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鑑賞之文學特殊性

寫小説以切身感受的事為題材，這有什麼特殊的呢?現在凡是寫小説的人，哪一個不是這樣做的呢?除非他寫的是歷史小説、武俠小説、科幻小説或者童話故事之類。是的，這在今天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可是回顧中國小説發展的歷史，就發現後來的小説是在以前的史傳文學、筆記小説、民間傳説以及各類話本的基礎上逐漸成長、發展起來的。因此，我國傳統小説，尤其是長篇小説，總是在述説前人的故事，或取材於史書，或據傳説演繹;即便有取自當代社會的，也多為奇聞軼事之類，則屬不相干者在説他人的故事。所以，小説是小説，作者是作者。讀者、評論者也只看小説寫得如何，卻沒有人去關心小説的作者。因為誰都知道，無論是羅貫中、施耐庵還是吳承恩，都與諸葛亮、宋江、孫悟空拉不上任何關係。《紅樓夢》則不然，它是在作者親見親聞、親身經歷和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切的生活素材基礎上創作的。這在中國古典長篇小説史上還是第一次。從這一點上説，它已經跨入了近代小説的門坎。

但有一點必須説清楚：我們説曹雪芹以自己感受最深的事來作為創作小説的題材，並不等於説《紅樓夢》中描寫的那種風月繁華生活，就是曹雪芹自己經歷過的生活，或者説曹雪芹也曾有過像賈寶玉那樣的“富貴閒人”的經歷。--這是迄今為止許多《紅樓夢》研究者認識上都還存在着的誤區。説誤區，是因為這不符合史實。曹雪芹親身經歷過的只能是《紅樓夢》80回後賈府事敗被抄沒後可能有的那種生活;至於前半部所描寫的種種繁華盛況，只能屬於他的“親見親聞”。

為什麼這麼説呢?我們不得不在這裏插上幾句曹雪芹的生卒年問題。我完全贊同梅節先生最能令人信服的説法：曹雪芹死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春天(詳見其《曹雪芹卒年新考》，原載《紅樓夢學刊》1980年第3期，後收入梅節、馬力：《紅學耦耕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xx年版)。這和“癸未説”的公元紀年相同。至於“壬年除夕”(早一年)四字，那是畸笏叟批語“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之下所署的時間。同年他尚有“壬午春”、“壬午季春”、“壬午孟夏”、“壬午九月”、“壬午重陽”等數十條批語。甲申春，敦誠寫過兩首《挽曹雪芹》詩，其中一首有兩稿，一曰“四十蕭然太瘦生，曉風昨日拂銘旌。”一曰“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這是可確定曹雪芹生卒年最可靠的材料。理由有三：①寫輓詩是不可以將死者的歲數減少的。若雪芹活了四十幾歲，而只舉其整數四十，是完全不合適的'。説四十就只能是四十。②死者的年齡，活着時可能連好朋友都搞不太清楚，但死了就清楚了。因為那時要發訃告，要將享年書於“銘旌”。所以此時提到死者的年齡是最可信的。③輓詩寫了又改，但前後兩稿別的話都有改換，獨獨起頭“四十”二字不改，更説明這“四十”不是隨便寫下的大約歲數。卒年和享年既可確定，從1764年上推40年，曹雪芹應生於1724年，即雍正二年便無問題。這與周汝昌先生考定的生年一致。雪芹出生時，伯父曹?病故(1715)已九年;祖父曹寅病故(1712)已十二年。朝廷下旨抄曹?家是雍正五年底，執行在六年初，同年曹氏家人便遷回北京，靠撥還崇文門外蒜市口少量房屋度日。其時，雪芹才四、五歲，還是個學齡前的幼兒，當然不可能有過風月繁華的生活經歷。若説到了北京後，曹家漸中興了，後來又遭第二次抄沒，才徹底敗落的，這實在是既無可能性也沒有任何史料依據的揣測。

作這樣揣測的人，與主張曹雪芹是曹?遺腹子曹天佑或者總想雪芹能活到四十八、九歲的人一樣，他們大概都卡在兩個問題上了：一是曹雪芹如果沒有風月繁華生活的親身經歷，就寫不出《紅樓夢》來;二是小説中的賈寶玉就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所以總想讓曹雪芹有機會過上一段那樣的生活。可是事實上，從雪芹懂事起，曹家已經敗落了，大觀園裏的怡紅公子的那種富貴悠閒生活，他連一天也沒有過過。

那麼，《紅樓夢》又是怎麼寫出來的呢?

