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共同體的衰落與復興論文

摘要：

隨着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以及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導致共同體衰落的因素變得日漸複雜，個體主義思潮的泛濫和消費主義文化的侵蝕是造成公共空間萎縮的重要原因所在。對西方學者關於共同體和社會的研究傳統進行了分析，以探索現代公共生活衰落的根源，試圖發現重建社區共同體的道路。

關鍵詞：共同體；社會；個體化

近年來在政治學、社會學領域中有關“社區共同體衰落”的討論變得非常頻繁，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後果》中提出了“就地點所能嵌入的親密關係而言，社區的確被大大毀壞了”的論斷[1]；費雷德·霍斯認為，是消費社會的市場關係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導致了共同體生活在當前的削弱；保羅·霍普則指出新技術的發展及其廣泛應用，相應地減少了人們社會交往的機會，從而構成了對共同體生活的挑戰[2]。總之，隨着“不確定的時代”的到來，過去那種共同體的親密關係和固定的身份已逐漸消失，在這個背景下，社會公共生活的衰落已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特徵之一。國內外的社會學者、政治學者都熱衷於對這一現象進行理論和實證研究，以探討社會改革之路。

一、關於“共同體”和“社會”的研究傳統。

在社會學發展的初期，有關“共同體”和“社會”的討論就從未停止過。滕尼斯早在1935年就以“共同體”與“社會”兩個概念來表明人類共同生活的兩種基本形式，並對二者作了詳細的比較。他認為，在“共同體”中，人們之間的關係是親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關係，而在“社會”中，人們之間的關係則是建立在目的、利益和彼此分離的基礎之上；“共同體”的主要形式表現為親屬、鄰里和友誼，它們以血緣、感情和有機團結為紐帶；而“社會”的表現形式則是大公司、大城市乃至工業社會，它們是基於規範的制度、公眾輿論和特殊利益聯繫起來的。此外，滕尼斯還從意志類型、意志取向、行動方式、互動表現等方面對“共同體”和“社會”作了區分。

從滕尼斯對“共同體”與“社會”的分析，不難看出他深受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時刻都流露出對“共同體”的執着偏愛。而涂爾干則客觀中立地指出勞動的分工必然會導致社會的分化和傳統觀念的解體。在他看來，“隨着社會變得越來越複雜，勞動開始分化，個體的差異增加，人們能看到這樣一個時期的到來：在同一個人類羣體中的所有成員之間不存在任何共同之處，他們僅僅都是人。在這種情況下，集體的情感竭盡全力依附於這種個體留下的唯一東西，並由此給予個體一種無與倫比的價值”[3]。同時涂爾干認為，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個體不再有一種足以認識現實的能力，人與人之間沒有相當牢固和相當親近的聯繫，這一切使人們感到無所依附，漂浮在空虛之中，成為不真實和無形態的半肉體。

由於支配人們行動的傳統習俗和規範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所以試圖把機械團結社會中所形成的古老集體意識建立在分化社會中的新道德基礎上的願望是不可能實現的。齊美爾也在《貨幣哲學》中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正是在由貨幣所集中體現的現代文化矛盾的影響下，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表現為一種雙重的關係，即個人必須在社會中生活而不能與它脱離，但同時又與社會相對立。社會發展的要求和社會分化的擴大，必然會導致專門化和理性化的發展，由小羣體發展到大羣體，形成由封閉單一到開放複雜多變的社會關係，而複雜多變的社會關係，拉大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從而造成個人對社會的疏遠和異化[4]。

現代化的力量瓦解了傳統的社會秩序和生活方式，在馬克思·韋伯看來，理性化具有破壞傳統的內在動能，“所有的固體都將被熔化為氣體”[5]。理性化提高了現代化的生產效率，但也大大損害了那些曾經為人們帶來生活意義和目標的傳統價值，因此，在韋伯看來，理性化對傳統性的破壞是“我們時代的必然命運”。

烏爾利希·貝克、安東尼·吉登斯等人則進一步指出共同體和傳統受到了“內省的現代化”的進一步削弱。所謂“內省的現代化”是基於這樣一種主張：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越來越擺脱了傳統的約束，人們的行為不再受習俗和傳統權威的.影響與引導，個體擁有了極大的自由，人們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於是，思考被延伸到個體的社會生活之中，“權威”發生了轉向，從“外部”世界轉向了自我的“內部”世界。

