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賓語境論心理學論文

一薩賓語境論心理學思想的淵源

史蒂文·佩珀(StephenPepper)在其富有開創性的著作《世界假設》(WorldHypotheses)一書中區分並詳細論述了四種世界假設。追溯形而上學歷史，任何世界假設都產生於某個基本的“根隱喻”。根隱喻是人們面對新奇事物時藉助的基本模型，圍繞該基本模型而產生的概念與運行原理構成該模型解釋此新奇事物的相關理論，這就是佩珀的“根隱喻”理論。事實上，正是根隱喻為探尋自然世界和社會生活提供認識框架，為觀察、解讀活動提供哲學模型或科學模型。《世界假設》中詳細説明了形式論，有機論，機械論，語境論四種世界假設。長期以來，以機器為根隱喻的“機械論世界觀在西方文明中佔有統治地位”［1］6。包括心理學在內的現代科學將這種世界觀看作形而上學的基礎。機械論世界觀及其產生的心理學研究模型追求直接原因。“行為主義是機械論世界觀在心理學學科內的典型方法。”［1］6薩賓最初正是這樣一名堅持機械論世界觀的傳統行為主義者。他從機械論向語境論世界觀的轉向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大致分為兩個階段:首先，由其自身在教學和心理諮詢的經驗以及其導師坎特(J．Ｒ．Kantor)影響下，薩賓發覺機械論心理學研究方法的侷限性，迫切想要尋找一種適合心理學特點的世界觀方法;其次，在諾曼·卡梅隆(NormanCamer-on)、米德(GeorgeHerbertMead)、布魯納(JeromeBruner)思想的啟發下發展角色理論、敍事理論，並在最終接觸佩珀的世界假設理論後，將其原本的心理學理論同語境論世界觀相結合，完成“從機械論形而上學到語境論的轉變”，［2］提出自己語境論的心理學思想。

最初，在薩賓尚未取得博士學位的時候，遵循教科書的指導，他是一名傳統的行為主義者。但他的導師坎特，主張範圍廣泛的行為主義。研究對象的廣泛性和研究方法的相對多樣化，使得薩賓逐漸看到心理主義的貧乏，並逐漸相信符號語言研究的中心性。加之作為一線教學人員和心理諮詢師，薩賓在工作過程中深感機械論指導下的研究方法和治療方法在研究人類心理、行為過程中的侷限性。行為主義以行為為研究對象，將人體原理與機器類比，認為行為不過是生物體肌肉收縮和腺體分泌的產物。然而人類畢竟不是機器。心理學也不是純粹無偏見的理想過程。機械論引導下的實驗、假設演繹的傳統方法，忽略了行為是行為個體身體狀況、心理狀態、社會環境、時代背景等多種複雜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而不僅僅是生物體收縮和腺體分泌的產物。使用簡單的“刺激－反應”模型，用這種力圖只包含關鍵因素的方法來實現排除偶然環境因素而得到的實驗結果，無法合理有效解釋人類行為，更難以在心理學應用中發揮引導、治癒的作用。上述發現為薩賓擺脱機械論而逐漸選擇語境論提供了必要前提。後來，由於工作原因，薩賓遭遇了卡梅隆在探討偏執狂這種心理問題時提出的“不適當的角色承擔(ineptroletaking)”理論以及米德的“角色承擔(roletaking)”理論。這兩種理論的共同點在於，認為人在行為過程中承擔着某種角色。這個觀點使薩賓深受啟發，開始思考和關注影響人心理和行為的外部因素，特別是社會、文化因素。藉助“角色承擔”及其擴展概念，以及莎士比亞的名言“世界是舞台，而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僅僅是表演者”［3］這個比喻，薩賓提出了角色理論(roletheo-ry)。之後，布魯納對傳統心理學研究方法與敍事心理學方法的區分，使得薩賓進一步思考人在扮演角色的過程中涉及的語境因素。傳統的心理學研究方法總是根據實驗數據中的多數而得出結論。例如在條件Ｒ下，當數據顯示有56%的主體表現為A行為，44%的主體表現為其他類型行為，結論為:在Ｒ條件下，主體會做出A行為。這是傳統實驗追求恆定性而導致的必然結果———即忽略其他高達44%其他主體的表現。但敍事的研究方法則不然，它追求逼真性，關注每個行為主體的特殊性，這就使得研究者必須充分考慮影響其行為的各種語境因素。薩賓認同布魯納的觀點，並結合角色理論，即在戲劇中，表演者的表現、特定場景、時間和空間、觀眾的及時反饋、劇本、道具等等因素共同構成了一齣戲劇，而戲劇只是眾多敍事形式的一種。藉此薩賓完善並擴展了角色理論，提出自己的敍事心理學理論。

