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之上》讀後感

《活着之上》讀後感

“生存是絕對命令，良知也是絕對命令。當這兩個絕對碰撞在一起時，你就必須回答，哪個絕對更加絕對。”這就是《活着之上》的文眼。

想必很多人在人生中總會遇到掂量“生存”與“良知”分量的時候，這個時候，就是決定人為什麼會貪，會逐漸失去自己的緣由。《活着之上》中的主人公聶致遠是生活的失意者，但他卻能在生活為他插下的條條荊棘中，始終堅守自我，扼守良知。這是我很佩服的一點。他像每個平凡人一樣，被生活，婚姻，買房等事困擾，處處艱難，舉步維艱。這本小説零距離的貼近生活，讓我引發深思。

我們還沒有步入社會，享受的是社會帶給我們的關愛，也許不能理解一個人在外打拼有多艱難。學校也算一個小型社會了，我們每個人的價值觀都備受挑戰。當你撿到錢包，裏面的大紅鈔票會不會使你心動？你會不會想要佔為己有？慾望和良知是直線上遠遠望不到頭的兩邊。在這個時代，做一個君子的原則與功利化的現在總是矛盾的。

居里夫人給了我很好的答案。她發現了鐳，那是她日日夜夜辛苦研究發現的鐳，最後她卻放棄了專利權，不求名也不求利。她也不在任何一項名利上盡情享受。她淡泊名利，視金錢為糞土，始終堅守自我。她現在雖然已經逝去，可她依然活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永遠在。在《活着之上》中，曹雪芹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當年窮困到了舉家喝粥的地步，卻創造了《石頭記》這本偉大的作品。他不為名也不為利，過着“日暮西山餐暮霞”的清閒日子，那他是為什麼？心裏已給出了答案——人生的意義與價值。

活着固然是活着的意義，活着並不是活着的全部。

我們也許會在將來步入社會中逐漸失去自我，但我們每個人心裏還是要有一根道德底線的，一個人喪失價值觀而去做違法的事是很危險的。我們應時刻提醒自己——堅守自我，扼守良知。

【拓展閲讀】《活着之上》(節選)

趙平平經常説我傻。女人的話你不能認真，女孩的話就更不能認真。她的心就那麼寬，視野也就那麼寬，能把鼻子前那點東西看清楚就不錯了，就像你不能要求一個高度近視的人一覽眾山小。我體諒她，也就原諒了她。我不可能跟一個出門一定要描眉擦粉的女人去談什麼天下國家的事情，哪怕她也是學歷史的。因此，當她説我傻時，我都不想跟她爭辯，不屑於。要説傻，從孔子屈原到曹雪芹，誰不傻呢？過好自己眼下的日子就是聰明嗎，這種聰明才是真正的傻。這樣的人生回過頭看是一無所有，那不是空虛嗎？悲哀嗎？傻嗎？也許趙平平覺得把日子過好了就是人生目標，可我覺得這個目標不能成立;如果能成立，岳飛算什麼？還不如秦檜呢。

唉，既然對世界如此無力，我為什麼不退守個人的生存空間呢？也許，我跟萬古千秋有關係，跟天下國家也有關係，但那只是一種理論上的關係，如果我當它沒有，那就沒有。可眼前的日子，你當它沒有，那還是有。那一寸一寸的鮮活生動，你想躲也躲不開。生活伸出無數雙手向你要錢，交按揭、交水費、交電費、交話費，買小菜、買豆腐、買肉、買衣服、買手紙……你往哪裏躲？明年打算要孩子了，趙平平要我準備三萬塊錢，我還不知道到哪裏去弄呢！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在市場之中，一個人的世俗化是多麼合情合理啊。

如果我不是個知識分子，我就把很多想法放下來了。什麼意義啊，責任啊，天下千秋啊，都與我無關，盯緊眼下的生活就可以了。這樣看來，街邊賣大餅的大叔是幸福的，把大餅賣出去就是意義;掃街的阿姨也是幸福的，把這條街掃淨了就是責任。我把課上好，把工資領回來，既是意義，又是責任。也許我唯一的痛苦，就是要對學生講更深的意義，更大的`責任。知識分子不僅是一種技能，更是一種價值。如果我不想當個騙子，我得承認這種意義和責任的真實存在，何況我也感到了這種真實存在。這既是意義的渴望，也是內心的真實。以生存的理由把這種渴望的真實扼殺掉了，那我就對不起司馬遷，對不起曹雪芹，對不起無數在某個歷史瞬間煢煢孑立形影相弔的堅守者。

