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高考作文素材：談讀書

經典閲讀的三種境界

上世紀80年代，經歷了“黑色的七月”(其時中學生對高考的形象比喻)的艱難拚搏，我有幸成為西南交通大學的一名本科生。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大學校園中，最吸引我這個農家子弟的去處莫過於社科系資料室(今政治學院信息中心)。資料室的幾位老師見我如此痴迷於讀書，便特許我可以隨時前往閲覽豐富的藏書和報刊資料。於是，懷着無盡的感念，我擁有了一段心無旁騖、博覽羣書的寶貴歲月。讀書，留給我的是難以名狀的心靈的充實、豐饒與幸福。

當然，坦率説，年少輕狂之時，讀書少了一些章法，其情形大抵屬於自發而非自覺。古語云：“登高自卑，行遠自邇”，閲歷，於人是相當重要的。記得南宋詞人蔣捷有一首《虞美人·聽雨》，説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賬”，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 ”，暮年“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同樣是聽雨，人生各個階段的體驗如此迥異，閲歷使然也。清代漲潮所著《幽夢影》中説：“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台上玩月。皆以閲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誠哉斯言!歲月如歌，風過無痕，飄忽二十餘載後，豐富的人生閲歷與歲月積澱讓我對讀書有了一些新的認識，特別是對於“讀書宜讀經典”的命題產生了高度認同。

所謂“經典”，古今在內涵上是有差別的。中國傳統社會中，“經典”曾被賦予了神聖的色彩。《爾雅﹒釋言》説：“典，經也;威，則也。”郭璞注：“威儀，可法則。”(《十三經注疏》)由此可見，經即典，典即經，只有那些能為人們遵循、持守的文字文本才有資格稱為“經典”。又據許慎《説文解字》：“經，織縱絲也。”即是説，“經”的原初含義為絲織物的縱絲，據川籍學者楊乃喬先生分析，“經”後來逐步演化為一種話語權力的象徵，成為生命主體“立言”的文本形式(《東西方比較詩學——悖立與整合》)。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紛紛稱自己的立言文本為“經”(如《墨經》、《道德經》之類)，也不難理解何以宗教文本也通常冠以“某某經”的稱謂(如《聖經》、《古蘭經》、《金剛經》之類)。

現在所謂“經典”，其內涵比之古義顯然寬泛了許多，大體上指那些歷久不衰甚至歷久彌新的典範性傳世作品。

據個人愚見，相對而言，經典閲讀可以有三種境界。

經典閲讀的第一種境界是“開卷有益”。顧名思義，就是隻要多讀好書，自會收穫良多。三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説：“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認為：“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透，數學使人精細，物理學使人深沉，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使人善辯。”(《論讀書》)的確，讀書尤其是經典閲讀乃一個人成長進步的重要階梯。

閲讀可以養心。宋代王禹偁在《黃岡竹樓記》中描繪自己“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辦公之餘而焚香默坐讀《周易》，人生一大快事，養心也。

閲讀可以明理。如《曾文正公家書》中所言：“不願子孫為大官，惟願為讀書明理之君子”，此種叮嚀，大有深意。

閲讀可以長才。杜甫詩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徑言博覽羣書對於增長寫作才能的絕佳之處。

閲讀可以益智。《論語》中記載孔子對學生語：“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這是一位博學練達的老師對弟子們的殷殷叮囑，講盡了讀書可以增加知識與智慧的種種好處。

一言以蔽之，書中自有黃金屋，腹有詩書氣自華!只要肯於經典閲讀，勤於經典閲讀，自會不斷豐富知識，積累學養，收穫學識。

蘇東坡有詩曰“詩酒趁年華”，實際上，經典閲讀亦須趁早。對於風華正茂的莘莘學子來説，經典閲讀可以早一些為自己打好學問的根基。古人講“入門須正，立意須高”，我以為，在大學階段宜通過經典閲讀，側重於打好文史哲的基礎(尤其是對於文科大學生)。

哲學是思維的體操，不僅可以澡雪精神，滋養生命，而且能夠增強人的思辨能力。哲學閲讀尤其是西方哲學閲讀，對於思維的訓練太重要了!我們治學、撰寫論文，須臾離不開邏輯思辨。前兩年，我曾經提倡自己任教班上的大學生讀點西方哲學著作，最低限度要讀一下《西方哲學史》(羅素、梯利著述的版本皆可)，用意即在於此。遺憾的是，很多同學告訴我：“老師，西方哲學太難讀了，讀不下去啊!”我頓時無語，只有徒喚奈何。如此輕言放棄，恐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孟子語)。

