國棉廠子弟小學有一公里多的路，如果抄小道可以節省點時間，不過要過兩個魚坑。下大雨時，坑裏的水漫上來會把魚坑中間的小道淹沒，所以很危險。那時，我最羨慕在城裏有房子的人，哪怕住在雙面樓上。我的一個同學就住在雙面樓裏，家離學校只有50米，從沒遲到過不説，課間休息時都可以一溜煙跑到家喝口水，可見有多方便。

雙面樓建於1976年，1986年看起來依舊簇新，尤其下過雨，遍體紅磚被雨水淋濕，更見鮮紅。當時國棉廠是全縣數一數二的國營大廠，蓋起紅磚壘砌、水泥抹縫的兩棟三層樓，在七、八十年代的小縣城裏，用鶴立雞羣形容一點也不為過。

80年代中期，住房開始緊張起來，便有人開始打雙面樓的主意，結了婚或者婚前找領導，申請搬到雙面樓上住。一家，兩家，三家，慢慢的，雙面樓從職工宿舍樓變成了家屬樓，成家立業的和單身青年混搭住在一起，越來越熱鬧起來。父親是車間電工，當了師傅，帶了徒弟，又帶着我，終於熬到了分房的資格，在經過一年賃房的艱辛經歷後，我們家如願以償地搬到了雙面樓上。

我們家那棟雙面樓位於西樓，習稱“男樓”，以前住的都是男單身職工，到我們搬家時以徹底改頭換面，成了居家過日子的家屬樓。父親的一個同事劉叔，有兩個女兒，一家四口住在一間只有十七八平方米的房子裏，現在想來真不知道當初是怎麼度過的。母親和弟弟在老家，一間房子只有我和父親住，可以説住房條件比較富裕。現在回想住在雙面樓裏的時光，親切感依舊悠緬濃冽。

我至今仍記得雙面樓裏的絲絲縷縷，門廳深邃，擺滿密密麻麻的'自行車，上樓的台階前是東西走向的走廊，一二三層都是一個佈局，連屋子裏的佈局都一摸一樣。走廊狹窄漫長，光線黯淡，盡頭窗口光亮很朦朧。第一次走進樓道，感受最深的是複雜的味道，刺鼻的氨水味兒，煤油爐或汽油爐裏的油味兒，以及煤球燃燒不充分時發出的刺激胸腔的難忍氣味兒。不過走廊裏內容豐富，擺滿各式各樣的爐子，經常可以看到爐上壺嘴裏向上噴着快樂的氣息。嘩嘩的流水聲，關門開門的聲音，吵架的聲音，哈哈的笑聲。在陽光明媚的日子，朝陽或朝陰的窗户都會依次打開，白的確良的襯衫、花格子的被單、紫色的襪子甚至各種顏色的內褲都水淋淋地掛出來，還有棉紗粗紡的簡易尿布，通通用夾子夾住，夾在一根電線或尼龍繩子上，迎風招展，純淨而透明。

父親那時很忙，照顧我也要照顧家裏，縣城、老家來回跑，相當一部分時間是我一個人住在雙面樓裏。我便不斷邀請朋友來陪我作伴，那些朋友在我童年和少年時期留下深刻的印記。他們對我的這個家非常滿意，沒有約束，沒有限制，無拘無束。我也很滿意，雖然用水要到公共廁所外面的洗菜池去提，不過比賃房子住的時候好多了，至少這個家有足夠的空間，離學校近，安全，牢固，不透風漏雨。我的過去、夢想和情感，都是在和雙面樓朝夕相伴中循序而知中逐漸長大的。不大的空間，是我的精神家園，是我個人依託和思緒的歸宿，是我傷心的避風港。我在房間裏學習，練書法，繪畫。走廊牆壁上傷痕累累，紅磚上浮現歲月的滄桑，屋頂上是生活煙熏火燎的質感，我有過傷心，但更多的是安全，是滿足，是快樂。在這樣的環境裏，我一住將近十年，轉眼上了高中。

1995年讀高二的那年，弟弟也來到縣城上學，我們家搬到新樓。不足70平米的兩室一廳寬敞明亮。沒有住過雙面樓的人，完全不可能體會到房子什麼叫寬敞，什麼叫明亮。那些年，父親的工作崗位又有了調整，為了住的更舒適一些，我們對新家進行了裝修，地上鋪的是專程淄博陶瓷，裝修了暖氣片和窗簾盒，吸引很多鄰居參觀。2002年再次喬遷新居的時候，回頭看當初的兩室一廳，再也找不到寬敞明亮和富麗堂皇的感覺了。

之後雙面樓就遠離了視線。後來聽説雙面樓難逃被拆遷的命運，縣裏下了最後通牒，建築過於破舊，影響市容，必須拆遷。還有一點，東樓的雙面樓牆體裂了縫兒，幾乎成了危樓。不過考慮到住户多和經濟問題，兩幢雙面樓最後還是沒拆成，國棉廠也不再像以前財大氣粗，在東樓的裂縫處上了鋦子，外面貼上白瓷磚，換上鋁合金窗户，算是完成了縣裏交給的任務。

兩幢雙面樓至今仍在，其裏不變，依舊住着一撥兒又一撥兒的住户，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默默無聞，像是大雜院、筒子樓或者鴿子籠建築，讓人不免想起一個詞，貧民窟，裏面住的多是生活條件相對較差、暫時沒有辦法或者無法選擇的人們，似乎成了一個提醒，一種警示——這個社會的差距將長期存在。在這一點上，我更希望雙面樓可以作為一個時代的標誌性建築，永久地留存在人們的視野裏。

每一次路經振興街西首國棉廠附近，都習慣放慢一下車速，看一眼雙面樓，感覺像看到了過去的老照片，不光是懷舊，還有那種本身的質樸和簡單。在被生活莫名其妙的外力推着身不由己向前走的時候，我們再難以像以前一樣平靜下來，我們無暇思考，只會抱怨。如果仔細回顧三十年建築風格的日新月異和翻天覆地，不難發現，並不是社會發展跟不上我們的要求，而是我們跟不上社會發展的步伐，我們太匆忙，遺失了很多美好和珍貴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