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楊貴妃鳴冤?

關於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在歷代詩詞歌曲中有諸多反映。

魯迅有過一個以楊貴妃為主題的寫作計劃，他對許壽裳、郁達夫、孫伏園、馮雪峯等許多關係親密的友人都曾談起過，有些情節的設想已經相當具體，可見不僅他的計劃是認真的，而且已經有了創作的興奮。1924年暑期，西北大學邀請魯迅到西安講學，他覺得正好可以體味一下大唐舊都的實地風光，便欣然答允。然而這一次旅行的結果卻是讓魯迅打消了原有的念頭，其中緣由頗有意味。

關於魯迅想要寫的《楊貴妃》，許壽裳、郁達夫的回憶説它是一部長篇小説，魯迅本人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也説到“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説，去過長安”，這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了。但當初陪同魯迅去西安的孫伏園以及在西安負責招待魯迅的李級仁都明確地説他計劃寫的是一部劇本，並且都具體説到魯迅向他們談起過某些劇情的安排，這顯然也不可能是誤記。看來魯迅對長篇小説和劇本都有過考慮，只是並未作最後的決定。

但不管是小説還是戲劇，主旨和基本的內容應該是一致的。對此郁達夫在《奇零集》中回憶説：“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裏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係?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只以來生為約，實在心裏有點厭了……到了馬嵬坡下，軍士們雖説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哪裏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後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裏才後悔起來，所以梧桐秋雨，生出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終於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小説的收場。”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記憶的情節也大略相似。作為劇本的《楊貴妃》，孫伏園在《魯迅先生二三事》中回憶説：“魯迅先生原計劃是三幕，每幕都用一個詞牌為名，我還記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鈴’。而且據作者的'解説，長生殿是為救濟情愛逐漸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個場面。”恰好李級仁的回憶與孫伏園所説形成了補充：“魯迅先生來西安講學，我任招待，曾兩次到他的寢室中去。談到貴妃的生前、死後、墳墓、遺蹟等，記得很清楚，説要把她寫成戲劇，其中有一幕，是根據詩人李白的《清平調》，寫玄宗與貴妃的月夜賞牡丹。”

看來魯迅去西安時心中考慮的主要是劇本，而且，按孫伏園“全劇為三幕，每幕分別以詞牌為名”的説法，其中兩幕已經是可以知道的，即《清平調》和《雨淋鈴》。近時日本學者竹村則行有專著《楊貴妃文學史研究》問世，他認為魯迅所擬兩幕的名稱都有歷史沿襲的成分，所以根據歷代楊貴妃文學的主要素材，推想魯迅所擬的另一幕或許為《舞霓裳》，即《霓裳羽衣曲》的簡稱。他又根據諸家回憶錄所記，對魯迅擬想中的《楊貴妃》劇本作出假設性的“復原”：第一幕《清平調》，寫玄宗與楊貴妃情愛正濃的情形，主要場景為二人在興慶宮沉香亭畔賞牡丹，召見翰林供奉李白，李獻《清平調》詞三首;第二幕《舞霓裳》，寫二人情愛在貌似熱烈的氣氛中無奈地衰減，主要場景為七月七日長生殿密誓，以及在之後的宴飲中貴妃作霓裳羽衣舞，至安祿山叛變;第三幕《雨淋鈴》，寫二人情愛的悲劇結局，主要場景為馬嵬坡事變，玄宗以不能庇護為藉口任憑楊貴妃被害，繼而在逃亡途中又回憶起往日情景，而懊悔莫及。這當然未必是魯迅準備寫出的《楊貴妃》;但既然他沒有寫出來，這樣的猜想也還是很有趣的。我們知道魯迅打算把楊貴妃之死處理成玄宗假兵亂之機解脱已感厭倦的情網，這種情節可能釀成的心態是極其複雜的，以魯迅的冷峻之筆，如果真的寫出來恐怕不知是怎樣令人心驚。

魯迅寫作《楊貴妃》的計劃因西安之行而變得熱切，也因此行而徹底灰冷。論其原因，首先是他到達西安之後所見景象衰敗、闇昧而頹廢，破壞了他對古都原有的想象。再就是陝西軍閥劉鎮華滑稽而蠻橫的舉止，大概也令他敗興。劉當時以督軍兼省長，是西北大學的創辦人，也是此次舉辦暑期學校的實際發動者，他廣邀文化名人來陝，本有為自己沽名釣譽的用意。暑期學校講演完畢後，劉鎮華邀請魯迅去講武堂講演，魯迅回覆他説要講也只能講中國小説史，別的不會，不肯答應劉鎮華請他另換一個題目幫忙捧場的示意，結果弄得“兼座”大不高興，幾乎扯下面皮。當時的《新秦日報》透露了這消息，被罰停了幾天刊。總之十多天住下來魯迅心情大壞，後來他在給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説：“到那裏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摹想的好。”

魯迅終於沒能寫成他的《楊貴妃》是令人遺憾的。但要説這後果完全緣於那次西安之行，卻未必得其真實;換言之，即使魯迅沒有在西安受挫的經歷，這部小説或劇本恐怕也不可能寫成。楊貴妃的文學故事包含了各種華麗的因素：宮廷風情、帝王生活、權力鬥爭、突發兵變，以及美貌、戀情和悲慘的死亡，極富浪漫氣息，不管魯迅看待它的眼光如何較前人為尖鋭，上述基本特質是不可能清除掉的。而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勢的貧弱、艱困、闇昧，足以阻止任何感受敏鋭的人進入到那種華麗和浪漫的故事氛圍中去。魯迅説西安“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別處又何嘗能見到“唐朝的天空”呢?盛唐一直是中國人的舊夢，然而對於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尤其對於魯迅這樣具有詩性敏感的思想者來説，這個夢已經不再有在文學中存活的能力。西安之行只不過使必然的結局更早顯現而已。

説起魯迅人們容易想到他的強烈的反傳統立場，其實他對“傳統”是有區別和選擇的。他所不喜的，主要是宋以後文化的保守氣息，説“宋的文藝，現在似的國粹氣味就燻人。然而遼金元陸續進來了，這消息很耐尋味”，對明、清高度強化的專制所造成的普遍性的人格奴化現象，更是格外憎厭;而論及漢唐“豁達閎大之風”，魯迅則多有稱美，並曾具體地説到：“唐代的文化觀念，很可以做我們現代的參考，那時我們的祖先們，對於自己的文化抱有極堅強的把握，決不輕易動搖他們的自信力;同時對於別系的文化抱有極恢廓的胸襟與極精嚴的抉擇，決不輕易的崇拜或輕易的唾棄。”不是説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的評價我們必須一律遵從魯迅，但他取捨的準則確實值得我們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