但是，儘管有了具體的研究方法，薩賓的思想始終缺乏世界觀根基。佩珀對根隱喻方法的論述以及在此基礎上四種世界假設的區分和描述，讓薩賓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都是個語境論者而不自知”。［3］因為在薩賓看來，敍事同語境論的根隱喻同根同源，可以相互取代，而“角色理論是心理學方法體現語境論世界觀的典範。”［1］6《世界假設》一書中提到，語境論的根隱喻是“歷史性的行為”。為了證明“敍事”能夠完全代表“歷史性的行為”，薩賓考察了二者的語義結構。形容詞“歷史性”的含義被包含在其名詞“歷史”中。而“歷史”並不僅僅是蒐集過去和當下事件的材料、數據，而是歷史學家們通過時間順序對原始材料的敍事重構。這種工作的實質同小説家並無差別，小説家是在現實世界的背景語境下書寫關於主人公的故事，而歷史學家則通過想象對推測的人物、事件進行重構。由於史料通常都是殘缺不完整的，小説家與歷史學家的工作都需要藉助“事實”和“虛構”。“‘敍事’完全能夠代表‘歷史性的行為’”［3］，因此，語境論的根隱喻是敍事(narrative)。為了強化將“歷史性的行為”重新定義為“敍事”，薩賓參考了葛根(Gergen)《作為歷史的社會心理學》一文。該文提到，社會行為的理論其實就是對當代歷史的反射。一旦研究結果被髮布，人們就會對結果做出反應。人們作為能動的主體，會做出反對、肯定或者忽略該研究結果的表現，也就是説，社會心理學是歷史。因此，同機械論相比，將歷史性的行為作為根隱喻的語境論，將會引導心理學家對人類處境做出更加深刻的理解。把“社會心理學是歷史”作為大前提，“歷史是敍事”作為小前提，我們不難得到“社會心理學是敍事”的結論。結合上述“語境論的根隱喻是敍事”，薩賓就此將“角色理論，敍事和語境論結合在一起”［3］，提出了語境論的心理學思想，並“從那時起，成為一名堅定的語境論者”。

二薩賓語境論心理學思想的內容

人類作為單獨個體在社會中的生存涉及自己同其他個體的社會關係，以及由時間、地點、傳統、文化等多種因素交織而成的社會背景，並不是孤獨的存在。確定“自我身份(self－identity)”是個體生存面臨的首要任務。不確定自我身份，就喪失了生活在社會中的一切社會關係與個體身份的內涵。不知道自己來自哪裏，經歷過什麼，肩負怎樣的責任與使命，就不知道自己將要去向何方，該做什麼。簡言之，不知道自己的過去，便難以過好現在，定位未來。薩賓的語境論心理學思想從自我身份的認定出發，討論了影響人心理和行為的時間(temporality)、空間(place)、情節(plot)三類語境因素。首先，個體身份的確定涉及“我是什麼”與“我是誰”兩個方面。在涉及這兩個問題的心理學調查中，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全部關於人類的基本生理特徵，諸如“我是哺乳動物”“我是有四肢的人類”等。而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則紛繁多樣，涉及答題者與時間、地點、他人的關係等，諸如“我是80後”、“我是中國人”、“我是山西大學的學生”、“我是媽媽的女兒”等等。這些答案説明，“我是什麼”可以通過生物學研究得出確定答案，而“我是誰”則“總是依賴語境”的［4］，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確定問題所處的具體語境，如果提問者是想要獲取國籍信息的海關工作人員，那麼回答可能涉及回答者的國籍;如果提問者需要獲知回答者與另外一人的關係，那麼答案也必將與之相關。因此，正是這些涉及眾多具體語境因素的答案規定着個體身份的內涵。其次，個體身份確定的過程説明:個體生活在社會中，自我身份的形成與行為的發生受到多種語境因素的影響並與之產生互動。每個人都只是自身所處語境的一部分。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也在樓上看你。人們的行為不只關乎自己，自身的行為方式受到所處時間、地點的影響，以及記憶中儲存情節的引導。具體來看這三類語境要素:

1．地點具有功能性和象徵性兩個特徵，對個體的影響表現在制約觀念、行為和定位身份兩個方面。“建築環境引導人們建構各種形式的人類戲劇。人類戲劇會被某些特定地點的功能性特徵和象徵性特徵影響。”［5］每個空間都有其特定功能。功能即物品的使用價值，一件物品理應按照其本來的功能發揮作用，這是人們潛意識裏接受的約定俗成的道理。因此，如果已知某物品的功能，人們期待它發揮本來的作用，或者配合其發生。空間亦是如此，廚房是處理與烹飪相關的空間，餐廳用來吃飯。如此，身處某特定空間的人的身份與行為方式通常與該地點的功能特徵匹配。此外，比功能性更深層次的是地點的象徵意義。每個地點有其功能和歷史的差異，常被賦予各樣的意義。一旦地點被賦予某種象徵意義，這種意義就會潛移默化的影響人們的觀念與行為。例如，“研究表明，大多數孩子使用一些富含情感的詞彙，諸如‘舒服’‘安逸’‘安全’等詞彙來描述‘住宅’”，［5］由此孩子在家裏總是顯得頑皮淘氣，無法無天。古時家鄉在陝西的男子，離家多年，途經黃河時激動的涕泗橫流。因為奔騰不息的黃河勾起了他內心關於家鄉的記憶，而這些記憶在他的心裏代表着多年未見的親人和兒時夥伴，於是情難自已。上述兩個事例證明了地點的象徵意義對個體行為的作用顯著。

2．時間是影響個體的另一個重要語境因素，它不僅僅為行為的先後順序提供排列方式，更為行為、事件之所以有意義提供線索。過去發生過的與當下正在發生的，決定了未來行為的走向與整個行為的意義。當我提筆在紙上寫下“句號應當被放在……”，儘管句子尚未結束，“句末”兩個字雖然尚未被書寫，其意義已經被傳達了。［6］這個例子説明，時間不是分離的、相互無涉的點狀存在，而是前後意義密切相關的線性存在，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更深入地説，過去的回憶是通過影響現在行為的表現方式與個體對未來的預期來影響行為的發展與意義的。大衞·卡爾(DavidCarr)説“當我們遇到它們，即使是在我們最為被動的時候，事件也充滿我們的回憶在(通往過去)與預期(通向未來)中得到的意義．．．我們明確參閲過去的經驗，想象未來，並且把現在當做兩者間的過渡。我們在經驗中遭遇到的任何東西都對我們的計劃、期待和希望發揮促進或者阻礙的作用。”［7］個體身處某種際遇的時候，會不自覺的獲得它同過去的關聯意義，從而對未來的走向或即將到來的後果產生期待。因此，語境論心理學中的時間，不再是單純排列先後順序的數字概念，它的每個時間點都充滿意義，這些意義在行為、經驗或事件的負載下撲面而來，對人類的行為或對未來的預期發生影響。當下僅僅是連接過去與未來的一個環節，無法孤立存在，也不能被孤立研究，身處其中的行為與事件亦如此。

3．影響人們心理現象、行為的除地點、時間這樣直接的語境因素外，還包含影響和引導心理現象、行為的深層次原因，即情節。人是有思想的動物，其行為不會總是對所處時間、地點的直接反應，多數行為，特別是持續時間較長的行為通常都是被某種原因驅使，遵循某種線索。這種原因或線索就是情節。情節以敍事的方式呈現，所使用的語言需要具備時間維度和倫理意義兩個特徵，包括神話、童話、民間傳説等形式。情節，或者説敍事，通過兩種方式引導行為，其一是通過將人們曾經的經驗通過敍事的方式整理、存儲於記憶中，對人們發生引導作用，另一種則是通過文學作品或耳聞的故事，其故事情節潛移默化的影響人們的思想，從而引導行為。這便涉及敍事的兩個功能:其一，通過將經驗情節化。人們在生活中總是遭遇着各種各樣的事件，這些事件並不是以一幀幀畫面的形式存儲於我們的大腦中，而是被轉化成了敍事的語言，因為敍事結構為建構意義提供框架，我們天然有這樣的本事，將自己或別人的經驗用講故事的方式説明、記憶。海德爾(Heider)和齊美爾(Simmel)的實驗説明了這點:當他們讓一羣被觀察者觀看一幅由一個大三角形，一個小三角形，一個小圓，部分時而開合的長方形組成的動圖時，在未被告知任何信息的情況下，被測試的觀察者無一例外地使用敍事的語言呈現了自己所見，有些甚至採用了主線情節和支線情節，構造了三角戀情衝突的情節。面對冷冰冰的實驗圖像尚且如此，我們的日常經驗、白日夢更是是被故事化的。同故事一樣，擁有開頭、過渡和結尾。在適當的時候，被想起和使用，對我們的心理和行為產生作用。經驗的重要作用是通過敍事實現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曾經社會上出現老人當街摔倒，行人絡繹不絕卻無人上前救助的現象。該現象正是之前媒體披露老年人訛詐救助人事件的結果。

