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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説口號癖

話説口號癖

眾所周知,我們中國人是大善於喊口號的,我們不妨稱之為“口號癖”。據説這個癖好也是由來已久的。即如古人伐檀,也沒忘記來上一段“坎坎伐檀兮”的。這是最原始的口號。漸漸地,人們便發現,喊着這樣的口號去伐檀,倒確是有勁頭得多,口號於是乎就大行其道了。青天大老爺升堂,會在背後懸上“正大光明”、“明鏡高懸”之類的匾額。當然,究竟是否做到了,只有他自己知道。但這也不失為一個極響亮的口號,所以幾千年來懸之不懈。地方官員向百姓做什麼承諾,會叫出“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之類的口號,並且多半都是會大博百姓的喝彩的。但這樣的口號説得不少,聽得也不少,真的回家賣紅薯去了的,卻實在沒有幾個。漸漸地,百姓對這口號本身也就不怎麼地信奉了,後任者再那麼喊叫的時候,喝彩也就不怎麼熱烈了。“紅薯”者,有的地方稱之為“苕”,是專罵人冒失愚蠢的代名詞,其實這官員正是把百姓當作“苕”給賣了的。

話説口號癖

這麼説也許會被激進的愛國者——我們中國現在正多這樣的人——所指,因為有這樣的口號癖的實在不僅僅只是我們中國人。這大概是真確的。人類的共同的一大特點就是會偽裝自己;而口號正是人類偽裝自己的極好方法,又不用花什麼本錢,只需小小地張一下自己的金口,自然有人感動流涕,真是何樂而不為耶?但就我本人的意思,我還沒發現有其他的哪個民族像我們中國這般熱中於喊口號的。上至於政界高要,下至於販夫走卒,喊口號差不多是生活的一大部分,少了口號則不成其為生活似的。

其實呢,關於口號——在很大的程度上,“空談”二字幾乎可以算得“口號”的代名詞——究竟能給喊口號的個人帶來多大的信譽度,我是很懷疑的。一直以來都覺得,口號本身就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思。——雖然這個類比並不怎麼地貼切——因為“此地無銀三百兩”本身就是一個蹩腳的口號。小時候看地方電視台的電視劇,在某某會議上,通過了某個決定——好比搞什麼工程建設之類的——,就見到某某領導器宇軒昂地宣佈要在這工程開始之前先將某個口號打出去。一見到這樣的情況,立馬就覺得這領導並不是個什麼好鳥。以後在劇情的'發展過程中確也漸漸發現了這領導確實不是個好鳥的。一個小孩子都能夠準確地預言出來發口號者是不是好鳥,這不能不説是口號政策的極大失敗。然而遺憾的是,這樣的口號政策,在我們中國,尤其是中國的官場上是歷久不衰的,直到今天還有愈演愈烈之勢,不論坐立行走,皆可隨處發現。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現在的某些領導與古時將百姓當作“苕”給賣了的官員們正是一個孃胎裏出來的。

為中國計——至少是為了這官員本身的信譽度計——我以為這樣的口號政策還是早日結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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