文學不僅直指心靈世界，同時還會給我們帶來彌足珍貴的語言修養。數學大師蘇步青先生嘗言：“數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而語文不僅是社會科學的基礎，而且是一切科學文化的基礎。”(轉引自《中國青年報》2013年2月1日)此言不虛!我以為，蘇先生把語文置於“社會科學、科學文化之基礎”的高度，恐是對語言表述能力重要性的洞察吧。記得當年自己攻讀文學博士時，導師不容商量地要求我們啃讀儒家經典《十三經》，還親自在課堂上抽查督導我們背誦《文心雕龍》《詩品》《文賦》等文學理論經典名篇，無論齒序長幼，一個也不放過。當其時也，我等同窗皆苦不堪言，怨嗟不已。歲月不居，光陰流水般逝去，而今事過境遷，當腦海中時常飄過“每一顧而掩泣，歎君門之九重”“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等名句，張口即可成誦大段文字如“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頓然領悟了導師的用心良苦，既使我們用看似最笨拙的背書方式增長了經典知識，同時也讓我們平添了許多語言修養，其功可謂大矣!事實上，許多經典作品是需要背誦的。這正如朱自清先生所主張的，與其瀏覽萬首唐人詩，不如熟記唐詩三百首。僅僅是一般性的瀏覽，俗稱“過目不過腦”，很容易流於“淺閲讀”而走向空疏。老一代學人有背誦的傳統，像胡適先生11歲之前背完《四書》《五經》，茅以升先生少年時代背過《古文觀止》中的大量名篇。這些閲讀方式對我們恐怕不無教益吧。

史學修養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魯迅先生説：“歷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指示着將來的命運。”(《華蓋集》)以史為鑑，鑑古知今，前賢已有定論，自不消説。而對於治學來講，我們也是任何時候都離不開歷史視野，離不開時間維度(還有空間維度)的。你做橋樑研究，那就須通曉橋樑建造史。你做國人價值觀研究，當然要先圈定歷史範疇，是古代、近代還是現當代?歷史界定必須嚴謹，否則就淪為抽象空談了。當今一位研究中文的知名教授説，中文系其實也是歷史系，對於學習中文的學生，最重要的功夫是史學的功夫。此種論斷是很有幾分道理的。

經典閲讀的第二種境界是“雕精達博”。如不能雕精達博，學問便如浮萍無根，難以致遠，難現大氣象;根深則枝繁，根深則葉茂，此千古不易之理也。中國傳統文化有教人“苦讀”的傳統，像“頭懸樑，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學向勤中得，螢窗萬卷書”之類的倡導多多，難以盡述。我以為，這恐怕不僅僅是勤奮向學的泛泛提倡，某種意義上也是對進入雕精達博之境的微妙提示。所謂“讀書當求快樂，苦讀大可不必”之論，我不敢苟同。如民諺所説：“不經一番寒霜苦，哪得梅花撲鼻香”，經典之作尤其是中華元典、西方哲學經典向來難讀，這種高頭講章若非下一番苦功夫，如何能洞徹其中奧妙?以愉悦、快樂為追求目標，在“開卷有益”的閲讀層面上是可以的，但想進至“雕精達博”的境界恐怕難矣!我校傑出校友茅以升老校長曾將治學祕訣歸納為十六字：“博聞強記，多思多問，取法乎上，持之以恆”，認為欲使學問精熟，非“博聞強記”、“持之以恆”則無以收其功。事實上，茅老於中華元典功底紮實，於橋樑專業功夫了得，恐怕皆因苦讀、精讀以及勇猛精進所致。據校史載，茅老念五年橋樑專業本科期間，留下了多達1000萬字以上的讀書筆記，當是辛勤讀書的明證。歷盡此番寒霜苦，方得脱胎換骨身!茅先生也因而具備了主持修建中國第一座現代化錢塘江大橋的學識資本。試想，如果經典盡如美國大片那般刺激感官、愉悦動人，如“心靈雞湯”一樣賞心悦目、玲瓏可人，則我校不必提倡經典閲讀而徑直名曰“圖書閲讀”可矣。眾所周知，王國維先生乃大學問家，民國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嘗讀德國大哲學家康德的著作，讀一遍，未懂;讀兩遍，仍覺深奧難入;讀三遍，方有一些感覺。以先哲之聰慧睿智，尚且有此艱難，足見經典閲讀並非易事。民諺所謂“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以為，大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太史公司馬遷語)的經典都須下一番苦功夫，一讀、再讀、數讀，方得窺其門徑，進而登堂入室，識得廬山真面目。我們今天讀書，太容易舍難就易、淺嘗輒止，太過於強調實用致用、立竿見影了。如果讀書只滿足於當下的愉悦而不注重分析、綜合、系統化，不僅思想難有高度、深度和寬度，所獲知識恐怕也很容易像網絡資訊那樣淪於即刻性和碎片化的。