這些具有負面意義的情節被存儲在人們的記憶中，阻止了某些人救助老年人的行為。其二，通過曾經閲讀或聽説的故事。即“堂吉訶德原則”(Quixoticprinciple)，該原則最初被文學家哈利·萊文(HarryLevin)提出，被用來表示小説等文學作品形式中，主人公的身份發展、經歷等深刻影響讀者的諸多實例，由於西班牙文學作品《堂吉訶德》是這類實例中的典範，因而以此命名。在薩賓的語境論思想中，堂吉訶德原則指某個特定故事的情節作為引導人們行為的中心環節。十八世紀歐洲青少年自殺率的顯著升高佐證了這一原則。1774年歌德的小説《少年維特之煩惱》在歐洲出版，故事講述一個多愁善感少年單戀而後自殺的故事。之後，整個歐洲青少年自殺率大幅上升。社會學家認為，歌德為少年維特被拒絕後的掙扎與其最終自殺的行為賦予了高貴和英雄主義的色彩，引得很多青年人仿效。“整個歐洲，大量自殺的青年手中握着或者口袋裏裝着這本書”。［8］同時，歷史學家的研究也提供了有力證明:曾經亞美尼亞國內恐怖主義盛行，政治動機和精神動力不足以解釋亞美尼亞少數族裔製造恐怖事件，歷史學家説，其動機基礎早在15世紀之前就已經由神話鋪就。公元5世紀，波斯人試圖把亞美尼亞人從基督教轉變為拜火教。亞美尼亞首領瓦爾坦(Vartan)拒絕放棄自身的文化認同，與超過一千名追隨者為此戰死沙場。自此，基督教亞美尼亞文化中充滿了關於瓦爾坦犧牲精神的各種敍事，包括詩歌、民間傳説、兒童故事等等。這些文學形式讚頌瓦爾坦的犧牲，賦予他榮譽和尊敬。此外，在其文化中“犧牲”及其同義詞，以及“被俘後的死亡是不道德的”等觀念被頻繁提及。這樣的文化薰陶塑造了通過犧牲生命來解決問題的社會氛圍，傳達了對暴死情節的支持與贊同。因此，對暴死不加懷疑的接受成為該文化薰陶下成員觀念的一個本質特徵。歷史學家得出結論“在亞美尼亞這樣的文化中，恐怖主義不是個人異化的產物，而是使某人成為社會眼中的諷刺中心的願望的顯現。”①正是這種通過犧牲、暴死來實現個人目標的文化氛圍，推動了或者説煽動了其國內的恐怖主義事件的產生。這個例子表明，敍事情節的作用不僅僅在於引導個人行為，其影響的範圍之廣泛使之成為某種涉及道德法則的力量，傳達着意識形態和道德準則，提供集體行為和信念的合理性。

三薩賓語境論心理學思想的意義

薩賓的`語境論心理學思想堅持語境論世界觀，明確提出理解人類最好的方法是去理解他的故事，通過敍事充分融合各種語境因素，而非通過傳統實驗的方法。其思想建立在米德、布魯納、佩珀等人理論的基礎上，並將之延伸、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首先，薩賓的語境論心理學思想順應了心理學內部思潮的興起，促進了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多樣化。不同於傳統的心理學所採用法則式的、圖標的、還原的、定量的分析方法。語境論心理學思想認為心理現象和行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與其所處語境是統一整體，要求通過充分融合具體心理現象、行為發生的地點、時間等物理語境因素，其象徵意義所組成的社會語境因素和由情節產生的文化語境因素，將行為與主體置於完整的語境環境中理解，倡導一種系統的、整體的視角和定性的研究方法。這種特性要求語境論心理學的研究更加註重對意義的追求，整體描述的策略和情境敏感性。隨着心理學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困境的加深，語境論心理學思想引起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螺旋式迴歸促進了心理學研究方法的多樣化。其次，薩賓的語境論心理學思想在催眠、心理諮詢等心理學實踐領域具有重要價值。薩賓從語境論者的角度重新解讀了催眠現象。長期以來，心理學認為被催眠是人的一種特殊心理狀態，在這種心理學狀態下，被催眠的人會做出一些反常行為。這一觀點難以解釋為什麼有的人可以輕易被催眠，但有的人卻幾乎不能擁有這樣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從語境論心理學思想的角度出發，薩賓認為，催眠產生的反常行為是人們充分相信某個情節而沉浸其中，跟隨情節的指引表現出的行為。這些行為雖然看似反常，卻跟被催眠者相信的情節中的自然、社會、文化環境相符，因此只要瞭解被催眠者所相信的情節以及相關語境因素，這些看似反常的行為就十分合理了［9］。

