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讀越厚的老書散文欣賞

讀過很多書之後，讀的書開始越來越少，對書也越來越挑，讀的書也越來越“老”――一方面是書的內容老，另一方面是寫書的人老。這是長期形成的閲讀習慣，依個人的口味來説，我比較喜歡看老書、舊書、閒書，在這其中又最喜歡看口述類的書，訪談類的書次之。

但不管是“述”，還是“談”，這些書的一個共同點是都用口語進行，隨意、簡潔、乾淨，不像理論書那樣雲遮霧罩，講來講去總像隔了那麼一層;除此之外，口述類的書吸引我的另一個地方，則是它不設防、不做硬性規定，講到哪算哪，雙方自然而然，看似漫不經心、不成體系，卻最容易説出點睛之語，有一種即興和從容的智慧，讀來又有原汁原味的在場感，令人久久回味。

回憶起西南聯大，何兆武先生説：“1939年至1946年，我在西南聯大度過了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現在回想起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 據《上學記》記載，在西南聯大時，沒有別的消遣和娛樂，條件也不好，大家只有去茶館喝茶、聊天，有時也看電影，“都是好萊塢原版的，有的打字幕，有的不打字幕，沒有配音”。至於讀書，也沒有一個目標，什麼書都翻一翻，“完全是興之所至，沒有功利的想法”。此外，學生還可以逃課、湊學分和在窗外旁聽，而老師講課更是完全自由的，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隨便講，老師的講解與課本針鋒相對也是常見的事情，説來真是匪夷所思。那時時局動盪，國家和人民飽受戰亂之苦，四顧山河，一片狼藉。但不可否認，那個戰火紛飛的時代有過一段思想文化和學術的盛放，出現了一批大師級的人物和世界級的成果――西南聯大不僅有一批大師級的教授，還有一批大師級的'學生。

西南聯大作為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回顧、展覽、回憶、懷念、紀念年年不斷，但形成這個奇蹟的原因，卻是眾説紛紜。如今，在西南聯大求學的那些老先生們大多已去世了，零星在世的也大都進入耄耋之年，他們是奇蹟的親力親為者，對此問題最有資格發言。鄒承魯先生説，原因在於自由;何兆武先生補充説，是自由地發揮你的潛力。自由確實是個大因素，但另一方面，我覺得，這和大的時代背景有關係。物質和精神不是共生的，或許只有在貧窮困苦、戰火紛飛、輾轉飄零的時代，人們才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去創造，去排遣寂寞和無聊，去尋找其中的奧義，以有所寄託。而在物質極大豐富、歌舞昇平、安土重遷的年代，現實的安定、優裕和自足首先就限制了人的思維和興趣自由蔓延的觸角，每個人又怎麼能“自由地發揮你的潛力”呢？

對此，杜甫説過：“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看來，憎命達的不僅是文章，思想、學術、文化、藝術甚至科學等，凡是能融入一個人才情和創造力的領域，大概莫不如此，都憎命達，更憎時代的達。昇平年代的人，萎縮了，枯滅了，開不出時代的花朵，或許唯有在離亂和艱苦的歲月裏，一代人才能發揮出一代人的極致來――像惡人般處心積慮、喪心病狂地將天賦、才情、慾望、惡習都盡情地發揮殆盡，然後在時代的天幕上，星星點點地出現一個又一個天才。

最近重讀的另一本口述類的老書是《周有光百歲口述》，由周有光口述，李懷宇撰寫。李懷宇是文化採訪的名記者，早幾年文化訪談搞得風生水起，出過一本廣有影響的《訪問歷史》，對當今30位文化大家進行了訪談，周有光也在其中，那篇訪談名字叫《百年風雲笑談中》。

史學大家余英時因為與周有光有過一面之緣，又與周夫人張允和有過文字因緣，所以為《周有光百歲口述》欣然“敬序”。余英時説，周有光先生“在中學時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禮，完全認同‘民主’和‘科學’，但他是追求‘現代’而不鄙棄‘傳統’”，是“真正從‘傳統’成功過渡到‘現代’的知識人”。深層原因是：“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學一方面獲得紮實的中國古典訓練，另一方面又直接讀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學;兩年聖約翰大學生涯則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薰陶，‘學會了思考，學會了獨立思考’。”

這話雖然説得婉轉，但卻也不乏深刻，點出了20世紀一個泱泱大國在對待“傳統”和“現代化”上的不足及其深層次的教育問題。就周有光先生來説，1906年他出生於江蘇常州的一個鄉紳世家，小時候雖沒讀過私塾，卻有祖母教唐詩，父親是中學教員，他得以在一個既有古典傳統又不乏新式教育的背景中受教，而後大學讀的是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聖約翰大學和光華大學實施的都是西方的“自由博雅”教育，“博雅教育”最開始由古希臘人倡導，意在培養具有廣博知識和優雅氣質的人，讓學生擺脱庸俗、喚醒卓異，“自由博雅”教育所成就的，並不是沒有靈魂的專家、專業人員，而是有文化的人。

周有光就讀的另一所大學是日本的京都帝國大學，是在1933年和張允和結婚後去讀的，在那裏主要是學日語，瞭解日本的文化和生活。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周有光又進行了一段自修。他有機會到美國信託銀行工作，十分欣賞美國“資本主義的管理學”，並欣喜於美國圖書館的閲讀條件，業餘不肯浪費一點時間，在紐約市中心的公共圖書館研究經濟學，自修銀行、貨幣、國際貿易等科目。因為“整個中國要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經濟方面當然是最主要的”，所以新中國成立後，“我想中國當時最缺的也是經濟建設，於是立志回國搞經濟”。周有光是以中國的“現代化”為己任的。

而他後來從事語言文字，一方面是因為國家的安排，另一方面則是認為“語言學方面還是要更新，因為整個中國要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每個方面都要更新”，專業雖然變了，但“現代化”的原動力卻一以貫之。雖然從舊時代、舊家庭裏走出來，但周有光卻能吸納當時最現代的思想。譬如他推崇歐美的“自由博雅”教育，贊成語言拉丁化運動，欣賞美國的強盛和發展，喜歡旅遊觀光並身體力行。他説，“遊覽世界是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必須有的基礎，因為能開闊眼界。假如眼界不能開闊，你就什麼事情都不行”，“我到過許多國家。旅遊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風景旅遊，一種是歷史旅遊。我的旅遊是歷史旅遊，可也注重觀察當地的經濟特點，我養成一種習慣，到一個地方，就想知道經濟特點在什麼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