又有人可能會説：“經典閲讀倘若不求實用，那還有什麼讀的必要呢?”這種問題，我以為實乃似是而非。朱自清先生曾説：“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裏，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經典常談·序》)退一萬步講，我們究竟以什麼為依據來判斷“有用”、“無用”呢?須知，任何事情均應辯證地、歷史地、具體地而不能抽象地看待。此時無用，彼時有用;此地無用，彼地有用;並非只有當下直接用得上才算是“有用”啊。《老子》中講：“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莊子》中講：“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經典於個體生命的“有用”與“無用”，很大程度上是在具備了豐富的人生體驗，經過歲月的淬鍊之後方得知曉的。開國領袖毛澤東青年時代曾有“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毛澤東早期文稿》)之語，曾文正即晚清重臣曾國藩(諡號“文正”)，湖南湘鄉人氏。《清史稿》中評其曰：“國藩事功，本於學問”，意思是説，此公偉大的事業乃是源於紮實的學問。為何修史者不講曾國藩事功“本於智慧”、“本於睿智”之類而偏説他“本於學問”呢?其實，古今以大業而名留青史者燦若星辰，難以勝數，但當得起“以學問而致事功”者，恐怕就寥寥無幾了。“學問”一詞，在今日語境下既指書本知識，亦指實踐知識，於曾國藩而言，其學問之本在於博覽儒道經典，這是確鑿無疑的。據《清史稿》中記載，這位曾文正公“天性好文，治之終身不厭，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師。其論學兼綜漢、宋，以謂先王治世之道，經緯萬端，一貫之以禮。”“嘗取古今聖哲三十三人，畫像贊記，以為師資，其平生志學大端，具見於此。”凡此種種，説明曾國藩於經典是下過一番雕精達博功夫的，加之以豐富的實踐歷練，因而學養豐厚，學識過人。試想，如果曾國藩每讀一本書都預先追問一下是否有用，靠着貌似“當下有用”的淺顯判斷去功利性地讀書，那他如何能構建起自己的學問體系，進而依憑博大精深的學問而致事功呢?

經典閲讀的第三種境界是融會貫通。這裏所説的“融會貫通”,可以從兩個層面去理解：一是追求各類知識的融會貫通，也可稱之為“圓融通透”;二是注重知行合一，在行中知，在知中行，即是自覺追求理論書本知識與人生社會實踐的有效融合。無論如何，對於青年學生，我以為主要還是應在第一個層面下功夫。眾所周知，有“中國航空航天之父”美譽的錢學森先生在生前曾直言不諱地提出對我國教育的追問(即“錢學森之問”)，錢先生感慨“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之問”發人深省!當代中國教育到底怎麼了?難道今人聰明才智確乎不如前人，以致於又須像清代名士龔自珍那般大聲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當然不是!事實上，仔細推究民國時期大師們的求學與治學特點，我們便會發現，他們的路子頗異於今人。簡言之，大師們走的是“融會中西、貫通古今”的路徑。胡適、魯迅、陳寅恪、梁啟超、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湯用彤、錢穆、唐君毅等等，每一位學界達人都是“兩腳踏中西文化”，於中華元典精熟於心，於西方學問不在話下，可以説盡窺東西、古今文化之堂奧。而民國時期的工科人才，即以我校老一代校友為例，如竺可楨、茅以升、黃萬里等諸學長均是文理交融，國學、西學功底了得，作詩、為文樣樣精通。我曾應邀在成都七中育才、七中嘉祥為中學生朋友們演講，當孩子們從我這裏得知，已存在於初中語文課本數十年之久的經典範文《大自然的語言》《中國石拱橋》，出自我校校友竺可楨、茅以升先生之手時，無不震驚於老一代工科大師們的人文功底和語言修養。可以説，民國時期的學界達人們之所以那麼得出彩、出色，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他們具有融會貫通經典的高超本領!謹再以一份毛澤東青年時期在湖南一師讀書時的部分書目為證：

中國書籍：“四書”、“五經”、《御批通鑑輯覽》《韓昌黎全集》《昭明文選》《資治通鑑》《讀史方輿紀要》《楚辭》《漢賦》《史記》《漢書》、唐宋古文、宋明理學;

西方書籍：《原富》(亞當·斯密)《物種原始論》(達爾文)《天演論》(赫胥黎)《羣己權界論》(約翰·穆勒》《民約論》(盧梭)《羣學肄言》(斯賓塞)《法意》(孟德斯鳩)《倫理學原理》(泡爾生)。