但是，由於每個人想象力不同，對某些經驗和傳聞、故事中情節的相信程度不同，那些想象力特別豐富或者對某個故事特別沉迷的人更容易被催眠。薩賓的理論較好地解釋了催眠現象的原理，開啟了心理學研究催眠現象的新篇章。此外，語境論心理學思想還在精神分析和心理諮詢領域為人們解決實際問題。利用語境論心理學理論看待人類心理現象、行為，謝弗(Schafer)、斯賓塞(Spence)、懷亞特(Wyatt)在精神分析實踐中推廣並得出的共同結論，即通過為病人提供一個更加令人滿意的自我身份的認定，或者為病人一直耿耿於懷的事件提供一個較合理的敍事情節，病人就能夠放棄那些曾經困擾自己的前後矛盾、令人難以信服的版本。換言之，通過具體方法替換病人一直相信的敍事情節，心理諮詢取得了良好效果。最後，薩賓對語境論心理學合理性的論述為其他學科接納語境論世界觀提供了基礎。薩賓認為“一切人文學者都應當是語境論者，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恰當理解並進行研究。”［3］語境論在考古學和人類學中也早有應用。但是，一直以來，自然科學研究被認為是純粹的、客觀的、無偏見的理想過程。事實上，科學實驗的整個過程都由人操作，科研人員作為科學研究過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其心理、行為受到地點、時間、情節等語境因素的影響，那麼這些因素則通過科學家間接滲透了整個科研過程，包括科研成果呈現的方式。即，單從心理學角度上來説，由於語境因素深刻影響着主導科學研究的工作人員，在現實條件的制約下，也深刻影響了科學研究的方式和走向。因此，要正確看待科研成果，就不得不考慮科學研究過程中，包括科研人員在內所涉及的諸多語境因素。

綜上，薩賓以更好地理解、解讀人類心理、行為，進行心理學研究為出發點，逐漸摸索和發展了語境論心理學思想。該思想堅持語境論世界觀，以敍事為具體研究方法，綜合了時間、地點、情節等各類語境因素，認為人的內涵和互動在社會語境和互動中被規定和形成。該思想應用於催眠、心理諮詢等心理學實踐領域，取得良好效果，並擴展至人類學、考古學等人文學科。薩賓對語境論心理學思想的詳細論述，開闊了心理學家看待人類心理、行為的視角，挑戰了機械論傳統世界觀引導下的行為主義研究方法，在心理學內部引起了視角和具體問題研究方法上的範式革新。但與此同時，薩賓的語境論心理學思想部分地誇大了敍事的作用。薩賓的語境論心理學思想強調敍事的研究方法和原則及其在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性。薩賓認為，敍事就是講故事。沒有故事，人類生活和行為就不能被解釋，失去了發生的動機和原因。甚至於，流傳的故事和神話傳説能夠塑型整個社會環境和民族氛圍，據此，薩賓認為故事具有“本體狀態(ontologicalstate)”。［3］然而，薩賓對故事的“本體狀態”既沒有作哲學上的詳細論述，也沒有作本體論層面上的全面闡釋。一方面，如果薩賓故事的“本體狀態”不是本體論假設，那麼從薩賓的論述中，不難發現，薩賓認為正是流傳的各種敍事形式塑造了社會氛圍，進而形成了歷史，換言之，正是敍事塑造了人類生活的社會環境，包括倫理道德、民族性格等。筆者認為，這點過分誇大了敍事的作用，或者説，過分削弱了人類生存的物理語境因素(physicalcontext)以及主體間性的作用，破壞了人類心理、行為的整體語境。另一方面，如果薩賓意在將故事提升至本體論層面，認為敍事通過情節的灌輸潛在或直接決定人類思維方式和羣體意識的形成，進而決定羣體意識，則與語境論世界觀不符。語境論由於不對世界的構成和本源作任何假定，而只關注事件和行為在其語境中的意義，因而是非本體論的世界假設。不論是哪種情況，薩賓都誇大了敍事的作用。語境論世界觀主張的是整體看待。薩賓對敍事的特別強調事實上是從整體語境中剝離出了這個特別的因素，並不斷強化其對任何觀念、行為的作用，甚至於上升至本體論層面。薩賓對敍事的過分偏愛可能使其心理學思想面臨偏離心理學研究領域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