曹雪芹隨家人回北京後，在他成長的歲月中，曹寅、曹兩代孀婦即其祖母、伯母，以及父母輩、親友、家人(撥還曹家少量房屋時，還發還家奴三對)等，毫無疑問地會常常繪聲繪色地給他講述家中昔日的盛況，在這位天才的幼小心靈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從而激起他無比活躍的想象力，令他時時神遊秦淮河畔老家已失去了的樂園。直至二十多年後，他仍會忍不住向友人説起先祖當年榮華富貴的盛況，説得又是那麼具體生動、有感情，彷彿曾身臨其境，竟使比他年輕得多的敦敏、敦誠兄弟誤以為那些風月繁華的盛事是雪芹早年自己經歷過的事情，所以有“秦淮風月憶繁華”(敦敏《贈芹圃》)、“廢館頹樓夢舊家”(敦誠《贈曹雪芹》)等詩句;更笑話的是還説：“雪芹曾隨其先祖(曹)寅織造之任。”(敦誠《寄懷曹雪芹》詩“揚州舊夢久已覺”句原注)其實，雪芹要真能回憶起他祖父曹寅時的種種盛況，那就非得再早出生二十多年不可。

由於雪芹祖上幾代人與皇家的特殊親近關係(如其曾祖母孫氏曾為康熙的保母，被誥封一品太夫人;曹寅少年時即近侍康熙，一直都是親信)，曹家在京城跟高層有姻戚關係或世交舊誼者必不少，尚為孩童的曹雪芹是可毋須避嫌地被人領着進那些豪華的大宅深院的，這會使他增長見識和加深感受。此外，宗室貴族中由往昔的玉堂金馬，現如今的陋室蓬窗的升沉變遷，雪芹所見所聞一定也多。這些都會深刻地影響他對政治、社會和人生的看法，也給他後來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都來眼底復心頭，辛苦才人用意搜。”(永忠《吊雪芹三絕句》之三)曹雪芹把廣泛蒐羅所得的素材，結合自己家庭榮枯的深切感受，加以醖釀，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一部描繪風月繁華的官僚大家庭到頭來恰似一場幻夢般破滅的長篇小説構思，便這樣逐漸地形成了。

所以，《紅樓夢》寫的不只是一家一事一人，它不是自傳體小説，也不是小説化了的曹氏一門的興衰史。雖然在小説中毫無疑問地融入了大量作者自身的見聞、經歷和自己家庭興衰變化的種種可供其創作構思的素材，但作者蒐羅並加以提煉的素材的來源和範圍，都要更廣泛得多。作者的目光和思想，更是從幾個家庭擴展到整個現實社會和人生。《紅樓夢》是在現實生活基礎上最大膽、最巧妙、最富有想象力和創造性的藝術虛構。所以它反映的現實，其涵蓋面和社會意義是極其深廣的。

賈寶玉常被人們視為作者的自我寫照，以為曹雪芹的思想、個性和早年的經歷，便與寶玉差不多，甚至以為曹雪芹也自幼愛弄脂粉釵環，愛吃女孩兒嘴上的胭脂。其實，這是很大的誤會。兩者的生活環境、貧富條件完全不同，其意識和言行也不可能處處相似。當然，作者確有將整個故事透過主人公賈寶玉的經歷、感受來表現的創作意圖，所以虛構並撰寫了此書的“石頭”亦即”通靈寶玉”伴隨寶玉入世，並始終掛在他的脖子上，以示書中的一切“離合悲歡，興衰際遇”，都是作者自己的見聞和感受，並非任意編造。同時，也必然在塑造這個人物形象時，運用了自己的許多生活體驗，注入了自己的某些思想觀點，但這畢竟與作者要寫自傳或照着自己來寫賈寶玉是兩碼事。發生在賈寶玉身上的事和他的思想性格特點，也有許多根本不屬於作者。

賈寶玉是曹雪芹提煉生活素材，綜合和強化某些典型性格特徵後，成功地創造出來的全新藝術形象。如果找人物的原型，無論是作者自己、他的叔叔或別的什麼人，只怕誰也對不上號，因為實際生活中並不存在這樣的一個人。脂硯齋是熟悉曹家和雪芹自幼情況的，連他也看不出寶玉究竟像誰，他説：

按此書中寫一寶玉，其寶玉之為人，是我輩於書中見而知有此人，實未目曾親睹者。又寫寶玉之發言，每每令人不解，寶玉之生性，件件令人可笑，不獨於世上親見這樣的人不曾，即閲今古所有之小説傳奇中，亦未見這樣的文字。……合目思之，卻如真見一寶玉，真聞此言者，移之第二人萬不可，亦不成文字矣。(第十九回脂評)

這是文學作品中典型性格創造理論在我國出現之前，最準確、最生動的描述。可知，賈寶玉形象完全是曹雪芹創造出來的，猶魯迅之創造了阿Q。

其他如林黛玉、薛寶釵也是這種情況。脂硯齋説：“釵、玉名雖二個，人卻一身，此幻筆也。……故寫是回，使二人合而為一。”(第四十二回脂評)“合而為一”是指“蘅蕪君蘭言解疑癖”一回中釵、黛釋疑和好了。此話無論正確與否，也無論你是否同意他那樣解釋釵、黛之間的關係，有一點卻不可否認：即熟知雪芹生平情況的脂硯齋，也不認為生活中實有此二人，書中寫成二人，只不過是作者的“幻筆”。這也足可證明釵、黛也不是按生活原型實寫的，而是藝術虛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