由上述這份書單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曾下功夫於經典閲讀，其讀書熔中西文化經典著作於一爐，凸顯出“融會貫通”的鮮明特點，堪為前輩學人求學治學的光輝寫照。

當然，為學既重知識積累，同時也講究“學養”，講究“學識”。學問不能僅僅侷限於經典閲讀。孟子提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培根則説：“知識本身並沒有告訴人怎樣運用它，運用的智慧在於書本之外。”(《論讀書》)我以為，這其中存在一個“轉識成智”問題。轉識成智的基礎在於對經典、對書本知識的日積月累，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欲收轉識成智之功效，則有賴於豐富的實踐和閲歷。打一個淺顯的比方，你問一位幼兒園小朋友“什麼是愛情”，他一定會給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道理很簡單，小朋友還沒有這方面的閲歷呢!經典閲讀的“融會貫通”境界，同樣也要藉助於經驗世界、人生實踐中的自覺昇華。

近年來，在《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看到兩篇長文。現部分摘錄於此：

2009年，課題組對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央戲劇學院在校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中關於母語能力的測試內容主要涉及一些常用漢字的辨識、常用詞語的選擇，結果是：在319位被測試的大學生中，測試成績在70分以下的達68%，60分以下的佔到30%。此外，課題組還對中國人民大學“大學漢語”課的部分學生作業進行了分析，並抽查“給導師的自薦信”作業74份，抽查結果是：49份作業存在行文格式問題，佔總數的66.2%;64份作業存在表達語氣與自薦信要求不符的問題，佔總數的`86.5%;語法方面的問題就更為突出，74份作業都或多或少存在搭配不當或虛詞誤用等語法問題。(《光明日報》2011年1月11日)

北京大學微電子學研究院教授張海霞手裏的理工科大學生的文稿，寫通順了的沒有幾篇，她越看越生氣，“這語文都怎麼學的?!”……張海霞教授是中國大學生物聯網創新創業大賽的發起人之一。2013年1月中旬，她與編輯討論將2012年中國大學生物聯網創新創業大賽的學生獲獎作品結集出版《奇思妙想的物聯網》(第二輯)。每組獲獎學生需詳細介紹自己的作品。她越看越覺得不解，“都不要説錯別字、用錯詞和標點符號了，通篇語言混亂、邏輯不清、前後矛盾、圖文不符、口語化……一篇4頁的文章，能夠寫通順的，佔到全部稿件的1/3就不錯了!”最後，70%的作品被要求重寫。張海霞説，理工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幾天前，她的一個碩士生把實驗設備弄壞了，她讓這位研究生詳細記錄事故發生的經過，結果，發來的2頁事故報告格式混亂、語言不通，讓她不忍卒讀。她甚至還因此斃掉過一篇博士論文，“也是像這樣的，我實在不能忍，100多頁，我每一頁都給他改了。” ……她憂心忡忡：“我們的孩子不僅不會用筆寫字，連用漢字寫文章、説話都成了問題，這難道不是我們的恥辱嗎?” (《中國青年報》2013年2月1日)

顯然，這兩篇文章的主旨在於強調語文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我們可否跳出“就語文教育談語文教育”的命題，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即經典閲讀的視域去反思和追問一下呢?當年那些飽讀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的民國學人們，可曾需要為遣詞造句、語法修辭之類事情而苦悶不已，輾轉反側，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事實上，重讀竺可楨學長的《大自然的語言》和茅以升學長的《中國石拱橋》，我們依然能強烈地感受到先賢文化功底的厚重和語言藝術的高妙。這種境界，正如南宋詩人陸游示子所論：“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於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聖賢素來“重道不重技”，也便不難理解華中科技大學老校長楊叔子院士“從1998年起，要求自己帶的博士生必須會背《老子》和《論語》，否則不接受其論文答辯”(亦引自《中國青年報》2013年2月1日)這一非同尋常之舉了。原來，經典閲讀，不僅僅是恪守聖哲賢人“安身立命”的價值取向，也不僅僅是賡續老一代學人“取法乎上”的治學心脈;即使從最實用的語言修養需要而論，也是必須的。

“道不遠人”(《論語》)!西南交通大學是一所有着百年曆史與榮光的偉大學校，“窺學術，貫西中”“基礎堅，事功崇”(校歌歌詞)，一部百年校史已經積澱下如此不可磨滅的求學治學之道;毋寧説，當前學校大力倡導經典閲讀和通識教育，就是對我們這所百年老校育人精魂的最好傳承，是人才培養中的大手筆和大方略。

故此，筆者不揣愚陋，略述淺見。“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謹此就教於方家，亦為莘莘學子們提供一點兒菲薄的參考。