總之，現代社會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其基礎是理性的擴展和迷信的退縮。從本質上説，這是一個城市和世俗的世界。這個社會是圍繞各種形式的市場和交換而組織起來的。在這個社會中，最明顯的事實是缺乏新的傳統，沒有穩定的世俗習慣，成員間的密切聯繫被打破。由於這一切，生活在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強烈地感受到了伴隨着共同體衰落所產生的焦慮感以及安全感的缺乏。

二、共同體衰落的根源。

1、全球化的影響。

資本的全球流動所引發的全球化不僅僅只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影響，而且也嚴重影響了人們的集體認同、文化生產、日常生活以及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其中最令人焦慮的問題是全球資本的這種流動使人們的安全失去了保障，使社會、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認同和公共空間都變得不確定和短暫。託尼·布萊爾認為，當前是一個讓人感到非常不安的時期，“伴隨着全球化而來的，就是不得安寧，人們體驗到或正在經受比從前任何時候都更加缺乏的經濟安全感”[6]。

對於普通百姓來説，全球化進程不但給人們的就業預期帶來了更多的不確定性，而且還使人們面對更多的風險和不安全性。因為國際金融市場的變化無常及其本質上的不穩定性，可能會導致人們的儲蓄和資產轉眼間大量縮水。全球化進程的迅猛發展也令人們不得不擔心瞬息萬變的全球經濟有可能使新技術和知識迅速變得落伍。總之，全球化引發了風險社會的到來，也導致了國家將越來越難以承擔其作為公民保護神的角色，因此，每一個社會個體必須要更多地依靠自己來決定未來的生活計劃，以防範可能出現的“風險”。

面對隨時可能降臨的“風險”，不安全感的個體感受加深了當代的個人主義傾向。這必然對地方共同體的衰落和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產生影響。當個體感覺到不可能寄希望於國家提供足夠的福利保障，那麼，他們就可能不願意為國家承擔更多的義務。一旦人們變得越來越獨立，他們就不需要參與公民的共同體活動。這就是鮑曼所言的“當前全球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化時代與過去民族國家時代的差異及其給個體化社會所帶來的系列‘意外後果’。由於資本的流動溶解了現代國家所建構的穩固秩序，使現代生產方式所確定的交往方式和社會關係都發生了巨大轉變”[7]。

在全球化的境況中，流動的現代性強調短暫而不是持續、瞬間而不是長久、實用而不是崇高價值的特徵，它中斷了人們之間聯繫的紐帶，從而使所有人都成為用自己的方式追求保障的單個體。因此，全球化、流動的現代性是呈現個體化社會的條件。但絕大多數已經被個體化的人都無力成為真正的個體，卻不得不面對個體化過程所帶來的後果，因為這些私人化的矛盾和衝突無法轉化為公共事務並通過公共空間來解決。所以，正如貝克所言：“我們生活在一個全球性的，利己主義的，和比我們想象的更道德的風險時代中。個人實現自我和成就的倫理是現代西方社會最強勁的潮流，選擇、決定，成為個人所渴望的自己生活的主宰和自己‘身份’的創造者的個體，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核心特徵”[8]。

全球化不僅導致了“風險社會”的產生和個人主義的盛行，也引發了全球文化趨同現象的出現，這必然威脅着地方文化和傳統的延續。吉登斯指出：“從不同的文化組合中進行重新選擇，汲取其他文化的精華，反思或摒棄本國特定文化傳統強加於人的某些偏見和桎梏。不過，正是由於這種多樣性的選擇，才促進了傳統性的衰落。[9]”經歷了全球貿易覆蓋和工業化洗禮的現代社會，所有的城鎮正在變得越來越相似，銀行、快餐店、商場，展示出相同的廣告，廣告上的商品遍佈於全球各地。總之，全球性的商業文化為人們提供了一套有別於傳統和習俗要求的行為準則，這必然造成包括社區共同體在內的傳統性的進一步衰落。

2、消費主義文化的侵蝕。

鮑曼在考察西方社會轉型的時候指出，消費主義主要體現在對象徵性物質的生產、分配、欲求、獲得與使用上，消費，不僅是一種滿足物質欲求或精神需要的行為，同時還是一種處於各種目的和需要對象徵物進行操作的行為。因此，可以這麼説，在生活層面上，消費是為了達到建構身份、建構自身以及建構與他人的關係等目的；在社會層面上，消費是為了支撐體制、團體、機構等的存在與繼續運作；在制度層面上，消費是為了保障再生產的必要條件。當今的社會是圍繞着消費而不是生產來整合，自我認同和個人慾望的滿足都是通過消費市場來實現的。