這些想法我都沒有跟趙平平説，説了她會笑我自尋煩惱。她體驗到的真實和我是不一樣的。可我又不能當鴕鳥，把頭埋進沙灘。你剛埋進去，銀行提醒按揭的信息就來了，你説自己在考慮天下大事，需要緩交，那可能嗎？於是趙平平的真實也就是我的真實。我不能騙自己，也沒法騙自己。這樣想起來，曹雪芹們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字字看來皆是血，那真的字字是血，血，血，血啊血。

這樣想着我調整了自己的生活。學生宿舍我原來每個星期都會去的，沒事也去，跟學生説説話，有時到食堂樓上的餐廳小聚一下。我的想法是，自己影響幾個人還是可能的。我希望他們對專業有一種信念，對公正也有起碼的信念。如果一個文科大學生都沒有這點兒信念，那又還能指望誰能有這點兒信念？我跟他們提及最多的人就是司馬遷，有時背誦《報任安書》中的幾段話，似乎是隨口而出的，卻是我的精心安排。有一次我説到司馬遷雖遭腐刑，“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縱使如此而不移其志，“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幾個學生聽了都很動容，説：“聶老師，想不到幾千年前會有這樣偉大的人。”我説：“人是要有一點兒精神的，因為他是人。”過幾天有個男生寫了讀這篇文章的心得給我看，這讓我有一點兒小小的成就感。我很想他們能跟自己一樣，對司馬遷這樣的人有一種崇拜，不但把他當作學業導師，也當作精神導師。一個歷史專業的學生，如果這點兒崇拜都沒有，那他這一生都不可能有最起碼的信念。可有時我又非常懷疑這種努力，如果連我自己都要被市場裹挾着走，又怎能改變他們的想法呢？

好幾個星期我沒有去找學生。有幾個學生試探着發信息來詢問我是否很忙，我就回信息問他們有什麼事？這讓我有點兒愧疚，有點兒不安，一瞬間也就過去了。別的班導師曾對我説，補助這麼一點兒工作量，我怎麼能投入那麼多？以前我覺得一個老師不應該這麼想，現在感到這麼想也能理解，這是市場時代的思維方式，做什麼事都要算一算投入和產出，算一算性價比。我理解了別人，就解放了自己。

我眼前要做的幾件事情，一是趙平平的編制問題，二是怎麼籌到三萬塊錢，三是發表論文為評副教授做準備。還有其他一大堆的事。趙平平下個月就要考試了，催促我去找關係。她一説到這個話題，我就要腦袋爆炸。我拖延説：“等你筆試過了線再去找吧，萬一沒過線，我不白找了？”説真的她如果筆試沒過線，我心裏雖然會很懊惱，可也會輕鬆一點兒。她説：“你不想找你就別找，我前面都考過四次了，第五次會考不過嗎？”我説：“我説的是萬一，萬一，什麼事都有個萬一。”她説：“萬一我考過了，就來不及了。找人不得拐幾個彎來？筆試到面試一個多月，成績出來就只有十幾天了，你又不是大人物，你怎麼來得及？”她説得太有道理，我根本就無處退縮，在生存的底線面前，實在是退無可退。我説：“以後我們的崽生在廳長家裏就好了。”她説：“那還是你的崽不呢？”我説：“那也是的啊，看來我得去謀個廳長乾乾。”她説：“就別説廳長吧，那不是你這號人能想的事。一個小學老師的編制搞不定，當廳長？”我空洞地説：“那不見得，那不見得，我這號人不見得是你想象的那號人。”她説：“你是哪號人我們就不討論了，怎麼討論也不能把這號人變成那號人。現在的關鍵是怎麼去找人。”