鮑曼同時還指出在生產型社會向消費型社會緩慢過渡後，消費市場在人們的生活模式、價值選擇、道德審美和文化認同中逐漸地佔據了主動地位，儘管人們在消費社會具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但消費社會的膨脹不僅吞噬了文化的獨立性，而且還削弱了人們的社會交往能力和意願。

費雷得·霍斯也認為，是經濟方面的原因引起了社會生活或共同體生活在當前時期的削弱。為了維持現有的消費水平，人們不得不在工作上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這必然導致人們能與家人和親友在一起的時間變得越來越少，更談不上有時間參與共同體活動了。

西方不少學者都認同這樣一種觀點：個體化社會出現結構性危機，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包括國家、民族、種族、家庭和社區共同體在內的所有社會關係都受到消費主義的侵蝕，從而導致傳統的集體認同流向自我認同。人們所追求的自我實現和自我提升，也因廣告的刺激，而體現出高度的個人主義色彩。

當然，我們不能過分誇大消費主義文化對社會共同體生活的影響，因為我們每一個個體在日常生活中都扮演着多重角色，消費的角色只是其中一種，但是在人類步入消費社會後，我們的所有日常需求都要通過“消費”來滿足，而且當人們失去了傳統信仰，將一切快樂的滿足和希望的實現都寄望於消費過程中時，我們就不能不説，消費主義文化正在消解傳統的社區共同體文化。

3、新技術的發展。

新技術的發展與運用是共同體生活所面臨的另一個重大挑戰，尤其是它對工作與休閒方式的影響。

電視、電話、網絡等新電子技術的最新發展，改變了人們的工作與休閒娛樂方式，突出了以個人為中心的行為方式，減少了人們參與地方共同體生活的直接需求。

烏爾利希·貝克認為：“電視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對話，減少了人們的社會參與性。它改變了人們交流、體驗與生活的傳統環境。每個人都處於孤立的狀態，即使在家庭中也是如此，甚至當大家聚集在一起的時候，也是無言以對。我們將要變成一羣孤獨的遁世者。[10]”此外，其他新技術的發展及其廣泛應用，也相應地減少了社會互動的機會。私人轎車變得越來越多，必然會減少人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機會，而且，新技術帶來越來越多的“自助服務”，網上訂購、電話訂購都大大減少了人們相互交往的機會。總之，當今的技術發展，不僅能夠讓人們居家工作與購物，還可以讓人們在家裏體驗自娛自樂。人們的生活、工作與休閒娛樂越來越個人化。當然，網絡技術的發展，為人們提供了建立虛擬社會關係網絡的可能性。跨越國界與地區的網友、網戀都建立在通信技術的發展基礎上，甚至有調查數據表明，人們更樂於在網絡空間中交往。而網絡在建立虛擬社會關係的同時也大大減少了人們面對面的溝通和交流，由於缺乏共同體生活的體驗，人際之間的交往和誠信關係則必然會處於較低的水平。

而且在社會資源不斷衰減的狀況下，人與人之間的友情關係以及其他人際關係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脅。個人間以及個體與社會間都處於一種疏離的狀態，這種相互疏離的狀態既使個體感覺到自己是一個身處危險世界的外來者，缺乏安全感，同時也使個體在內心築起了心牆，加強了對於他者的防範意識，併為此承付更多的防範成本。

三、關於共同體主義的幻像。

鮑曼認為，現代西方學者習慣於把共同體與温馨、舒適的場所密切聯繫起來，這是由於近代以來的社會政治變遷一直遵循“叢林法則”的殘酷無情，使得擁有自由的人們喪失了“禮儀社會”中親密無間的信任關係，所以有部分人開始仇視現實社會，而誇大傳統共同體的温馨、美好。於是在學術界就產生了“共同體主義學派”和“自由主義學派”的分野。

共同體主義學派以麥金太爾、桑德爾、泰樂、沃爾澤等人為代表，他們強調共同體的整體價值，認為個體對共同體的權利、義務和責任不是外在工具性的，而是內在實質性的，同時，在一定共同體內，個人的好生活高於正當的自由生活。但是共同體主義學派的觀點遭到了鮑曼的猛烈抨擊，他認為，我們懷念共同體是因為我們懷念安全感，但是我們棲息的這個世界，又無法給我們提供安全感，甚至不願作出承諾。

於是我們繼續夢想安全感，繼續努力，但不斷失敗。不安全感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因為我們已經陷入了一個取消控制、靈活多變、充滿競爭和普遍存在着不確定性的流動的、不可預料的世界。

在這個靈活多變的世界中，個體自由獲得充分的解放，傳統共同體必然遭到質疑和摒棄，現代的個體化進程是以提升個體的自由來換取確定性保障的。共同體共享的規範與自我主張、自我建構的個體自由之間存在着衝突，要獲得某種價值就必須捨去正在使用的價值。另外，在全球化的衝擊下，在充分享受消費自由與技術發展帶來舒適生活的同時，深受不確定性和風險煎熬的個體逐漸開始嚮往温馨穩定的共同體，人們試圖寄希望於共同體，以在享受自由的同時規避自由所產生的“意外後果”。鮑曼指出，這就是共同體主義的幻像之所以能夠風靡一時的原因。而鮑曼認為共同體主義只不過是人們在擁有完全的消費自由之後陷入孤獨和不穩定狀態中的一種幻象，是自由與安全失衡後的一種心理反應。

因此，共同體主義者試圖強調地方共同體的重要性，通過反對自由主義來消除個體化社會化中的個體困境。不管共同體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爭論哪一方的論據更充分，無法迴避的現實是傳統的結構、體制和規範的消退。這種消退一方面為生活在城市中的個體帶來了極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因個人主義的盛行而造成了公共生活與個人生活之間的割裂狀態。團結的消亡、價值的貶損、權利取向的享樂主義等等現代性特徵正在暗中削弱着傳統共同體的力量，人們正面臨着傳統的社會秩序和生活方式的逐漸瓦解，個體間社會聯繫的持續弱化和社會紐帶的逐漸鬆弛，社會信任的缺失和傳統道德體系的崩潰等等問題。總之，現代社會中的個體越來越專注於自己的個人生活，這就必然要以公共生活的喪失為代價，共同體必將處於長期的危機狀態中，而關於共同體的各種主張在面對現代性挑戰之時卻也無力自救，只能成為一種美好的人類願景。

四、“脱域”共同體的興起。

社區作為地域性社會生活共同體在現代城市社會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弱化，對此，涂爾干指出，與地域羣體、地方觀念衰落同時產生的是一種作為“替代物”的次級羣體。這種次級羣體的形成伴隨着現代社會制度發展中的“脱域”機制的建立以及“脱域”共同體的興起。所謂“脱域”，指的是社會關係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脱離出來”[11]。

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和網絡通訊技術的發展，“脱域”機制已經逐步地將人們的社會關係從它們所處的特殊的地域“情境”中提取了出來。阿爾布勞指出，今天的社會科學家與其將注意力放在已經對人們的生活沒有實質性意義的地域性的所謂社區（互不相關的鄰里），還不如來關注雖可能延伸到全球卻依然與具體個人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個人切身的社會環境[12]。

各種超越地域範圍的社會組織或者社會團體的形成都標誌着現代社會“脱域共同體”（disembededcommunity）的興起，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以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為代表的國際組織，在推動“共同體”的復興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對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地方治理狀況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以高效的全球治理網絡來解決發展中國家面臨的貧窮、失業、社會失範、環境惡化等公共問題。世界銀行通過每年的研究報告向全世界發佈該機構對社會發展趨勢的認識和判斷。經合組織也先後啟動了“民主治理”、“治理網絡組織體系與地方發展”等計劃。

總之，這些“脱域共同體”的形成，一方面推動了現代意義上的“社會”或者説“市民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形成了可以向個體提供幫助以及個體可以依靠的專家系統。正是通過“脱域共同體”，個體形成了對於“個人切身社會環境”的判斷。

崔衞平教授曾以《我們不願做“原子化的個人”》為題表達自己對於復興傳統和社會共同體的願望，她説：“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找不到與他人‘團結一致’的感覺了。我們都是阿倫特所説的‘原子化的個人’，因為離開共同體而從‘根’上開始枯萎。”[13]以個體為本位的現代社會只意味着個體與所屬的羣體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並不意味着個體不再需要羣體或不再存在羣體。保羅·霍普説：“共同體是人類的一種基本需要，它所構成的自足系統可以滿足人類的合羣尋求，並讓人類能獲得一種歸屬感。[14]”因此，在現代社會中，次級羣體作為一種社會聯結形式，與地域的關聯性雖不如前現代社會那麼明顯，但“脱域共同體”的出現不但反映了在個體與社會這一張力之下尋求新的生長點的可能，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傳統共同體的消解所帶給人們的不安全感、孤立感。

五、結語。

總之，在日漸個體化的現代社會，我們已無法回到傳統社會，但是在肯定現代社會個體化發展的前提下，我們需要在確認個體與社會之張力基礎上展開對共同體的重新思考，並重新建構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倫理規範和關於共同體的價值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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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崔衞平。我們不想做“原子化的個人”[J]。新聞週刊，2004（10）：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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