找到能解決問題的人，這是最關鍵的事情，又是最痛苦的事情。怎麼能找到這樣一個人，又怎麼搭上關係，再怎麼讓他幫自己説話？對我來説，這就像兩萬五千里長徵，要過湘江，過大渡河，四渡赤水，再過雪山草地。趙平平説：“書上有個六人定律，你想要認識任何一個人，最多搭橋六次，肯定可以達到目標。”我説：“那我們搭橋去認識徐省長。找誰搭橋來？你在學校系統有這麼多年了，你應該認識他們。”她説：“徐省長劉市長我認識，電視裏看到過，陳區長我也認識，聽過他的報告，這三個人講的話甩在牆上能打個洞，可他們怎麼會為我甩出這句話來？”我説：“你們區教育局的萬局長不是來你們學校視察過嗎？你不認識？你認識了我就跟你去她家拜個碼頭。”她説：“她説起來只是個科級哦，到我們學校來我邊都挨不上，只能遠遠看一眼。憑着一眼的關係她會給你一個編制？你以為編制是什麼東西！”編制是什麼東西？這個問題我沒有想過，那不言而喻就是好東西，那不用想。可這個好東西硬是把一個學校的老師分成了幾等，有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在這個小學當個上等人，這是趙平平一輩子最高的理想，但這跟搭天梯摘月亮有同樣的難度。我跟趙平平討論了幾天，就是找不到那條去摘月亮的天梯。我鼓足勇氣去問院裏幾個關係好點兒的老師，你有什麼人在白沙區政府和教育局當個什麼沒有，都説沒有。再問，你認識的什麼人，那個人認識的什麼人在那裏當個什麼人物沒有，還是沒有。開始問的時候是羞愧萬分，問多了那羞愧感也就麻木了。既然是求人，那就是求人，不可能昂首挺胸趾高氣揚地求。李白當年就是昂首挺胸去求人的，求了一輩子也沒求着。 這天在院資料室碰見蒙天舒，他在翻看雜誌。我想，是不是也問一問他？心裏實在牴觸，就取一份報紙坐下來看着，猶豫着，一邊又把報紙移開一點兒窺視他走了沒有。過一會兒他出了門，我把報紙往桌上一放，追上他，把事情説了。説的時候我心裏很抗拒，雙腳在原地交叉移動。蒙天舒説：“麓城的好多人我都不認識，但是總會有我認識的人認識。”我急忙説：“你認識的那個人他認識誰呢？”我希望他説認識陳區長或者萬局長。他説：“白沙區教育局的趙局長，副局長啊，我是認識的。”我説：“他是你的鐵哥們吧！鐵哥們，你的鐵哥們。”他説：“他是我老闆的師弟。前幾年出了本散文，請我老闆寫序，我老闆怎麼會幹這毛細的事？就叫我寫了，以老闆的名義發的。”我馬上説：“那你們關係還是有這麼鐵來，你請他出來吃個飯？今天晚上，我安排一下。”他説：“現在要請別人出來吃個飯，那不是件容易的事。要我老闆出面，那是靈的，可他怎麼會管毛細的事情？”我有點兒泄氣説：“人家是校長，怎麼可能為我出場來？你直接請請試試吧，説不定你請就請動了。”他説：“那我下午給你一個信兒。”我希望他馬上就打電話，説：“現在打吧，現在，幫個忙。”他把手機按了一通説：“沒存他的電話號，還得回家找名片。”下午蒙天舒打電話過來説：“趙局長他不肯來吃飯，他説這事情太大了，他搞不定，不敢赴這鴻門宴。”我説：“你再請一請吧，老同學，關鍵時刻，幫幫忙啦。”我不由自主地捧着手機作了個揖，“幫幫忙啦。”他説：“除非叫我老闆出面。我也不敢為這點兒事去驚動他，給他出難題的人太多了。你以為坐在那個位置上是件好輕鬆的事？”如果一定要驚動童校長，我也沒信心了，站在大人物面前我都自覺氣短，哪還敢驚動他？

我要蒙天舒把趙局長的手機號碼給我。他説：“他會罵我呢。”過一會兒還是發給我了。晚上我把事情告訴了趙平平，她説：“一個電話號碼有什麼用？我又不是找不到他的號碼。我又白高興一場了，我的腦細胞經不起這個折騰。”我把心一橫説：“置之死地而後生。晚上我陪你去趙局長家，一個重點大學本科生，教書都六七年了，要個編制很過分嗎？是誰過分！”她説：“我們學校七八年的還有呢，誰要都不過分，就是要不到。哭過的那不止我一個人，前年還有一個揚言要自殺的，結果呢，合同一到期就把她踢出去了。這樣的人，哪個單位敢留她？”我説：“你一定不去，那我一個人去，我這一輩子膝關節就軟這一回。”她猶豫了一下説：“那我還是陪你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